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在卡迪夫齐聚一堂，联合举行“脱英”会晤。三人以政党领袖身份签署谅解备忘录，宣称“威斯敏斯特的时代正在结束”，要求英国中央政府承认三地民众有权自行决定其宪政前途。苏格兰首席大臣斯温尼与北爱尔兰首席大臣奥尼尔还联合呼吁举行公投。

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三地分离主义力量联合向伦敦施压。

英国首相伯纳姆回应称，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北爱尔兰内部支持公投的声音也没有形成多数。工党和改革党批评威尔士党想拆散英国，北爱民主统一党指责奥尼尔“武器化”首席大臣角色。特朗普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则进一步推高英国宪制议题热度。

三地的“脱英”情结

三地“脱英”情结的历史根源各不相同。

苏格兰的独立情结根植于其制度自治传统。1706—1707年，苏格兰议会与英格兰议会先后通过《联合法案》，两地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联合法案》虽然取消了苏格兰议会，却保留其宗教、教育与法律体系，苏格兰得以维持鲜明民族认同。20世纪60年代，北海石油的发现，增强了苏格兰主张独立的声音。北海95％的油田和60％的气田位于苏格兰水域，油气收入却归英国政府。1979年，为回应苏格兰日益增长的自治诉求，英国政府举行权力下放公投，但并未获通过。1997年，英国再次举行权力下放公投并获得通过——在此基础上，苏格兰议会于1999年重建。英国“脱欧”后，英国议会多次在苏格兰议会反对下立法，被苏格兰政府视为对权力下放的严重侵蚀。当前，斯温尼政府不仅寻求第二次公投，还要求更公平的财政安排，并借宪制议题迫使伦敦在移民、能源、经济等保留领域作出让步。

威尔士的“脱英”情结则以文化自治为核心。1536年《英威联合法案》未保留威尔士独立制度体系，其民族认同更多依托语言文化。19世纪末，威尔士民族主义目标是“联合王国框架内的平等，而非脱离”。1925年威尔士党成立后，长期聚焦保护语言文化，1930年才转向支持自治。20世纪下半叶，特里韦林河谷水库等资源争议激发民族情绪。1997年英国权力下放公投通过后，威尔士议会成立，但初期权力远小于苏格兰议会。2026年5月，鲁恩·约沃思成为威尔士首位来自威尔士党的首席大臣后，虽排除本任期内举行独立公投，但要求英国下放警务、青年司法等权力，并一再呼吁改革分配公共支出的巴尼特公式、争取更公平的资金补贴。

北爱尔兰的情况则最为复杂。其“脱英”情结直接源于英国殖民统治及族群、宗教裂痕。12世纪，英格兰入侵爱尔兰。16世纪宗教改革后，英国招募新教徒在阿尔斯特建立“种植园”，天主教徒财产被没收、权利被剥夺。19世纪，阿尔斯特东北部迅速工业化，南部仍以务农为主，南北经济差距扩大。1920年《爱尔兰政府法》将爱尔兰分为南北，北爱六郡以新教徒占多数。1922年《英爱条约》建立爱尔兰自由邦，北爱选择退出，分区固化。此后半个世纪，天主教少数群体在选举权、住房、就业等方面遭受系统性歧视。1960年代末，民权运动遭镇压，北爱问题进入国际视野。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确立“同意原则”和权力分享，但边界公投触发机制模糊，族群对立至今未消。当前，新芬党一方面推动统一议程，另一方面也利用边界公投机制向伦敦施压，争取更多财政支持和公共服务资源，同时要求改革北爱权力分享的运作方式。

总体来看，三地寻求独立或加强自治的历史根源各不相同，同时也存在高度相似的现实考量，即都试图迫使英国中央政府下放更多权力、加大资金补贴、争取公平财政安排，并把宪制议题作为增加谈判筹码的工具。这也是三地首席大臣能够在卡迪夫会晤的重要原因。

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风波会重演？

与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相比，此次事态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不同。相似之处在于，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主要政治力量仍为苏格兰民族党。不同点在于，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获得了伦敦的同意，而如今英国首相伯纳姆明确拒绝苏格兰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

2022年英国最高法院裁定，苏格兰议会无权未经伦敦同意自行举行公投。因此，三地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签署的备忘录无法律约束力。尽管苏格兰试图把英国“脱欧”和英国政府拒绝同意公投视为“实质变化”，但威尔士并不急于举行公投，北爱的公投机制也比较模糊。

此外，苏格兰民族党在2026年选举中席位虽多，但得票比例下降，仅靠绿党才维持议会多数。因此，此次三地首席大臣会晤，难以重演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风波，更多是为协调施压、争夺话语权造势。

英国尚未启动分裂“倒计时”

短期来看，英国分裂的可能性不大。首先，三地举行独立公投的门槛高：苏格兰公投需伦敦同意；北爱公投需北爱事务大臣认定“看起来很可能多数投票者会支持爱尔兰统一”；威尔士党则自己排除2030年前举行公投。其次，三地独立民意支持不足。有民调显示，威尔士独立支持率约为32％，北爱统一支持率约为36％，苏格兰独立支持率未达60％的稳定多数。再次，英国央地政治优先项各不相同。伯纳姆政府当前聚焦改善社会民生的“实际措施而非宪制变革”；斯温尼面临财政缺口和党内丑闻；威尔士党要应对改革党崛起；新芬党更关注北爱议会选举。最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使支持独立的叙事难以迅速占优。

长期来看，若英国经济持续低迷、公共服务恶化，改革党进一步分裂联合派，或伦敦长期拒绝公投，英国中央政府面临的宪制变革压力可能上升。当前，卡迪夫会晤的象征意义更大，但也显示“联合王国是否可持续”已成跨地区的议题。

卡迪夫会晤是英国三地自主情绪的集中表达，但并非英国分裂的倒计时。三地民族主义领导人首次同台掀起舆论热潮，但法律、民意与经济约束决定了英国短期内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未来走向取决于伦敦能否用实质权力下放和公平财政安排回应不满，否则长期压力仍会继续积累。（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晋）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