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标题
- 经济每月谈: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活动描述
- 中国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六十四期“经济每月谈”于2014年10月22日上午9:00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楼多功能厅举行。本期主题为: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 郑新立: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欢迎大家来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六十四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次经济每月谈的主题是"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4-10-22 09:04:08
- 郑新立:
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在多次召开经济形势会议时都指出,当前经济工作面临不少困难和压力,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国内外对我国的经济形势也非常关注。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三季度的数据,海关总署也发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数据。前三季度GDP的增长7.4%,第三季度增长了7.3%,成为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速度,2009年我们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一季度同比增长6.6%。目前,分析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及预测第四季度的形势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
另外大家也比较关注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今天围绕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这一主题,我们邀请到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贺铿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同志;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主任张永军。请他们来分析和讲解,150分钟的时间是这样安排,每位嘉宾讲30分钟,剩余的时间讨论互动。首先发言的是贺铿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统计教育家和经济计量学家,是中国经济计量学的开拓者,1992年享受了国务院政府的特殊津贴,曾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2008年3月被任命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下面欢迎贺教授发言。
2014-10-22 09:06:53
- 贺铿: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发言的题目是“稳增长首先必须稳心态”。讲三个问题:第一,经济形势。第二,继续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第三,加快农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主要是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刚才关于经济形势郑新立主任已经做了简要的说明,统计局的数字也做了分析,我主要通过这些数字谈一谈个人的一些观点。当前的经济或者说今年以来的经济总体上是稳定的、正常的。从这三个季度的各种统计数字来看,我认为1—7月份经济运行相当正常、平稳。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下行的比较多,我认为是异常的。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8月份降到6.9%,增速比7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能找到的原因主要是出口下降,其他一些原因我认为是很难找到,或者有些原因牵强附会。出口对于工业增加值有向下拉动,但是不至于这么多,很可能当时货币政策收的不够快,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些数据当中它的准确性也值得分析,9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又恢复到了8%,这个速度应该说已经走向了正常。因此我个人认为,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7.5%左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第四季度的趋势来看,全年的速度7.4%是肯定的,没有什么问题。有人甚至还可以预计可以完成7.5%,7.4我认为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2014-10-22 09:10:20
- 贺铿:
第四季度经济运行的趋势和当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比第三季度要好。我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界也有许多人在谈论,对于转型期的某些数字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我们的统计数据像工业增加值8、9月份都偏低,但是我们从今年以来有两个数字是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是就业,前三季度的就业超过1000万,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今年的目标。就业增加不能说我们的工业有多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数字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的发电量。工业的发电量的增长和工业增加值这二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数据,过去相关系数一直是0.9以上高度相关的。今年以来相关系数降低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降低了,降到0.7以下,这个降低再仔细分析很有意思,发电量的增长偏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之上,也就是说是向上偏的,有一个解释,我们的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可能存在系统的偏差,这个偏差不是往水分方面偏差,而是实际的偏差,因此我们整个经济状况来看是比较稳定比较好的。
