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尧家小区外边有一家小咖啡馆，有时候这里就是他的会客厅。阳光铺在门外，每一个进来的人好像都带着光晕。我等了一会儿，似乎这里下午咖啡醇厚的味道更浓了。李尧应该算是我认识的翻译家里跟诺奖得主打交道最多的人，从现代派文学大师帕特里克·怀特到加拿大作家门罗，从日常交谈到亲笔书信，都是彼此间的故事。当我提到《辛德勒名单》《荆棘鸟》，李尧马上回应出自己与这些作家的故事。人名、书名夹杂在咖啡里，恍惚间，我们仿佛身处塞纳河左岸。

文学世界能让人永葆青春，“我从山崖上起飞，在蓝天下翱翔，风雨中，羽翼渐渐丰满，胸腔里，跳动的依然是那颗雏鹰的心……”如果不是坐在对面，很难相信这句话是从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口中讲出的。我们拉家常一样谈着世界文学大师们的故事，李尧忽然说：“我经常跟三联书店的编辑聊起你，风趣幽默的风格，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和你的作品。”瞬间，我觉得小咖啡馆里连盘子都闪着光。

李尧 1946年出生，翻译家.翻译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长篇小说《人树》《树叶裙》、自传《镜中瑕疵》，以及数十部澳大利亚作家作品、英美文学作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找到文学的星辰大海

翻译一本书是种缘分

1962年，16岁的李尧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从ABCD开始学。跟今天的人相比，这起步实在太晚了。他只能以量取胜，挑灯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能找到的英文版都是他的阅读书单。他还有意识地对照著作的中文译本，逐字逐句研究。大学三年级，他试着将英文版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灯塔》译成中文，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觉得好玩。或许就是这种心态，给日后从事翻译打好了基础，哪怕毕业之后的工作，英语一点儿也用不上。

毕业后将近十年，李尧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依旧与英语为伴。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是他最好的读本，他也曾利用劳动间隙读完了英文版《约翰·克利斯朵夫》。

如果从《青海湖》杂志1979年第一期发表李尧翻译的查尔斯·狄更斯的短篇小说《梦星空》算起，他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已经走了44年。提及自己的引路人，他对高庆琪念念不忘。《青海湖》小说组编辑高庆琪年少时曾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师从卞之琳、李广田等文学名家。他对《梦星空》非常赞赏，译文发表后，又约李尧翻译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远航》，还凭借自己的影响，把李尧翻译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金甲虫》推荐给青海出版社、翻译的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推荐给天津新蕾出版社。

素昧平生，只因爱惜才华。1981年初冬，高庆琪从西宁到北京开会路过呼和浩特，特意下车停留一天与李尧见面。两人聊到深夜，这次谈话后，李尧走入茫茫译林。

上世纪80年代初，李尧在内蒙古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消息闭塞，资料奇缺。他到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淘宝”，也找不到适合翻译的材料。万般无奈之下，他硬着头皮给非常敬仰却素未谋面的大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教授写信，希望得到帮助。没想到的是，他很快收到了王佐良教授的回信，同时还收到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的两个短篇小说《紧身甲》和《小马驹》的复印件。王佐良教授信中的每一个字都传递着力量，他还告诉李尧怎样通过图书馆“异地借书”。八年后，李尧和王教授第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见面，提及此事，老教授还依稀记得。王佐良一生中不知道帮助过多少像李尧这样的年轻人。

写信专业户备受青睐

诺奖得主作品成遗憾

那个年代，李尧是“写信专业户”。为了深爱的文学翻译，他像一匹不知深浅的野马，东奔西突，不仅冒昧地给王佐良这样的大翻译家写信求助，还向英语国家的作家写信求援。1981年6月，李尧从乌兰察布盟科技情报研究所一堆落满灰尘的英文资料中，发现新华社发布的一份内参，上面刊登了一篇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他欣喜若狂，很快把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翻译成中文，还通过新华社给爱丽丝·门罗写信，抱着渺茫的心情，想与这位当时还不被国人熟悉的作家取得联系。

