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首场初选1月15日在艾奥瓦州举行，特朗普轻松获胜。这预示着，特朗普与拜登再战总统宝座的场景很可能将会重现。

今年国际形势最突出的要素是“选举”。它们带来的并不都是朝向稳定局势的调整，不少选举反而暴露出更为深刻的裂痕。正因如此，今年可以说是多种风险高强度汇集的一年，其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选举来自美国。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日前发布的年度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无论谁获胜，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都将给世界带来最大政治风险。确实，美国大选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今年世界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一，美国大选已经很难说是对美国现有政治弊端和政策缺陷“自我矫正”机制的构成部分，相反它已成为暴露和加剧美国自身分裂的加速器。近年来，美国不少前官员或分析人士不断发出警告称，美国“内战”即将到来。这类观点有合理之处，值得深思。今年大选，特朗普裹挟极右民族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在共和党总统提名战中优势明显。不同于2016年、2020年两场大选中极右民粹的潮起潮落，今年的美国大选很可能将决定接下来数年美国社会思潮的潮头涌向何方，或者可以说，美国在今年大选中将面临“道路”与“身份”向何处去的战略抉择。特朗普以种族、宗教的“白人化”指向凝聚美国身份与国家认同，并以狭隘民族主义为指导誓作“堡垒国家”；拜登则以种族宗教融合的“多元化”为指向，以及用建制派精英认同的自由主义指导内外执政。如今看起来，这二者之间的较量很可能升级为某种程度的“决战”。

2024年美国大选，会产生一个类似1860年大选那样由“乱”滑向“战”的悲剧，还是会出现一个类似1932年大选那样由“乱”转为“治”的正轨，人们也在仔细观察。只是如今美国内政呈现的乱局，使得更多人认为，前者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美国大选的“暴力化”倾向，很难使人乐观看待美国政治机器运转的健康性。美国200多年的选举历史，积累出了特定的选举文化，它一度引以为傲的选举“文明性”在近10年的实践中愈来愈被选举“暴力化”所取代。制造仇恨和族群分裂的政客更获选民支持的生态已然形成，呼吁妥协与和解的政治力量反而日渐衰微，这意味着美国内部不同群体和领域的“内战”或“对抗”状态只会强化而很难得到缓解。与此相应的，是加剧对抗分裂的政客更易赢得选举，这一点，很有可能也会在今年的大选中得到反映。

目前看，推动特朗普与拜登再次对决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倒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分裂的美国不可能再次伟大，而是“报复”和“反报复”。特朗普的社交平台或公开言辞充斥着浓厚的“复仇”情结，针对政治和法律对手的公开威胁是他竞选的突出标志。以往，这种“粗蛮”竞选者很容易被选民抛弃，但近年来此类以选举为武器、毫不掩饰报复对手意图的政客颇受欢迎。民众对美国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日渐攀升，他们乐见也助推极端人士走到前台，意图以此削弱更多反映精英利益的现行政治体制。此次美国大选的民粹化和个人化色彩愈发浓郁，很可能使选举本身更具暴力色彩。

第三，选举的社交媒体化和信息的人工智能化，使此次美国大选易于产生更多政治暴力或国内恐怖主义事件。信息和媒体告别了金字塔化时代，进入到扁平化时期。美国政治精英通过垄断《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来塑造公众舆论的格局已被打破。X、脸书等社交媒体成为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主渠道。

媒体的严肃性和信息的真实性越来越被随意性和虚假性所取代。阴谋论盛行、虚假或错误信息弥漫、极端势力泛滥等，使选民在选举中很难分辨关键信息的真实与否。更为严重的是，以Deepfake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造假技术在社交媒体中的普遍应用，使不少选民被信息的“头脑风暴”所裹挟，即使受到政治利用也毫无察觉。尽管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对竞选广告使用人工智能加以法律限制，但多数州对此反应依然迟钝。今年的美国大选在这样的高风险环境下举行，选举乱象势必愈演愈烈。

鉴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我们希望美国在大选中可以克服其自身分裂，而非任其内乱外溢而造成世界更多动荡。毕竟人们希望世界能够有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非更多对抗和危机。（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