新一轮人工智能（AI）技术革命加速落地，传统国际安全秩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核威慑力量、网络空间对抗、军用AI深度耦合，形成多域交织的复合安全新形态。以往分领域单独搭建的战略稳定理论体系，已难以应对风险跨域传导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厘清AI军事化衍生的多重安全隐患，认清核、网络、AI 叠加环境下传统稳定框架的内在局限，探寻适配多技术融合态势的全球治理路径，已然成为全球安全研讨亟待回应的核心议题。

美国正在加速推进军用AI规模化部署。伴随Mythos等前沿大模型的快速迭代，美国政府短期内多次调整联邦机构模型接入权限。虽然美国政府意识到模型存在安全隐患，在最新行政令中要求企业针对大模型部署开展自愿性安全评估，但相关规则仅聚焦美国国内应用安全的考虑，并不是从全球风险管控的视角加以推进。

即使是在其内部军事化应用方面，美国国防部“负责任AI框架”明确要求落实有效人类管控，确保“人在回路”。但一些推演甚至是实地案例显示，前线指挥官在高强度作战压力下，极易过度采信AI生成的目标研判、危机分析结果，尤其是在面对生成式AI可能输出的逻辑自洽但完全失真的战场情报，往往在人类完成复核前，就会误导指挥官快速作出作战决策。

面对技术复合时代的多重安全风险与现实挑战，单纯依托核威慑、网络管控的传统治理思路，割裂了三类技术相互赋能、风险跨域传导的客观现实，难以适配当前多域风险交织的安全格局。AI已然成为串联核安全与网络安全风险的关键媒介。

一方面，AI大幅降低高端网络攻击门槛，依托大模型可自主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生成恶意攻击程序，智能化网络渗透可直接针对核预警系统、能源交通等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发起攻击；细小网络异常经智能系统快速推演放大，极易传导至核心安全领域，诱发不可逆的战略误判。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弱化人工复核的毫秒级智能对抗闭环，将缺失充足的人工干预缓冲窗口，任何一处算法偏差、数据失真，都有可能引发跨领域连锁危机。

由此，照搬分领域单独治理的传统模式已然无法应对新挑战。我们需要跳出单一领域的分析视角，立足核、网络、AI深度融合的客观现实，搭建一套兼顾三类技术特征、适配跨域风险传导规律的复合型战略稳定新框架。

研判风险的最终目的是化解安全挑战。当前各界讨论智能战争风险时，大多推演各类极端危机场景，容易陷入片面悲观的单一判断。而二十余年全球网络治理积累的实践经验，为研判多技术叠加风险、搭建长效综合治理体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现实参照。

本世纪初，全球政策界与学界发出过“网络珍珠港”的风险预警，预判大规模跨境网络攻击会直接引爆全面军事冲突，网络空间将陷入永久战略失稳。但现实发展与这种极端悲观预判存在显著偏差：勒索软件攻击、国家级持续性网络渗透不时发生，但大国间的整体战略稳定始终得以维持，各类网络摩擦长期保持低烈度、可控状态。这段治理实践带来重要启示：技术风险本身并不会造成彻底、不可逆的战略体系崩塌，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更多由多层制度缓冲、常态化透明沟通、统一安全红线、持续性干预机制共同构筑。

与其过度渲染各类极端安全灾难场景，不如将研究重心放在三类关键方向：搭建缓解跨域战略误判的工具、建立阻断多层风险传导的制度、完善遏制冲突快速升级的多边治理机制。跳出单一领域风险预判的狭隘视角，构建适配核、网络、AI叠加格局的综合分析框架。同时，面对多技术融合带来的颠覆性安全挑战，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建成完备无缺的综合稳定理论，可推动理论研究与现实治理同步迭代。吸收核领域、网络空间经过实践检验的治理务实举措，围绕跨域风险管控逐步凝聚国际共识，多维度推进全球协同治理。

第一，国际社会共同磋商划定全场景通用的AI安全红线，重点针对关联核预警系统、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智能系统设立刚性约束，将“人在回路”确立为全球通用底线，永久保留人类对一切致命军事行动的最终审批权限，从源头阻断AI风险向核、网络领域扩散，杜绝无人工干预引发的跨域冲突失控。

第二，各大国搭建常态化对话机制，增设军用AI、智能网络作战、核配套智能系统专属危机管控通道；建立大型AI试验、军用智能系统部署提前通报机制，缩小各国跨领域信息差，降低复合型战略误判概率。同步划定智算中心、大型AI研发基地、网络核心枢纽、核配套设施等跨领域关键设施保护红线，危机发生时第一时间启动外交缓冲机制。

第三，各国协同搭建多边互信配套机制，推动各国智库、跨国科技企业、军政机构开展常态化联合交流，适度公开通用安全评估标准，以技术透明化解各国普遍存在的跨领域安全困境。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多边磋商，凝聚全球共识出台适配核、网络、AI多技术场景的负责任国家人工智能行为规范，填补现有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复合智能作战场景下的细化规则空白，形成具备普遍约束力的统一国际行为准则。（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