所以我坚持认为,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下行主要是过渡的投资带来的结果,我们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一直积极到现在,我们的投资是资本形成这方面一年比一年高,今年在结构调整之下到了48点几,我们最低的时候最终消费率45.5%,这个数字从一般的规律来看应该是65%,1998年之前我们国家是62.5%,跟世界的平均趋势差不多,一直到2010、2011年降到45.5%,今年恢复到48.5%左右,这个经济下行没有什么太可怕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过多投资带来的情况,或者是出现了滞胀。
2014-10-22 09:17:30
- 贺铿:
这个病要治,因为这个病的形成是吃补药吃过了头形成的,要治这个病不可以再用吃补药的方法来治,用加大投资的办法来治,可是非常令人遗撼的是我们把这个办法放在加大投资扩张房地产上面,这个我个人不但不赞成,这样做下去具有较大的危险性。我认为我们只能采取一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办法:一是适时终止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一定要量入为出,不要在这方面扩张财政。二是努力稳定人民币的汇率,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要加强金融监管,鼓励依法成立民间金融机构,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状况。想尽各种办法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让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三是继续减税,而且要采取切实的措施,落实我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减税的一些措施,扶植中小微企业发展。只有把中小微企业的困难解决了、发展了,就业就会真正增加,居民的收入可以真正增加。我们常常说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实际上我一直说真正的马车只有两驾,这两驾就是居民消费和进出口,投资不能算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因为投资是根据你的消费增长和出口增长,我需要什么样的生产规模,如果把投资当做拉动经济的增长,一味的这样拉动,就是我们现在形成的这种局面,1998年以来就是这样的办法,把我们的分配结构严重的扭曲了。四是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有垄断行业,让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竞争性行业真正做到平等竞争,为了提高工业运行的效率,我们应该在改革过程当中有勇气推进民进国退。总的来说我们今年的经济是稳定的,我们的数字,特别是工业的数字有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我们现在的数字应该说是不错的,今年完成7.5%左右的增长目标没有多大问题。
2014-10-22 09:21:39
- 贺铿:
第二,要继续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我的意思不是要把房地产弄得热起来,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增长急着救房市。一是不应该救。二是想救也无能为力,急于救房市是心态不稳的一个表现,心态不稳,宏观政策就不可能真正稳,稳增长就有可能演变成新的四万亿,产生问题将会比原来老的四万亿更严重。房价因为还没有回到合理的位置,当前的房地产的问题不是房价下跌过快的问题,是空置房太多,炒房的人处于观望,刚需的人仍然买不起的房。因此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促进房地产的发展,首先要“去库存”,把那么多剩余的房子慢慢能够让人买得起,而不是盲目的再进行开发,盲目的救市、盲目的开发有可能加快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当前各级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房价是不是回到了合理的位置,标准只有一个,全世界通用的,那就是房价收入比,应该让我们的房价收入比落到4—6这个区间。依我估计,我国的房价应该回落30%左右,我说这个观点的时候当时有媒体曲解北京的房价要跌30%,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房价是总体上,按房价收入比来看高了30%,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每一个地方的房价都要跌30%,有的地方可能跌的幅度比30%还要多,有的地方要少,有的地方甚至不跌,有可能还有微微上涨。美国2008年的房地产情况,全美国的房价都跌了20%几到30%,但是纽约曼哈顿的房子一份钱也没有跌。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房价是不是一定要跌,根据需求定,如果需求很旺,房价不可能跌多少,我说的30%是按房价收入比,可能我们的房价总体上高了30%。现在有许多同志的观点,目前的房市还是要“去泡沫化”,我觉得泡沫还没有真正解决,应该想尽个办法让房地产真正去掉泡沫,这样房地产才可以健康发展。
2014-10-22 09:24:37
- 贺铿:
救市的动作不少,这是政府心态不稳的一个表现,这个是不是救的了,能不能促进,像2008年那样热起来,我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政府救不了,救市的办法有几个方面:一是降低买房子的贷款利息率,这个基本上空间不大,因为现在银行的融资成本在不断提高,再要把房贷的贷款利息降多少,商业银行积极性不大,所以余地不大,这样做的话存在的风险反而大。二是财政补贴,或者说降低购房的各种税收,财政补贴的可能性也不大,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要急于救房子,是因为土地财政受到了影响,房地产税收减少,财政吃紧,现在要想用财政上拿多少钱让房市活起来这个可能性不大。三是央行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办法,将房地产资本证券化。这个非常危险,大家应该记得,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就是次贷问题引起来的,就是把这个贷款证券化,在利用杠杆把一块钱的贷款变成2、3、10、20块,一个资金链出了问题,整个有关银行就亏本。这个办法希望慎之又慎,不应该用这样的办法。另一方面推行的话,因为人们有钱的社会资本了,也没有那么傻,进入到这个里面,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四是放松流通性,央行搞了一个SRF放松流动性的办法,也就是说所谓常备借贷便利,主要功能是满足金融机构较长期的大额的流动性的需求,是央行的一种流动性供给的渠道。我对这个也不是很赞成,因为混淆了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不能增加流通性,不能直接用这个办法,这个办法用的不好危险性也是比较大的。这几个所谓救市的办法,我认为效果不一定很大。这个时候用这样一些措施把房地产又抬的热起来,出现后面的问题将会比现在的问题更大。
2014-10-22 09:29:44
- 贺铿:
