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向“民族国家”回调，还是在“霸权帝国”道路上继续狂奔？是减少对万里之外事务的过度卷入而将资源更多投向扭转国内失序，还是继续沉迷于对外干涉而浪费本可用在国内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的资源？在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之际，美国越发面临国家发展战略与路线的抉择。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一开头就聚焦乌克兰危机，呼吁对乌提供更多援助。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两周年前夕，美国刚刚带头宣布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甚至还将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一批实体列入制裁清单。但拜登政府的挺乌“决心”正遭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越来越多的反对，美国国会至今仍未通过一项对乌追加600亿美元金援的法案。不少分析认为，美国正在因对外干预而过度透支资源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它现在亟需的是战略收缩，而非延续透支和干预主义。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美国延续和加码现行政策越来越难。截至今年2月，仅美国一国对乌军援就已达到1100多亿美元，但这并未换来乌军战场形势的逆转；前后十多轮对俄制裁已经创下美国这个人类史上“头号对外制裁大国”的历史纪录，践踏二战以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几乎所有基本原则，结果却是眼见着俄罗斯在经济产出、抑制通胀和稳定汇率等方面逐步稳住阵脚。

尽管对俄大动干戈已被证明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美国一些政府高官和反华政客仍然扬言美方可以像在二战和冷战期间那样“同时专注于两个战区”或“同时应付两条战线上的问题”，即在乌克兰危机之外，美国还将继续保持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维持对中国的围堵遏压。

但就经济运行机制而言，美国过度干预外部事务并为此不断加大军事开支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宏观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财政、贸易“孪生赤字”，天文数字的军费和对外干预开支不仅直接加剧财政赤字，而且通过制造、扩大政府部门的负储蓄而间接推高美国贸易逆差。国防与安全支出、社会与消费者需求以及需要不断增长的投资之间相互争夺资源，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能否平稳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协调和平衡这三方面。而美国的国防和对外干预支出现在显然是严重过头了。

不要以为当前美国经济账面真如拜登在国情咨文中描绘的那样“无需忧虑”，不要以为美国可以依托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地位而无休止地印钞融资来支撑自身经济和财政。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内，美国确实能够通过军事力量等维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甚至霸权地位，借此大薅其他国家羊毛来为美国国内的消费、投资“埋单”，但这种操作必将面临“特里芬两难”约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内以美元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和支付货币面临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美元信用难以为继。

美国自身发展的现实与前景都要求这个国家进行战略收缩，但哪支政治力量更有可能领导美国实现这一转向？西方国家政治本质上是利益集团政治，相关对外政策主张中的“国家利益”说法背后，往往存在诸多利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算计。总体而言，当前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大阵营几乎一致鼓噪对华遏压，但政治基本盘、政见基本原则决定了民主党阵营在维持对外干预的“帝国”路线方面动机更强；相对而言，共和党阵营虽然也在美国对外干预的惯性中收不住脚，但未来或有可能转向相对孤立主义的“民族国家”路线。

美国国内身份政治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民主党在这方面表现尤其明显，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身份政治、多元文化等为政见基本原则的政党，在其近年的党代会代表构成中，非洲裔、拉美裔、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占比通常达到它们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的两倍甚至更高。这种身份政治操作在西式政治游戏规则下有利于攫取选票，但也制造和加剧着社会分裂。与此形成悖论的是，当他们执掌政权后又不得不面对增强国内凝聚力的需要。因此，树立“外敌”就成为当前民主党政府凝聚国内共识的主要工具之一。

与此同时，身份政治实际上也鼓励着已经入籍美国的外来移民延续对母国文化、有时甚至是母国国家利益的认同，而非尽快同化和融入美国。当前的民主党政府尤其是将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奉为绝对“政治正确”，为此鼓励选举和任用具有少数族裔背景的人员担任要职。而与出身传统美国白人家庭者相比，这样的人往往更容易引导美国关注和干预包括自己母国在内的外部事务，有的甚至特意这样去做以维持和抬高自身“政治身价”。这样的人在美国政界占比大幅上升，可能意味着美国干预别国的冲动加剧，导致对外摩擦升级和长期化的风险上升。

共和党阵营也染上了身份政治和其他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病症，但其政治基本盘和政见基本原则与民主党的上述特征仍有较大区别。虽然不少共和党政客也在推动对华“新冷战”方面表现极端，但在美国对华遏压的一系列操作遭受重挫、美国国内矛盾持续加剧的情况下，共和党阵营会否开始倾向于转向相对的孤立主义，将目标收缩到保住美国国本以及以在西半球的利益为先呢？这一点还有待观察。（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