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特别基金用于国防现代化及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恢复部分义务兵役制，誓要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队”……在跨大西洋关系剧震以及欧洲加强自身防卫能力的背景下，德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国防自主和重新武装。不过，这个曾在战后数十年来保持“军事克制”的国家，如今一反常态，还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乃至争议。正如美国一些媒体所言，德国的军备重整“重新引发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争论，即柏林应该拥有多少硬实力”。

我们知道，德国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德国问题”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主导欧洲战争与和平的核心问题。战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把“德国的欧洲”变成“欧洲的德国”，就是将德国的权力装入一体化制度的笼子里。无论煤钢联盟对战争资源的管控，欧洲共同市场对经济资源的统一，还是欧盟对成员国相关领域主权的进一步集中，其中都有着应对“德国问题”的考虑。尤其是在欧元启动的过程中，德国交出自己的强势货币马克，也换来了两德统一。

当然，这一系列过程并不只是欧洲对德国的单向强行限制，其中也有德国的主动奔赴。二战后，德国以“克制文化”重构了自身的安全身份认同，通过多边主义和“非军事强国”原则赢得了邻国的谅解。特别是1970年西德时任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主动一跪，被视为德国与过去决裂的象征。德国也因此给自己换来和平与发展的机会，逐渐成为如今欧洲一体化的支柱和发动机。

不过，现在情况似乎正在发生改变。这些变化所引发的也远不只是军事层面那么简单。

其实，“德国问题”在欧洲从未真正消失，而只是被冷战铁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暂时封存。俄乌冲突以及美国战略重心转移，迫使德国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的现实，即防务安全不能寄望于他人。防务能力的建设与战略自主的提升，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已是一个基本共识。

但这里也同时存在两对矛盾。一是德国自己的心理关与现实关。二战后，德国对纳粹军国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历史责任与和平理念深入人心，再次武装恐引起民众极大不安和反感。而且，德国国防投入已是常年欠账，面临严重的人员和装备短缺问题。现役军人仅18.4万人，且流失速度很快，大量装备也缺乏充分的维护和充足的备件，加之行政化、官僚化积弊深重，更拖慢了德国国防现代化进程。所以，德国的“欠账”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只是心理认知转向的困难，也有军事系统重建的困难。

二是邻国的期望与警惕并存。德国已经成了“欧洲的德国”，但问题并未根本消失，只是焦点更多从军事转向经济，但核心还是权力。在欧债危机中，欧洲国家普遍希望德国能够站出来承担更多领导责任，当然也要担负更多应对危机的成本。但同时，一些欧洲国家又不愿意完全按照德国提出的方案行事。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问题，就是既要德国发挥重要作用，又不愿意德国发挥主导作用。

其中，法国的焦虑可谓尤其严重，也是欧洲内部最具代表性的反应之一。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长期以欧洲一体化“政治旗手”自居，德国则扮演经济引擎的角色。如今，德国似乎正在同时担任上述两个角色。法国人对德国军费扩张抱有普遍的不安情绪，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对德国微词逐渐增多，传统的法德轴心关系正在加速失衡。这也事实上给正在陷入困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当然，这里不只是防务安全的问题，还有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25年德国国防合同中近2/3的资金流向了本国企业，约30%流向了在德国生产的美国武器系统，只有不到10%进入其他欧洲国家的口袋。

也就是说，德国声势浩大的防务自主和军备重整，经济红利主要惠及德国自身军工产业。这与柏林声称的“推进欧洲防务自主”形成鲜明反差。德国拒绝参与多项与法国和荷兰合作的大型军事项目，购买美制F-35而非欧洲战机，类似做法无疑都在加深而非弥合欧盟内部裂痕。如果德国真希望打消邻国疑虑，将防务投资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更紧密地绑定，与其他欧洲国家联合采购、联合研发、联合指挥等等，可能才是解决之道。

历史证明，一个游离于欧洲合作体系之外的强大德国，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将不可避免地在欧洲内部引发担忧甚至警惕情绪。欧洲要走出这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争论”，需要的不仅是德国继续保持对历史和安全问题的清醒认知，更需要力量与信任并行的制度安排。（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