总之,我认为稳增长首先是各级政府要稳心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恢复到正常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估计要三五年时间,我们的经济才会恢复到比较健康的发展。恢复之后我认为我们的经济还有跨越发展期,近来有一些人认为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在这个水平上实现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回落,到了这样一个发展水平,是顺利渡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成功标志,因此认为中国经济速度回落是正常的现象,符合经济增长的规律,我认为这个认识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我们的人均经济水平还很低,我们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上现在还在第89位,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我认为我们人均GDP低的情况之下,而且工业化水平也很低的情况下,我们还应该有较长时间的跨越发展期,比较速度高的跨越发展期。而且我们的农业也很落后,我们的农业基本让处在小农经济的状态,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所以我们只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到三五年之后,我们还有8%、9%这样高速发展的跨越发展期,还会有一段时间。
2014-10-22 09:31:42
- 贺铿:
第三,加快农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农业现代化是城市化同步推进,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引进。当前的农地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制约了经济的复苏,因为城镇化也受到这种农地制度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快农地制度的改革,只有加快农地制度的改革,那么我们的城市化可以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我们的结构调整也可以加快。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要反土地的处分权给农民。我们的全民深化改革决定关于农地制度的改革有三个亮点:一是肯定了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在公开市场上流转。农民没有处分权,这个流转是空话。二是保障农户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做抵押、担保、转让,这个也应该明确,要把宅基地、房屋的财产处分权交给农民。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和同权同价,这些话如果农民没有真正的处分权,我认为都是空话。必须把处分权还给农民,那么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郑主任在这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一致认为这是送给农民的三个大红包,如果没有处分权,红包看在这里拿不到,只有有处分权才可以拿的到红包。农地制度的改革我认为在当前是一个及其重要的改革,不把这个加快改革,农业现代化推进不起来,城市化也推进不起来,要加快这方面的改革,促进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
从这三点谈现在,总而言之,我认为当前稳定宏观政策深化改革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个应有的要义,既不能着急,也不必过多的担心悲观,努力使中国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路,真正是先有质量,有效率的发展,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
2014-10-22 09:33:19
- 郑新立:
谢谢贺教授的发言,分析非常冷静,同时也给我们展示了未来一个好的发展前景,只要我们深化改革,不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认为我们国民经济可能还会有一个8—9的增长速度这样一个时期,我很赞成他的观点。下面请卢中原同志发言,卢中原同志的工作经历很丰富,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最后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乎在国内最重要的智库都干过,在发展中心卢中原同志先后任战略和区域研究部副部长,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最后担任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竞争政策、收入分配、企业改革、金融等,下面我们用掌声欢迎卢主任的发言。
2014-10-22 09:37:35
- 卢中原:
我发言的题目,少一点关注速度,多一点关注转型,多一点关注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层次的变化。根据我们的分析研究,我也吸纳了很多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加上我自己多年来的追踪和分析,我们中国经济现在增长速度逐步放慢,甚至趋势性,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增长速度的换挡期,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趋势性的放缓,不是通过短期刺激可以马上起来的,大起大落也很难出现了,是相对稳定,趋势缓慢,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从供给面的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供给,资本责任的供给,还有效率提升带来的增长的动力。我们现在讨论的年度增长都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三大需求中从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来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化、信息现代化,这“四化”如果协调推进,我们需求的资本面是相当旺盛强劲的,不需要有很大的担心。但是供给面的因素在发生深刻的调整,首先是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人口学界的预测到2015—2016年增长为零,2012年我们适龄劳动人口绝对减少315万,同时又每年新增加700万的大学毕业生,出现了结构性的就业矛盾。
2014-10-22 09:39:01
- 卢中原:
