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国商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报告》显示，58%的受访美国及其他国家外资企业对未来5年在华业务前景持乐观或略为乐观态度，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同时持悲观态度的企业比例则由37%降至16%。信心指标出现明显回升虽不意味着中美经贸摩擦已完全消失，却能说明企业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机会与风险，中美关系阶段性趋稳正在转化为更加积极的商业预期。

企业信心从来不是抽象的情绪，而是对收益与风险的综合判断。中国市场的规模、产业配套和应用场景始终具有吸引力，但如果关税、出口管制以及双边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企业在投资和长期经营时就会提高风险权重。一旦对关系失控和政策急剧转向的担忧下降，市场自身的价值就会重新成为决策的核心要素。这也是理解本轮信心回升的一个重要视角。

此外，68%的受访企业将中国本土竞争列为主要经营挑战，国内竞争首次超过中美关系紧张成为首要关切。企业依然面对激烈竞争，但关注重心开始从“外部环境会不会突然恶化”，更多转向“如何在中国市场赢得客户、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率”。从经贸关系看，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

这一变化反映了今年5月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积极引领作用。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对于经贸关系而言，这一定位最直接的经济意义，是降低长期经营中的不确定性。投资建厂、研发产品、建设供应链往往需要多年才能获得回报，企业并不回避正常的市场竞争，真正影响长期决策的往往是关税骤升、交易受限以及政策环境缺乏连续性。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发展给出战略指引，有助于降低企业对关系失控的担忧，也为双方处理具体经贸问题创造条件。

政治预期能够转化为信心，还因为中国市场仍然具有实际回报。调查显示，78%的受访企业2025年在华实现盈利，比上年提高7个百分点，为2019年以来最高；28%的企业去年增加了在华投资，同样创下4年来最高水平。中国市场已经进入竞争更加充分的阶段，外资企业面对的本土竞争明显增强，但盈利回升说明，对具有产品、技术和管理优势的企业而言，中国仍然是能够创造收益的重要市场。

更重要的是，元首会晤形成的政治共识正在逐步转化为经贸机制。双方已同意成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为贸易和投资问题提供常态化沟通平台；同时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框架。9月10日，中国商务部再次确认，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对于企业而言，这类机制的意义不只在于降低多少关税，更在于表明经贸分歧可以通过持续谈判加以管理，从而增加政策的可预期性。

民间交往也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中美关系的视角。不久前美国退休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赛考斯）与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时隔26年重逢。1999年，萨科尔斯基在中国任教时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两人2000年曾在毛乌素沙地见面。如今，当年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经长成5万多棵大树。国家关系有宏大的战略议题，也由无数普通人的真实联系构成。保持人员往来和社会交往，能够让双边关系拥有更加坚实的民间基础。

中美经贸合作的潜力植根于两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农业、航空等传统领域仍具有较强互补性，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绿色发展以及新的数字化应用，也可能形成新的合作机会。随着中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双方合作也将越来越多体现为共同开发产品、完善服务和提高效率。美国企业可以参与中国市场竞争、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同样需要获得公平参与美国市场的机会。只有保持双向开放，合作才能形成更广泛、更稳定的利益基础。

当然，企业信心回升只是起点。关税、出口管制、科技限制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依然存在，新的政策反复仍可能迅速改变企业预期。因此，比释放积极信号更重要的，是不断把共识转化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安排。落实已经商定的合作事项，降低正常经贸往来的制度成本，便利商务人员交流，并通过持续沟通解决新的问题，每推进一步，都会增加企业对未来投资和经营的信心。

竞争不会因此消失，但竞争与合作并非只能二选一。能够合作的领域尽可能形成成果，难以解决的分歧通过机制加以管理，共同面对的风险携手防范，应由大国承担的责任共同担当、需要大国引领的事务携手推进，本身就是战略稳定的重要内容。

上海美国商会调查值得重视的，不仅是“58%”这一数字，而能否把这种预期变化转化为更多可持续的商业活动，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继续沿着元首会晤确定的方向，把政治共识一步步转化为企业能够感受到的确定性和实际收益。（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