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以国际司法审判的方式，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法律定性，这标志着一个以战争非法化为前提的国际新秩序正式形成。这一秩序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发动侵略战争属于严重的国际罪行，国家无权征服他国，炮舰外交不再具备合法性。

东京审判共有11位法官，其中3位是亚洲法官。亚洲法官与西方国家的法官并肩而坐，这一场景本身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是国际审判史上，非西方国家第一次以审判国的身份，追究一个发轫于西方殖民体系、继而侵略亚洲邻国与西方殖民地的帝国的战争责任。但亚洲国家在东京审判中的角色，呈现出实质贡献与结构性边缘并存的矛盾特征：整个审判过程始终受制于以英美法为中心的程序规则，叙事框架也更多以西方受害经验为主导。

从组织资源上看，美国团队拥有上百名律师、调查员、翻译和文员，规模几乎与整个日本辩护团相当；而中国检察组仅17人，印度、菲律宾的团队人数更少。这种资源配置的悬殊，直接影响了各方证据搜集、证人传唤和法理准备的深度与广度。

东京审判覆盖的地理范围几乎囊括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从中国东北到南洋群岛，涉及数十个民族和殖民地民众。审判在法律上确认了一个根本事实：日本在亚洲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犯下的各类暴行绝非“战争中难以避免的悲剧”，而是应当被追究的国际罪行。除了东京审判，亚太各国还相继组织开展了大量B级、C级战犯审判，追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这些审判并非彼此孤立，它们共享了大量证据。在法理层面，各国审判也普遍继承了东京法庭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官方身份不免责、指挥官责任原则等。可以说，东京审判为亚太各国的战犯追诉，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法理工具箱”。

这场审判对亚洲秩序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无疑，它从法律上确认了日本殖民侵略的犯罪性质，为战后领土安排、战争赔偿问题提供了法理依据。但另一方面，冷战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急剧转向，大量战犯重返政坛，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罪责的动力持续减弱。时至今日，日本右翼仍在不断鼓吹“东京审判是胜者的正义”“事后法”等论调。这些说法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却在日本国内仍有相当的市场。

由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温东京审判和亚洲各国的审判？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面对持续泛滥的历史修正主义，需要用文献和法理来回应，审判记录就是铁证；第二，亚洲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法治历史记忆。亚洲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被动接受西方规则的场所，东京审判中亚洲法官、检察官和受害者的声音，本身就是东亚现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战败后，众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交织着两重属性：它既是一场新兴帝国向老牌帝国发起的挑战，更是一场对亚洲各国的殖民征服，东京审判正是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展开的。一方面，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战后东亚的历史走向，助推了各国的战后重建进程。另一方面，由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能实现对日本战争罪责的彻底清算。

日本右翼正是利用了东京审判的这种局限性，试图全盘否定它的正当性，反复狡辩其为“胜者的审判”。事实上，不仅是日本，整个东亚都是在没有彻底清算历史的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战后时代”。但亚洲各国也共享着同一种意识：揭露日本战争罪行、抵制霸权、守护和平，这构成跨越国家民族的历史自觉。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司法的方式反对侵略、以法止战、捍卫和平的划时代审判。尽管存在缺憾，但它依然不失伟大。东京审判留下的法治遗产，值得被严肃对待和持续挖掘。（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依法治国智库战争审判与国际刑法研究部主任、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