现在,适龄劳动力提前三到四年出现了负增长,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重要来源,一是劳动力的供给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人口老龄化带来当前储蓄的减少,当年消费的增加,这对于中国消费作为增长动力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于高投资支撑的高增长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储蓄增长放慢以后,高投资率的增长就会放慢。供给面的两大因素都在减弱和放慢,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靠效率提升,有五个主要因素决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管理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制度变革。如果我们从这五个角度推动效率提升的话潜力很大,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但是又要注意这五个方面都是慢变量,大部分是慢变量,比如管理改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可以是快变量,我们增加培训,加强管理,可以调动出来一些增长的潜力。但是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变革是慢变量,比我们短期的三大需求的变化的要慢,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三大主要供给面的动力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还有30年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因素,这导致了我们综合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被挤压,这种情况下我们微观经济再投资的活力肯定比较弱,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商业模式、盈利模式才行。
2014-10-22 09:41:33
- 卢中原:
中长期三大供给面的决定性因素,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出口,是年度短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长期主要的需求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不等于年度没有波动。我给大家再强调一点,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是讲的年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受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影响比较大,波动和平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四化”协调推进带来的基本需求面不会变化。所以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也滑不到哪里去,比如说调度图,5%、6%、4%不是很可能的,因为“四化”协调推进的基本面需求在那里摆着,我们要着眼于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变化来考虑年度经济的协调问题。年度经济增长发生哪些深刻的调整,积极的变化就不会再老盯着那个速度,速度低一点,高一点,0.1、0.2、0.3,百分点上的波动,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年初定的是7.5左右,我们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从现在算用不了7%,6.8%就够了,2020年我们向全国人民报告,全民小康实现了没有,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从短期来看,我们经济增长同步主要是下行的,我们自己课题组研究的,我们构造先行指标现在开始反弹,先行指标主要包括信贷、订单、从业人数等等,大概七八项,预示经济未来几个月的变化,相当于企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我们叫做先行指数。先行指数比同步指数发生了领先的变化,现在开始往上反弹了,但是还没有接近100这个趋势线,中国经济的回暖非常曲折,一直是复苏和回暖区间,还没有到扩张区间,这需要动力,来源于哪里?短期的看是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当然也包括供给管理政策,中长期靠转型,稳定的进入所谓的扩张期间,短期有回落和波动,我们尽量使波幅少一点,小一点。先行指标反弹表明我们经济不是像投入指标看起来那样糟,政策意味着不要急于出招,这个很重要,我们分析宏观经济形势,一个看滞后指标,一个看同步指标,一个看先行指标,所谓预见性是一定要看先行指标的,如果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回落,这种趋势就比较值得担忧,就要预调、微调,否则我们的调控就滞后。
2014-10-22 09:45:44
- 卢中原:
大家知道,今年财政政策的滞后期3—6个月,货币政策的滞后期6—9个月,综合起来半年见效,最快三个月见效,我们要预先关注先行指标是怎么样变化的。同步指标如果从回落也反弹,那态势比较好,但是现在这两个是反向变化,同步指标也下行,先行指标也在反弹,这就要注意。短期来看要关注这样一些领先指标,为什么老公布采购经理人指数,这样才能确定未来短期的经济走向。这里我讲的多一点关注我们的技术变化,多一点关注转型,我们的积极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这里讲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关系趋于比较协调,过去我们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投资和出口占的比重很大,2009年以来我们依赖出口,想依赖也依赖不了,过去我们投资和出口占比重达,这个是客观事实。2009年以来,我们出口减进口的余额贡献经常是负的,不能说没有贡献,减了进口了,统计上是个负值,贡献是有的,经济增长的增量的贡献我们主要是投资消费两大内需,现在消费的内需已经超过了投资的内需。昨天我看统计公布的数字,消费的贡献48.5,我们看到的7、8月份的时候,消费的贡献是4.3,投资的贡献是3.6,进出口贡献是负0.2。这就说明我们分析一个宏观经济的转型,年度经济增长的稳定不稳定,能不能稳定,动力来源要稳定,要协调。现在我们发现2009年以来这三大需求的关系越来越趋向合理,尤其是消费类的贡献比投资逐步上升,这正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多年求之不得,终于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叫好,整天担心速度下滑,不用担心,我们不要叶公好龙,终于来了我们不举手欢迎?怎么样造成这种局面,我们把它稳定住,这才是最要紧的。
2014-10-22 09:50:06
- 卢中原:
我们中国就业在增长速度逐步放慢的情况下,新增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远远超过预期目标,这又是什么原因,非常有意思的变化,极其深刻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保8是为了保增长,不保8就业保不上来,那都是过去老的体制、结构、思路、观念。现在彻底颠复,2012、2013年我们经济增长7.7%,连续两年低于8%,当年的新增就业一个是360多万,一个是410万,超过了预期目标,新增就业超过900万预期目标,连续两年超过300—400万,这是什么带来的,这两年我们看PMI老在50%以下,制造业投资一直是下滑的曲线,就业反而增加,就业调查失业率5%左右,我们也公布了。
