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乌克兰政坛与军方迎来冲突爆发以来最剧烈的人事震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引发广泛关注。

军方高层官员密集去职，暴露乌克兰内部矛盾

7月15日，泽连斯基解除了任职仅半年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职务。这纸解职令突如其来，迅速引发乌克兰社会广泛热议。费多罗夫作为乌克兰政坛典型的技术改革派官员，上任后摒弃传统作战思维，聚焦无人化、智能化作战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无人机量产、战术AI落地、无人作战编队组建等改革举措。在其主导下，乌军依托低成本、高机动的无人作战模式，有效抵消俄军兵力与装备优势，大幅降低己方人员伤亡，逐步扭转此前战场被动防守的不利局面。费多罗夫推进的改革举措，成为乌军近两年最具成效的军事革新。其本人也凭借乌军在战场上的亮眼表现，成为国内支持率极高的军方官员。

就在费多罗夫去职引发舆论争议、多地爆发民众抗议之时，泽连斯基在7月21日再度出手，宣布解除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瑟尔斯基于2024年接替扎卢日内执掌乌军，其后主导多场关键战线防御作战，统筹乌军整体兵力部署与阵地攻防，为乌军稳住战场基本盘、维持俄乌战场战略平衡发挥了核心作用。

两位军方高层官员在短期内密集去职，打破了战时乌克兰军事领导层的稳定格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二人去职并非因作战失利、贪腐渎职等常规负面原因，而是因为理念冲突与政坛博弈。乌克兰军方随即出现公开分裂态势，多名高阶将领公开发声力挺费多罗夫，部分军方官员相继辞职抗议，民众示威浪潮持续蔓延，让本轮人事调整的争议性与特殊性愈发凸显。

军方高层人事震荡并非偶然

战时“换将”历来是兵家大忌。乌克兰此番非常规高层人事更迭，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乌克兰政坛历史积弊、战时社会矛盾、外部支撑弱化三重压力叠加的必然结果。

首先，政坛派系林立、内斗不止的历史传统，是本轮人事震荡的根源。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乌克兰政坛始终未能形成战时统一共识，总统府、国防部、军方高层、议会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从未停歇，战时体制下的权力制衡逐渐异化为内耗工具。本次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正是费多罗夫与瑟尔斯基之间难以调和的理念与权力冲突。费多罗夫代表新锐技术改革派系，主张以智能化、无人化重塑乌军作战体系，精简传统军方冗余架构。而瑟尔斯基作为传统军人，出身于军方官僚体系，坚守传统兵力作战模式，更看重军方层级秩序与派系忠诚度。二者在作战资源分配、军队改革方向、战术执行逻辑上的分歧根深蒂固，并逐渐走向公开对立，最终形成“双输”的政治僵局。这种新旧派系、军政体系的对立内斗，是乌克兰政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顽疾。战时特殊环境则进一步放大了派系博弈的激烈程度。

其次，长期战事透支社会根基，民众对执政集团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反腐与问责呼声高涨，从而引发高层洗牌。持续数年的战事让乌克兰经济民生遭受重创，社会疲惫感、厌战情绪不断蔓延。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资源分配不公、局部贪腐等积弊有增无减，大量作战资源被冗余环节消耗，基层官兵作战保障不足、伤亡率偏高。民众与基层官兵对执政集团“改革乏力、弊病丛生”的怨气持续积累，普遍质疑高层权责不清、庸政懒政。费多罗夫的技术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传统军方官僚的既得利益，而瑟尔斯基主导的传统作战模式又难以满足民众对“低伤亡、高效率”作战的期待。泽连斯基被迫进行人事调整，本质上是战时政府为疏导社会怨气、回应民众问责诉求、缓解执政舆论压力的被动举措。

最后，西方外部支持持续弱化，加剧乌克兰内部治理与作战压力，倒逼泽连斯基重构内部政治格局。近两年，欧美国家对乌援助逐步降温，军事装备、资金补给、情报支持的规模与力度显著收缩。外部援助的收紧，直接导致乌军作战资源短缺、战线推进乏力，战场僵持态势加剧，并进一步激化了其内部矛盾。在外部压力持续上升、战场优势逐步流失的背景下，乌克兰执政集团亟需通过人事调整整合内部力量、重塑作战体系，以缓解内外双重压力。

对后续俄乌战场局势的影响

本轮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剧变，并非一次偶然的政坛风波，而是乌克兰战时治理困境的集中暴露，也将对后续俄乌战场格局、乌克兰军事改革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其一，乌克兰内部政治矛盾将持续发酵，泽连斯基政府将面临更大的执政压力。当前，乌克兰政坛新旧派系对立、军政矛盾、官民矛盾日益尖锐，军方高层分裂、民众抗议持续、官僚体系固化等问题相互交织。随着战事的持续延宕，经济和民生困局将严重削弱执政集团的公信力。未来，乌克兰政坛的派系博弈、人事动荡或将成为常态。泽连斯基政府也将长期面临内部维稳、军事攻坚、民生兜底的三重执政压力。

其二，乌军作战体系将迎来局部调整，但无人化作战的核心方向不会发生根本逆转。费多罗夫的去职，意味着乌克兰激进的军事技术改革遭遇阶段性挫折，传统军方势力重新掌握作战主导权。虽然在短期内，乌军无人化改革的推进速度、创新力度或将有所放缓，智能化作战体系的迭代升级可能陷入停滞，但无人化作战无疑是未来乌军弥补对俄战力差距、实现“非对称制衡”的核心手段，也是经过实战验证的最优战术路径。因此，无论高层人事如何变动，无人机、无人作战编队等智能化作战模式，仍将是乌军维持战场平衡、牵制俄军主力的核心依托，相关作战体系只会优化完善，大概率不会被彻底摒弃。

其三，内部持续动荡或将推动乌克兰危机迎来阶段性转折。一方面，乌军高层频繁更迭、作战理念摇摆、内部力量内耗，将直接削弱乌军的战场执行力与战略统一性，导致乌军战斗力出现下滑。另一方面，乌克兰内部治理危机、西方援助疲软、军方改革遇阻等多重变量叠加，可能打破当前俄乌战场的动态平衡。未来冲突或将从“激烈攻防对峙”逐步转向“战略僵持、局部拉锯”的新阶段。冲突的长期性、胶着性特征更加明显。不排除未来出现战场局势降温、谈判博弈升温的可能性。

此次乌克兰军方高层密集换帅，是战时乌克兰政治顽疾、社会矛盾、外部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折射出乌克兰战时治理体系的深层弊端。人事震荡带来的短期变局，虽然不会彻底改变俄乌战场的整体态势，但会深刻影响乌军的作战模式与节奏。未来，乌克兰能否平衡军政矛盾、延续军事改革、稳定内部局势，同时积极争取稳定的外部援助，将成为决定俄乌战场后续走向的关键变量。（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叶天乐）

编审：高霈宁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