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程逐渐在国际层面广泛传播。它让全世界看见：在黑暗、看不到出路的旧中国，还有这样一群奋力拼搏的人，一心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长征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跨越近百条江河，翻越皑皑雪山，穿过茫茫草地，进行600余次战役战斗，粉碎上百万敌军围追堵截，宣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胜利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成功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对世界曾是一个谜

对于90年前那场伟大壮举的意义，毛泽东曾概括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里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除了红军长征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火种，还包括国内外媒体对这一史无前例壮举的报道和介绍，使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对后来的革命斗争乃至新中国对外关系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把世界形势连成一体后，近代衰落的中国成为列强宰割和欺凌的对象，华夏大地上兴起的革命运动也得到世界上进步力量的同情和关注。但当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一度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国际社会只能通过国民党报纸判断中央红军的大概位置。不过，正在雪山和草地间艰苦跋涉的红军具体处境如何，对国内外很多人来说依然是一个谜。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进入川西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秘密离开部队，由交通员护送步行到成都，再经重庆乘船赴上海。他此行的任务除了联络地下党，还包括向共产国际汇报。陈云到沪后发现白色恐怖严重，地下党已难活动，于是找到与共产国际有联系的宋庆龄，由这位中共的亲密朋友安排赴苏。陈云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负责人，又参加了8个月的长征，他到莫斯科后比较全面和深入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长征的情况，那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份介绍长征的权威性报告。

共产国际对中国工农红军这些闻所未闻的传奇事迹由衷钦佩，决定在国际上宣传长征的业绩。1936年春，署名“施平”（即陈云）的长文《英勇的西征》刊发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同时以英文、法文版本登载，对外介绍了中国红军长征前一阶段的历程。

不过，当年西方媒体控制着国际新闻的主要话语权。为了让国内外更多人了解红军的长征，陈云又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后参加长征、后又在川西被冲散的国民党军医之口，以“第三方”人士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发表于实际由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华文进步杂志《全民月刊》上。“廉臣”这篇长文，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红军在长征中如何突破江河险关，将士们英勇又严守纪律，并得到民众欢迎等。这篇长文后来辗转传回国内，引发进步人士广泛共鸣，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逐渐高涨。这时，宋庆龄通过秘密联系已同中共有联系的张学良，提出介绍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苏区，随后有了驰名世界的介绍长征的作品问世。

罗斯福三度邀请斯诺谈长征

1936年6月，斯诺辗转抵达陕甘苏区后开始采访，详细记录红军及其长征的艰苦卓绝，了解这支装备简陋但精神昂扬的部队为什么能打胜仗，以及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为什么必然胜利。在长达4个月的采访中，斯诺不仅写下十几本文字记录，还拍下22个胶卷的照片以及一些珍贵影像资料。1936年10月，斯诺结束艰苦采访，依依不舍告别陕北。回到北平后，他很快向西方新闻界展示了刚冲洗出的照片，并表示自己拥有第一手的丰富采访内容，立即引发广泛关注。一些内容和照片相继在美国《生活》周刊等媒体上刊发，进一步引发轰动。英美多家出版社来找斯诺，希望他把访问西北红色区域的记录整理成书出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斯诺在妻子海伦协助下完成纪实性的采访录书稿，并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寓意是那支头戴红星的军队给中华大地带来光明。当年10月，书稿连同所配照片交由英国戈兰茨公司首发，10万册销售一空，当月加印3次依然供不应求。美国的出版社随后也一再发行，很快又有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译本，成为当时全球除文艺性小说外最畅销的书籍。《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如此受关注，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它出自美国记者之手，是被西方社会认为能接受的纪实采访。

该书出版时，正值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西方国家普遍感到贫弱的中国前途堪忧，这时突然得知有一支头戴红星且经过长征的军队给那个文明古国带来希望，自然产生广泛兴趣。这本书还影响了西方一些政要，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读过后竟3次请斯诺到白宫，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何能做出这样了不起的事。正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西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全新认识，这对后来中国抗战及整个革命事业的外部环境都有积极影响。

斯诺一向情系中国。《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的第二个月，他就将英文版交给著名出版家、作家胡愈之。看到这部动人作品后，胡愈之马上组织翻译，在已被日军包围成“孤岛”的上海租界内出版，并改称《西行漫记》以免遭到查禁。1938年2月该书在上海首发，半年内即出5版计8万册，国内其他地区的翻印更难计数。抗战初期国内有4万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其中很多人都说自己曾受到《西行漫记》影响。一本“出口转内销”的书籍在国内起到如此巨大的精神作用，在中国出版史上也属罕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程逐渐在国际层面广泛传播。在当时世界的认知里，中国是一个听说过但不了解的神秘大国，那里贫穷落后、看不到希望。但斯诺的书向全世界揭开真相：在黑暗、看不到出路的旧中国，还有这样一群奋力拼搏的人，一心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今天困难变了，但伟大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一部介绍红军长征及其英勇奋斗事迹的书籍在中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关键还是在于那场伟大壮举本身就是一部震撼世界的史诗。在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那段恢宏历史，是为了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

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首先是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长征之前，革命已经跌入低谷，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长征胜利之后，局面一下柳暗花明。20世纪20年代，巴西革命者也曾进行过一场远征，被称作“巴西长征”，但最后失败了。巴西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到访中国时，还聊起过两场“长征”。他们也在思考：为什么东方的这场长征能够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它带给世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一个政党只要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就能在持续不断的艰难探索中找到出路，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1975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曾专门向长征英雄致敬。在西方人眼里，长征是一次“人类意志极限挑战”的英雄行动。而对我们而言，理解长征时会站在当时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角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长征，正是对这种初心和使命的生动践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之后，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才是更宏大、更长远的目标。

长征既是激励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坚韧品格的有力展示。在世界面前，万里长城和万里长征通常被认为是这种坚韧品格和伟大精神的突出代表。万里长城是物质上的丰碑，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主要靠人力修筑起这一举世无双的工程，彰显中华民族的强大韧性。长征则是精神上的丰碑，伟大长征精神已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长征的历史从未远去，长征的道路在不断延伸。长征胜利90年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伟大长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还向西方世界公开了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诗跟着这本书在海外广泛传播，让世界直观感受到长征所传递出的精神力量。9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望那段苦难辉煌，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长征胜利是必然的，其中蕴含着党和人民军队铿锵前进的制胜之道。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就是要传承它所代表的光荣传统，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超越过去、走向未来。我们讲走好新的长征路，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同样存在。尽管今天的困难和当年的雪山草地截然不同，但伟大长征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就是靠着“不怕远征难”的勇毅，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力创造新的辉煌。（作者是军史专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