总的来说,新增就业比预期目标高这么多,显然不是第一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现在9月份达到增加值46.7%,去年首次超过46%,超过了二产的比重,从增加值比重来看表明服务业发展活跃,从非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在65%左右,制造业下行的时候服务业的PMI在50和55之间活动,制造业老在50%以下波动,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概念,否则你就无法解释我们就业为什么增加这么多。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就业服务业上升,这个比重低于增加值比重,这个是不太理想的,但是上升速度比较快。刚才郑主任告诉我大概每年上升2个点,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可能会超过增加值比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要超过增加值比重的上升,这就是中国结构调整带来的真正的实质性变化,那个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个点、半个点根本无所谓。我们考虑问题要有新的经济着眼点,要看到经济的深层次变化,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我们的就业渠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更加活跃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2014-10-22 09:55:15
- 卢中原:
第三个深层次的变化,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出口结构的调整是非常深刻的,从短期看,我们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的顺差和资本性账户的逆差同时出现了。这意味着国际收支平衡可以改善,因为前几年我们遇到双顺差,经常账目和资本账目都是双顺差,带来大量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我们现在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人均GDP只有不到7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四万亿美元,这是什么状况。这是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信誉提高的大好条件,同时带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压力。因此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是我们年度宏观调控四大目标最后一项,要观察平衡了没有,今年我觉得趋向平衡,资本向下出现逆差,走储蓄,投资能力增强了。我们走出去引进来的多了,走出去多了出现了逆差。经常向下还是顺差,比如我们的出口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就要看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已经连续三年低于3%,是欧盟定的。2009年金融危机国家健康状况有几项指标,这是其中之一,我们中国连续三年低于3%,2.6、2.8,这是转型的结果,不转型怎么能有这样的结果,2007年我们贸易顺差占GDP高达10%,所以国际说我们依赖出口,我们确实有短儿,让人家拿住了,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在告诉大家这个数据说明什么,我们从高达10%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调到3%以下,我们用了短短的几年,这是我们转型的技术,国内付出很惨重的代价。该淘汰的淘汰,落后的不能生存,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原籍,没有工作做了,表现在贸易结构上的变化,出口结构有改善。出口结构到现在一般贸易的比重由43%上升到53%,上升了10个点。加工贸易的比重由57%降到47%,降了10个点,这是非常深刻的变化。
2014-10-22 09:58:03
- 卢中原:
财经报的宏观经济研究,经济调节状况及运行状况,还有宏观调节的一些预调、微调的状况,同志们要关注这些非常重要的变化,极其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的转型。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要淘汰多少,包括东莞现在提出来,我们要提出的工厂和车间变为真正的独立企业的法人。为什么?改革开放长达30年以来,大量的企业,一般加工贸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是给外国资本或者是跨国公司,给外商贴牌生产,没有独立的营销网络研发能力、设计能力,独立的按照市场去营销的策略,独立的法人地位没有,就是一个车间工厂,过去我们批判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是工厂车间,像早期低端的一般加工贸易同样是车间和工厂,不是独立的企业和法人。现在提出来,我们让独立的企业法人去升级转型,这又意味着中国经济深刻的变化。
大家知道,人民币币值西方老压我们升值,所以低估了,不仅我们升值的话,你加工贸易比重这么高,对中国的转型有用吗?人民币升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杠杆,但是我们的加工贸易高达57%的时候,这一部分兑人民币币值是没有反映的。现在加工全部是外币计价,美元、日元、港币计价,跟人民币没有关系。然后,大量的出口,固定的网络、市场,人民币变动跟他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结构调整、体制变革、政策和理念的调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结果一样,结果是降低了10个点,这个时候我们人民币币值变化对我们中国经济调整一下就大了。一般的贸易比重越来越高,人民币币值变化,一出口严重受到了影响。进口当然受到好处,我们用更少的钱进口更多的货,但是对出口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我们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出口结构的改善实在是中国经济转型重大的变化,深刻的调整,将来对我们下一步政策思路、体制变革,政策效果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不认识这些太表面了。
2014-10-22 10:03:15
- 卢中原:
