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美欧到中东、东南亚和日本，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政府正在以空前力度推动一项全球性的劳动力输出战略。目前，印度已与26个国家签署了28项移民与流动伙伴关系协议（MMPAs）或同等安排，印度外交部称类似谈判还在继续推进中。

与此同时，随着印度移民潮水般涌入世界各地，一股反印度移民的浪潮正在美欧及其他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的土壤中加速蔓延。

“劳工外交”可能给印度带来政治代价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日前刊发报道，聚焦于印度移民潮与西方社会的矛盾，指出莫迪政府正通过国家间协议向对移民持反对态度的西方国家输出劳动力，这一策略与当地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形成尖锐对立。印度政府布局的这场“劳工外交”，可能正在为新德里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代价。

首先，侨汇收入已成为印度经济的重要支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侨汇接收国，2024年其侨汇收入达到1290亿美元，几乎是第二名墨西哥（680亿美元）的两倍，远超中国（480亿美元）、菲律宾（400亿美元）和巴基斯坦（330亿美元）。2024-2025财年，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达2870亿美元，侨汇抵消了这一逆差的近一半，如果不是有大量侨汇流入，印度的经常项目赤字会更大。现在侨汇约占印度GDP的3%，已成为其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侨汇来源的结构性变化。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三国合计贡献了印度侨汇总额的45%，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份额则持续下降。这一结构性转变意味着，印度对高端技术移民输出的依赖正在不断加深，这也正是印度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专业技术人才与劳工输出协议的根本动力。

其次，新德里希望通过劳工输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印度是世界上劳动适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大概有1200万新增就业人口。虽然印度声称其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但其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却无法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就业矛盾非常尖锐。其中，青年失业问题尤为严峻。通过在海外市场安置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印度政府得以管理“不断扩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期望”。而实际上，有更多的印度人口通过非法渠道远走海外。这些人往往并非来自最贫困阶层，而是那些因教育水平或英语能力不足，难以获得旅游或学生签证的群体，他们转而借助收费高达10万美元的中介机构，通过复杂路线规避边境管控而移民海外。

再次，扩大向海外移民反映出印度教民族主义海外扩张倾向。印度人口基数巨大而国土面积相对狭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据外媒报道，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及其母体组织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都有扩张领土的想法，不仅推出所谓“大婆罗多”的设想向周边扩张，而且还要向全球扩张，尤其是向那些人口出生率不足的发达国家移民。即通过移民改变东道国的人口结构，向世界传播印度宗教和文化，成为“世界导师”。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海外移民呈现出鲜明的组织化特征。尤其是最近两年，这种组织化特征更加明显，从德国、以色列到俄罗斯、芬兰和欧盟，劳务流动协议已成为印度签署双边协议的标准配置。

印裔科技精英的“成功叙事”日益黯淡

在印度向海外移民的过程中，RSS及其“团家族”组织网络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SS的海外分支——“印度教志愿服务团”（Hindu Swayamsevak Sangh, HSS）——早在上世纪40年代即在肯尼亚成立第一个海外支部，目前已扩展至156个国家，设有约3289个分支机构。据印度媒体报道，HSS在美国拥有146个“沙卡”（Shakha，基层活动单元），遍布美国几乎每一个州，包括纽约与华盛顿特区等主要城市。这种有组织的海外动员网络，为印度海外移民和印度宗教文化的全球扩散提供了制度化载体。

不可否认，印度海外移民确实为东道国作出了贡献。比如美国一些知名跨国公司由印度裔CEO执掌，印度裔高管在硅谷和华尔街的影响力已成为印度海外移民“成功叙事”的标志性符号。然而，光鲜的精英叙事无法遮盖大规模移民与非法流入所带来的社会撕裂。

过去两年，从美国南部边境到加拿大，印度非法移民潮显著上涨。仅2025年一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就拦截了23830名试图入境的印度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境内约有72.5万印度非法移民，数量仅次于拉美。许多人是利用文凭造假、旅游签证辗转或由已在美国的亲属协助偷渡入境。他们到来后不会融入当地社会，往往聚集成相对封闭的社区，建立印度寺庙、保留自身生活习惯，在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与本地居民形成竞争甚至冲突。更让一些西方社会不安的是，印度社区已开始有组织地参与选举，试图影响公共资源分配和当地政治格局。英国已出现过印裔首相，美国也出现了众多印裔总统候选人。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约260万印裔合格选民成为两党竞相争取的对象。

大规模海外移民激化印度与多国矛盾

印度移民这种封闭性与扩张性共存的模式，在西方民粹主义和反移民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快速催生了针对印度移民的“集体抗拒”。

加拿大在2024年1月宣布对国际学生签证设置上限，首先冲击的就是数量庞大的印度留学生群体，其背景正是公众对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承压的强烈不满。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新申请H-1B签证征收10万美元的高额费用，直接冲击以印度技术移民为主体的既有人才流动模式。澳大利亚也将印度签证批准率削减近一半。今年7月，莫迪访问澳大利亚期间遭遇强烈抗议。澳反移民活动人士在莫迪下榻的酒店外打出标语，高喊“澳大利亚属于澳大利亚人”“不要更多印度移民”。

对莫迪政府而言，海外移民战略正演变成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侨汇已成为印度经济不可或缺的稳定器，海外移民也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的重要出口；另一方面，大规模、有组织的劳动力输出正在激化印度与多国的矛盾，损害印度的国际形象。印度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单纯依赖非正规劳务输出渠道的扩张模式，在民粹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下政治风险不断上升，因此转而寻求通过双边制度化协议来实现移民流动的“合法化”和“可控化”，同时尽量将非法移民问题与技术移民议题相剥离，以维护后者在东道国的正面形象与政治空间。

但印度政府是否准备好面对输出劳动力与输出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RSS和HSS等组织在海外的宗教文化扩张，与印度官方技术劳工输出的务实诉求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当“印度教特性”的海外传播与东道国的文化价值观发生碰撞时，印度外交又将如何自处？这些问题可能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西方民粹主义持续升温，印度海外移民的红利期正在收窄。新德里的“劳工外交”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移民融入、非法移民管控和宗教文化输出之间的平衡，这场精心布局的全球战略，终将被自己点燃的反移民浪潮反噬。（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