没多久，李尧奇迹般地收到门罗的回信和她的两本小说。一本是她的成名作《快乐影子之舞》，另外一本是《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李尧信心倍增，志在必得。他一边认真研读，一边开始联系出版社，但敲遍了所有能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社大门也无人应答。原因很简单，爱丽丝·门罗那时还籍籍无名。等到2013年，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各大出版社趋之若鹜，而她送给李尧的那两本书已经在书架上被冷落了整整32年，门罗的亲笔信至今还被李尧珍藏着。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大学的一位澳大利亚老师送给李尧两本书：一本是帕特里克·怀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人树》，另外一本是《亨利·劳森短篇小说选》。李尧对澳大利亚文学一无所知，但他被这两本书吸引着，走进了一个新奇、陌生的世界。两位作家真诚、朴实的文字让他想到，面对凄风苦雨，草原上的雄鹰总是从世人看来最不可能起飞的山崖展翅高飞。李尧置身于内蒙古，偏居一隅，远离当时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比较集中的“北上广”；他孤军奋战，不属于任何一个“朋友圈”；他学历尚浅，与家学渊源、名校培养出来的翻译大家不可同日而语……对他来说，要想飞上文学翻译的蓝天，几无可能，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就是山崖上孵化出来的雏鹰，睁眼所见就是辽阔的蓝天，他要振翅高飞。

伯乐总是出现在身边

选择澳大利亚文学方向

初涉翻译时漫无目的，李尧碰到什么就翻译什么。尽管也懂得，只有专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才能有所成就，但他既无人指导，又无书可译，只能乱闯。从零开始翻译澳大利亚文学，可以说困难重重，李尧想起一个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胡文仲教授，他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最早派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著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风靡一时，胡文仲教授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和全国电视观众一样，李尧也从屏幕上认识了这位老师，觉得他一定不会嫌弃自己这个远在天边的学生。于是，李尧发扬“写信专业户”的特长，再次拿起笔，给胡文仲教授写信求教。这封信投到邮筒里，李尧惴惴不安。而奇迹总是重复出现，一个星期后，他收到胡教授的回信，信中简要介绍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现状，并说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在国内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大有可为。

1984年，李尧开始翻译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怀特是现代派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文字精深、晦涩难懂，翻译起来难度非常大，几乎每一个段落都有难点、阻碍。胡教授鼓励李尧：“《人树》是一座高山，爬上这座山，就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为了把这部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也为了提携李尧这名后生小辈，胡文仲教授决定与李尧合作。伯乐的出现让李尧这匹千里马越跑越快，1992年，他调到北京工作，与胡文仲教授的交往多了起来。《人树》之后，他们又合作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当代短篇小说选》。

1988年8月，李尧到悉尼参加文学活动，抽时间拜访了帕特里克·怀特。怀特喜欢独处，自从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是很少接受采访或会见客人。但是，他对李尧这个来自中国的译者非常热情，在询问了一些翻译《人树》的细节之后，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他的自传《镜中瑕疵》，希望李尧能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还说，他非常希望去中国，可惜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无法成行，如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走进中国，也算了却了心愿。望着怀特苍老但依然湛蓝的眼睛，李尧决心不负期望，一定尽快把书译完，让自己敬仰的作家早日以他的方式走进中国。

《镜中瑕疵》在1990年8月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就在李尧和时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商量如何尽快寄书给怀特的时候，有朋友给李尧寄来一份《悉尼先驱晨报》，上面赫然写着澳大利亚一代文豪帕特里克·怀特先生于1990年9月30日溘然长逝。看到这个消息，李尧十分难受，觉得辜负了怀特的期望，没能让他亲眼看到这本自传的中文版。