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待提高,我们的承受能力是在增强的,非常重要,有了这个才有底气。刚才贺主任说,要有稳定的心态,如果你看不到这些深层次的变化,你怎么稳得住。我之所以要大讲特讲,就是告诉大家,要想稳住要有底气。东部的速度比中西部下降的更明显,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的,它更早的来到,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所以高收入社会遇到的所有问题,他们现在都在面临。这个时候怎么办,要把速度搞上来,搞不上来了,像美国和日本怎么把速度搞上来,我们东部就面临这个问题,怎么办,淘汰落后、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产业迁移,这都是转型。寻找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增长来源,包括新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商业模式、体制变革的方向。我们发现在这些方面东部相当活跃,东部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高于中西部,甚至中西部的GDP和投资增长比东部快,但是PMI是预先变化的,采购经理指数是对市场的反映,东部更活跃,说明在增长速度放慢的前提下,正是由于这种压力,市场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条件才能生成。这是东部在发生积极变化,资源密集地区加快转型,这也是有很多非常现货的事例。
总之来说,中西部当地许多人不知道我们长期靠资源密集、能耗高、排放大这样的粗放的循环,现在不行了,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发展新的接续产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反映在微观层面的,我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做了多次企业论证调查,大多数企业告诉我们,在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工业增长10%左右,我们可以维持正常经营水平,而在此之前大面积亏损,他们动不动就要求国家放松信贷,放松财政。现在他们说了,当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7.2%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国家应该强刺激经济,在所有企业家在座的场合我不只一次的给他们树大拇指,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是谁?我们底气来源于哪里,就是这样一些有了更强承受力,预期更趋合理的企业。我们对这些关注的不够,宣传的不够。多一点关注深层次变化,多一点关注转型。谢谢大家!
2014-10-22 10:05:26
- 郑新立:
下面请宋立副所长发言,长期在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的教授,是中国财政学会的理事,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与财政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等。先后主持过30多项国家软科学、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等重大软科学的研究成果,下面欢迎宋所长发言。
2014-10-22 10:12:49
- 宋立:
尊敬的郑主任,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上午好。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就我们国家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交换一下意见。三季度的数字一反二季度上升的态势重新出现下滑,大家都比较关注,出现这种反转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我们此前寄予厚望的消费受收入减缓因素的制约,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而投资和出口既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又受到一些主观认识因素的影响,应该有的一些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总的来看,虽然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再次加大了,并且还将可能具体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认为原有的一些基本面的不利因素消化的差不多了,但是一些转轨性或者转型性的减速因素的作用依然存在。如果我们期待经济回升,那么这种有利的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累计。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我们认为就短期而言基本符合年度的调控目标,7.5%左右,7.4%、7.6%、7.3%、7.7%,短期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也同意刚才卢中原讲的对一些短期的数字不必过于敏感的去捕捉。
2014-10-22 10:14:01
- 宋立:
从长期来说,我们觉得也需要防范,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可能带来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中长期的影响。从2020年本身来看我们6.8%就可以了,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逐步下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90%以上的国家在高增长中加速,有一些国家减速的幅度还相当之大,我们能不能在未来8—10年里保持经济在一条线上运行,能不能在现在的这个水平上,比如说怎么样一直稳固在70%,不让它下行,如果我们认定未来还是有一个下行的态势,当然我们也同时贺局长讲的,随着改革红利全面充分的是防止后,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繁荣的时期,还会有8%的增长,但是向上的这种态势可能也需要条件,尤其是我们的邻国日本,虽然说由于两国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问题,大家对日本的经济不是太关注,早期我们对日本的经验还是非常关注的,但是近期对日本后来这些教训关注很高,如果从日本教训的角度来看,在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上,如果把控不好的话,经济可能会出现过渡的下滑,过渡的下滑之后,最后的中长期的下滑可能是比较大的。当然,对2020年后的目标不至于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到了2049年前后,这些发展,对整个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进程会不会造成一些一些影响,我们觉得还是需要适当地加以关注,如果不带来大的负增长,我们觉得让经济适当的回升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视杠杆宏观调控是必要,也是其他手段所不能取代的,因为各种调控的手段具有不同的作用,需要协调配合,不能相互替代。不同的政策手段,不同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还是具有不同的作用的,有些是中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启动前在增长水平的,有些是要现实的经济增长向潜在增长率靠近,作用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替代。
