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的命案
新京报：犯案之前，你家的状况怎么样？
刘永彪：那几年，我父亲过世了，留下了很多债务。另外，我女儿生下来时眼睛有病。那时候，我家里不吃不喝，一个月也弄不到一千块钱，就是靠土地挣钱。
新京报：1995年，你为什么要和汪维明去织里镇？
刘永彪：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连交公粮的钱都拿不出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为人很清高，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过成这个样子呢？后来汪维明跟我说，我们怎么这么穷呢，不如去外面闯闯。我说要到哪里去？他说湖州那边有很多有钱的大老板，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
新京报：你马上就同意了？
刘永彪：那个时候如果我有一两万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了，家里条件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当时我连车费都没有，就跟着去了。但是当时没有想到会搞出人命。
新京报：你和汪维明是好朋友吗？
刘永彪：他比我大十一岁，属于我的长辈，我很尊敬他。大集体时期，汪维明是记工分的会计，在我看来就是文化人。而且，那时候生产队晚上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大鼓书，汪维明认识很多人，有很多资源。
他爱人去世之后，他和丈母娘家不来往，小孩没有舅舅，就认我做舅舅。
新京报：犯下命案之后你们去了哪里？
刘永彪：我们两个逃到上海，然后就分开了。我不敢和他联系，担惊受怕，每天都是折磨。
新京报：你在怕什么？
刘永彪：首先想到的是名誉问题。我几乎看过所有的侦探小说，我明白，像我这种情况肯定会被查出来。那时候我已经小有名气了，就怕一旦被查到名誉扫地。另外也怕因为这件事影响家人。这也是我一直不敢自首的原因。
新京报：之后你做了什么？
刘永彪：1996年的清明节，我买了一包老鼠药打算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后来想到老鼠药很苦，又用小药瓶装了点酒。没想到，那一次我老婆把女儿抱去了，我看到女儿，想到她的眼睛还没好，我觉得应该尽父亲的责任，所以就没有吃药。
新京报：这期间有没有害怕警察会找到你？
刘永彪：很担心。我觉得警察肯定会找到我，也想过自首或自杀，毕竟这个案子牵扯了四条人命，太大了。但同时，我也抱有侥幸心理，毕竟还没被抓到。我偶尔也劝自己，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