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德媒报道，德国工业联合会（BDI）总经理塔尼娅·戈纳近日再次鼓噪和炒作所谓“中国冲击2.0”，称德国工业因此遭受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德国工业体系乃至二战结束以来的整体经济模式都在遭遇重重挑战，戈纳等一些人看到了其中的病症，但却没能找对药方。搞内病外治、对华甩锅这一套，救不了德国工业。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德国依托低廉的能源成本、领先的高端制造能力和开放的全球市场等，形成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模式。该模式不仅为德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也奠定了其在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近年来，受能源格局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贸易环境日趋复杂等因素影响，德国经济持续承压，增长乏力，尤其是其工业体系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结构性考验。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18年至2025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约0.3%。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2019年的21.6%下降至2025年的19.5%。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不久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过去6年间，德国工业领域累计流失约42万个岗位。另据德国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德国共有4996家公司申请破产。可见，当前的德国正面临一场由内外压力叠加造成的危机。

首先，能源供应格局变化推高工业生产成本。过去，德国长期依靠来自俄罗斯的低价天然气。但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为了加速摆脱对俄能源依赖，转而寻求成本更高、运输环节更加复杂的替代性能源供应。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绿色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按照设想，到203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将从2021年的42%提高到80%，对应的投资需求将超过4000亿欧元。而德国国内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等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跟上转型步伐，由此进一步造成能源成本上升与供应稳定性下降，德国国内一些能源密集型企业被迫减产、停产甚至外迁。

其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德国传统工业。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正加速向制造业渗透。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缩影。德国在机械制造、动力系统和工业自动化等传统领域有着深厚积累，但在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和数字平台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和人员储备，致其传统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智能化时代的竞争力。类似问题，再加上德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给收缩等因素，进一步制约了其工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再次，外部环境变化冲击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对包括欧盟在内的经济体加征关税，欧美对俄实施制裁等，都对高度依赖出口和全球供应链的德国工业体系造成较大影响。另外，新兴市场国家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也在压缩德国优势产业的国际市场空间。

最后，德国国内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下降。近年来，德国政府通过加强行政干预、扩大社会福利等手段来应对危机，一定程度上给国家财政和企业带来更大压力。繁杂的监管程序抑制企业投资意愿，尤其难以适应技术迭代迅速的新兴行业发展需求。德国经济研究所（IW）最新调查显示，77%的受访企业认为，包括法定工资附加成本在内的人力成本是阻碍其在德国投资的主要因素，监管政策、较高企业税负以及能源成本，则影响了约2/3企业的投资决策。另外，德国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也在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其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

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德国政府自2025年以来推出多项举措，包括降低能源成本，对能源密集型企业收取优惠电费；设立5000亿欧元的专项基金，改善交通、电网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出总额460亿欧元的企业减税计划，鼓励企业在数字化、绿色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加大投资。今年7月，德国政府又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包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大幅精简行政程序等。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套改革方案对消费者和企业关心的能源问题，依然缺乏清晰的战略思路。

总体来看，德国工业模式面临的并非单一行业的周期性衰退，而是一场深层次的结构性大考：支撑德国传统工业体系的成本基础、技术优势、市场环境和制度适应能力等同时承压。这意味着，短期刺激措施或个别行业纾困政策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将自身面临的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咎于所谓“中国冲击”，就更于事无补，甚至适得其反。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以“创造性破坏”理论揭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传统产业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德国需要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重构，加快工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完善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并通过开放合作重塑国际竞争优势。只有这样，德国才可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作者是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