最近几年，李尧足不出户，翻译了帕特里克·怀特难度最大的小说《特莱庞的爱情》。这本书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文笔清丽，凄婉动人。李尧觉得，怀特会用另一种方式满面春风地走到中国读者当中。

放弃文学创作

一心一意做翻译

李尧也曾立志成为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但有一件事，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到悉尼拜访怀特时，送给他自己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微笑》。而站在怀特面前，看着他身后书架上摆放着的一部部著作，李尧似乎看到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那么，自己的书的读者，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小说而获益？几乎就在那一刻，他做出决定：放弃小说创作，全力以赴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从悉尼回国至今，他埋头翻译，挖掘自己作为文学翻译家的价值与潜力，同时挖掘澳大利亚文学宝库里那些闪闪发光的珍宝。

《荆棘鸟》的作者考琳·麦卡洛和李尧也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他翻译了《荆棘鸟》姊妹篇的小说《呼唤》，或许这是李尧的译著中销售量最好的一本，首印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麦卡洛为李尧译的这本书写了中文版前言。2011年，她的自传《没有烦人琐事的生活》出版后，很快就寄给李尧一本。这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翻译，但部分章节已经成为李尧在北大教“高级英汉笔译”的教材。

1996年，李尧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辛德勒名单》作者托马斯·肯尼利的小说《内海的女人》。前不久，85岁高龄的肯尼利又给李尧寄来自己的新作《狄更斯男孩》，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很快会跟读者见面。

翻译家打破语言的关隘，将世界名著带到我们面前。这么多年来，李尧和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已成莫逆之交。他写过一篇《翻译使我高尚》，他觉得翻译这些享有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作家作品的过程，就是净化灵魂，让自己变得高尚的过程。

对话李尧

我在翻译时

犹如攀登高山

记者：翻译是挺孤独的一项工作，名字总是要隐身在原著作者之后，很难被读者记住。文学爱好者往往通过一些大赛脱颖而出，翻译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活动？

李尧：1983年，上海《外国语》杂志和南京《译林》杂志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一次中青年文学翻译比赛。我那时虽然已经翻译出版了四本书，在报纸杂志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但对自己的翻译水平究竟如何，心里没底，就想参加比赛，一试高低。比赛的评委都是享有盛名的老翻译家，题目是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儿子》。结果揭晓，全国4000多名参赛者中有40个人获奖，我是其中之一，是西北地区唯一的获奖者。

记者：您翻译了很多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跟英美文学有什么不同之处？

李尧：我已经翻译了60多本书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英美文学，包括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约翰·福尔斯、马丁·艾米斯、玛丽莲·罗宾逊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我觉得澳大利亚文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浓厚的澳大利亚风情。澳大利亚的历史人文、自然景观、生活方式、种族矛盾都为不同时期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舞台与空间。我翻译的澳大利亚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彭塔里亚湾》和《天鹅书》深受当地口口相传的古老文学传统的影响，字里行间闪烁着绮丽的色彩，有人称之为“原住民魔幻现实主义”。这种风格给翻译带来许多困惑，我在翻译时觉得犹如在攀登高山。我认为读他们的作品，也会给我们当下作家的创作带来启发。

记者：澳大利亚文学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吗？

李尧：2009年，我开始翻译亚历克西斯·赖特的长篇小说《卡彭塔里亚湾》。赖特的曾外祖父是从广东开平到澳大利亚的华人，我了解到她的家族故事之后，帮她从一大堆历史档案中找到了她曾外祖父叫徐三保的证据。有一年，她利用到广州参加“中澳文学论坛”的机会，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来到开平徐家祠堂。她和我成为很好的朋友，视我为兄长。后来我又参与翻译了赖特的《天鹅书》《地平线上的奥德赛》。

记者：您目前在翻译什么作品？

李尧：目前我正在和西悉尼大学的韩静教授合作翻译亚历克西斯·赖特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福地》。这是一部长达60多万字的巨著，翻译的难度很大，但很有价值。希望这本书能尽快跟中国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