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加利福尼亚、纽约等25名民主党州长与总检察长向美国纽约国际贸易法院发起集体诉讼，要求停止特朗普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以所谓“未能有效管控强迫劳动产品进口”为由，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实施的10%至12.5%分级关税。

这场诉讼并非孤立的司法对抗，而是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路线持续遭遇阻击的新篇。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博弈，交织着联邦与地方利益冲突、两党政治较量，再次证明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更会从内部撕裂一国经济与治理体系。

屡换法律依据，只为给保护主义政策续命

从政策脉络观察，特朗普政府多次更换法律依据推行关税政策，暴露其贸易保护政策的法理短板。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关键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赋予总统实施大范围全球关税的权限，划定了行政权力的边界。政策受挫之后，特朗普政府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为期150天的10%临时全球关税，作为过渡方案。该方案于5月7日又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为该法律依据不成立。7月中旬，临时措施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即启动两套大规模301条款调查，一套聚焦制造业产能过剩，另一套针对各国强迫劳动管控体系，并以此为依据落地新一轮关税政策。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的设立初衷，是针对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精准调查与对等报复，历史上极少被用于覆盖绝大多数贸易伙伴的“一刀切”征税。然而，本次新关税却覆盖美国99%以上进口来源。换言之，美国行政部门企图借助301条款绕开此前不利司法判决，推行近乎覆盖全球的全面关税，完成保护主义政策的换壳续命。随着多家中小企业提起同类诉讼，这套关税政策未来将面临多重司法挑战，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预期。

党派分歧，构成了本次联合诉讼显而易见的底色。

参与起诉的各州州长、总检察长均隶属于民主党。在美国国内经济议题上，两党路线存在严重分歧。共和党普遍支持依靠关税保护本土制造业、缩小贸易逆差；民主党阵营更加重视进口依赖型产业、消费者权益与跨州供应链稳定。在大选周期的政治环境下，挑战联邦关税政策，是民主党制衡行政部门的常见手段，以巩固沿海贸易重镇、中小企业群体的选民基本盘。

联邦收钱、地方埋单，一样关税两种滋味

地方经济利益冲突，则是各州不惜与联邦政府对簿公堂的根本动因。

美国各州产业结构差异巨大，为关税政策承受的成本也极不均衡。部分制造业内陆州或许寄望关税阻挡海外竞争、扶持本土工厂。然而，加州、纽约、华盛顿特区等沿海地区坐拥大型港口，集聚大量进口贸易企业、跨境零售商、科技制造业，高度依赖稳定、低成本的全球供应链。大范围关税将抬高原材料与消费品的进口成本，推高本地通胀。纽约州评估显示，持续关税将使普通家庭年度开支大幅上涨，进口医疗器械、工业零部件涨价还会抬高公共服务成本。与此同时，贸易伙伴的反制关税会冲击美国农产品、高端制造出口，沿海州的外贸企业、港口就业岗位直接承压。

联邦政府推行统一关税政策，相当于将保护主义的成本集中转嫁至贸易依赖型地区。各州政府无权制定独立对外贸易政策，只能借助司法途径抵抗联邦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害。多地总检察长公开表态，联邦政府出台关税，收益归于联邦财政，物价上涨、企业倒闭、就业流失的高昂代价却由地方政府、中小企业及本地居民承担。这种权责不对等，使地方与联邦之间的经济矛盾持续激化。

此次由25州起诉掀起的关税风波，争端远不止一场法律辩论。它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区域经济分化、贸易路线分歧集中爆发的缩影。特朗普政府依靠不断更换法律工具强行推进保护关税，可以在短期内延续政策，却无法消解政策内在矛盾。行政当局试图依靠关税筑起对外防线、重塑贸易格局，却在内部制造了撕裂，抬高全社会经济运行成本。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贸易壁垒无法实现长久繁荣。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依托比较优势形成分工网络，互利合作才是共赢之路。任何脱离市场规律、忽视多方利益的单边贸易措施，终将遭遇来自国内经营主体、地方政府乃至司法体系的持续抵抗。保护主义的道路，注定越走越窄。（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雪）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