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写小说呢”
新京报：当年的命案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永彪：都是坏的影响，没有好的，恐惧害怕嘛。
对我来讲，我生活在现代社会，看了那么多书，我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太多了，但是这个案子对我有影响。我为了忘记这个案子，就跟人家打麻将，特别是“白银案”出来之后一年都是这样。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就这样把写作的时间浪费了。如果不打麻将，不下象棋就要想到这个案子，我自己心里也是清楚的。
新京报：如果没有犯案，你觉得自己会是个成功的作家吗？
刘永彪：就在警察抓我之前两三个月，还有人叫我写电影。之前我还写过50集的电视剧，写过电影剧本。但我就想到我这个历史问题，不敢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这个案子，我的高度绝不是现在这样，不论是质还是量。
新京报：“不敢进一步发挥”是指的什么？
刘永彪：（案发后）一年没有查到，我就有一点侥幸心理了，想着也许不查了吧，我就开始写作。有时候写着写着，又觉得，我犯了这么大的事，哪有资格写作，就停下了。放了一阵发现没事，我就又开始写。刚写出一点成果，又觉得我毕竟是背着命案的人，这么大案子怎么可能不查，我就又不敢写了。一直在这种矛盾中过的。
其实犯案之后，我就不努力了。我也不敢努力，就怕万一出名了被人家关注，命案就被查出来了。我写的小说，在有些大刊物发出来以后，我一看，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写这种小说呢，突然就有这样的内疚感觉，然后我马上就写不出来。
新京报：这个案件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刘永彪：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污点，不堪回首的污点。它是影响心理的一个魔鬼，很是折磨我，时不时地跳出来。我出了成果它就跳出来了，不出成果的时候就忘记了，有时候忘记了就好一点，忘记了以后就好好地要看书、要当作家了，但是你出了一点成果，它又跳出来了。
新京报：你觉得文学圈的朋友怎么看待你？
刘永彪：其实很多作家一直在关注我，很多编辑也是。安徽有一个老师对我相当不错，但其实我是愧对他的，因为我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努力。他关注我，我发了几本小说马上就要缩回来，不敢写了。就是内心恐惧害怕，而且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个作家的头衔。
新京报：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作家头衔？
刘永彪：文学写作，说得好听一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的都是真善美。我这样背负命案的人，怎么能当灵魂工程师呢？
新京报：你的作品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刘永彪：基本都有。我的长篇小说《难言之隐》，里面那个马小牛就是我自己的影子，像马又像牛一样。
新京报：你是不是曾想写一个身负命案的美女作家的故事？
刘永彪：对，但最后没有写出来，不敢写。名字就叫身负数条命案的美女作家，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了，不敢接着写了。
新京报：你为什么说你的书里没有坏人？
刘永彪：坏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它有自私，自私是本性，有的人你讲是坏人，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办出来的事别人不能接受，那也不能叫坏。
新京报：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你想写什么？
刘永彪：我肯定是没有机会写了。如果要写，我就写原罪，打一个括号，后面是赎罪。这么写可能没有什么市场效应，但对我来讲，我写出来要给我儿子女儿看，我想告诉他们，爸爸走这条路并不是本心就是恶的。如果要写的话，我肯定客观地写出来。
新京报：这本书里你会写些什么？
刘永彪：写我家里的环境，文化的氛围，我的理想。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罪人，但我后面还有赎罪。他本来是一个不想犯错误的人，怎么就犯下这么个大错，在人性本善和恶行之间找一个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