2014-10-22 10:25:49
- 宋立:
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复苏之初,或者是之际,这个时候重要的要调结构,要练好内功,而不是等待。调结构不是简单的本身的措施就可以起到作用,调结构本身的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还需要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些配合,对当前而言,切切实实的调结构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认为是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就可能非常被动。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开放经济跟封闭的经济有很大区别,封闭经济条件下调结构很简单,关门淘汰就可以了,但是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重要的是政府相结合加减法并行的这种调整。简单的练内功,或者是简单的淘汰可能都是不可取的。
2014-10-22 10:26:01
- 宋立:
我们虽然不主张简单的通过政府的支出等等这样一些措施增长,要通过财政政策必要的安排,来为减税,包括我们一再强调的弥补公共产品投资的欠帐等等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然货币政策也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来创造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一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必要的。而且我们认为为了支持结构调整,为了更加有效的推动结构调整,政策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虽然可能有调结构的动力,但是可能会失去调结构的能力,如果环境太深的话可能会有调结构的能力,但是也可能会失去调结构的动力。“去杠杆”,对于平衡调结构的能力和调结构的动力是非常有利的,在这个背景下,需要把握好“去杠杆、去泡沫”和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常作用的关系。
同时,也需要把握好,调结构转方式,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系。要坚持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从需求方面施策方面来说,有些投资还是要适当扩大的。过去确实有重复建设、过渡投资、铺张浪费等等这样一些无效的投资,但是我们算了一下,这种投资的比例占5%,35%左右的投资应该是正常的,是必要的。我们肯定要去掉控制这些无效的投资,但是不能因为控制无效的投资,把该投的、必要的、合理的投资也否定了。像城乡民生领域有很多想要在北京上个幼儿园都很困难,我们的基础设施还存在薄弱环节。可能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全城的网络看起来很光线,但是到农村走走看,农村的基础还有很大的欠缺,还有我们的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方面欠缺还是相当之大的,我们推的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些企业虽然有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动力,但是往往缺乏这种能力,要在这个时候推这些,需要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推进。
2014-10-22 10:27:44
- 宋立:
我们的消费业需要释放,衣食住行,衣、食、行现在的问题不大,主要是住,住里面也面临一些问题。因为,现在的住房消费我们也认为到一个转型期了,过去的住房消费从根本上来说是城市老的居民的升级需求,释放已经接近尾声,未来的住房消费应该是新市民和落户需求,这种新市民不管你是变成新市民,还是你通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形式,你的落户的需求跟过去不一样,我们需要来满足,但是我们现有住房制度的安排跟不上来,这就是我们现在住房的不可避免的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可不是简单的这些松绑的措施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制度方面的改革,需要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来改革。同时外需也需要稳定,我们的外需并不像有些外国人所说的,我们严重的依赖外需,我们跟自己比,对外依存度提高了,我们跟自己比出口率是提高了,如果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说,我们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在全世界不是特别高的水平,我们该发挥的还是要发挥。从供给方面着力了,主要要推动好结构调整,我们现在结构的问题,供给的结构、产业结构的问题,不完全在于二三产发展缓慢,二三产业内部结构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二产内部传统的产业产能明显过剩,而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生活性的服务也,尤其是以公款消费相关的实质性的服务业发展,与二产密切相关的,作为二产的配套,或者是跟进服务的生产性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是滞后的。如果新型的谌业发展不足,服务业的发展也很单边出境,虽然讲现在的重要的亮点是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是配套性的,跟着二产,为二产来提供一些服务,如果二产不发展,服务业自己的发展也快不到哪里去。我们的产业结构要在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生产性的服务业。我主要讲这些观点。剩下的时间给大家放一些片子,让大家看一下数据。
2014-10-22 10:37:42
- 宋立:
虽然农村比城市晚了12年的时间,相当于城市1/3的水平,收入下降以后1—2年消费必然跟着下来,经济跟着减速,这个时候消费业很难发挥大的作用。投资我们是三大支柱,制造业1/3,房地产1/4,水利、电力、交通加起来1/5,投资一方面从制造业的角度来讲国内消费不是特别好,国际市场消费也不是特别好,投资里我们改投的,设备更新改造的投的不多,设备更新改造至少有两个领域我们没有利用好,一是机器替代公司。二是节能环保的更新,我们的雾霾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三亚都开始出现雾霾,所以这两方面的更新改造必须抓紧。第一方面不抓紧,世界经济恢复之后我们不可能恢复,我们可能会被淘汰,除了飞机和高铁之外可能没有哪个产业过剩,我们一定要对传统的产业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在这方面必须由政府来支持,我们要减税,要加大财政补贴,这就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再简单的扩大别的东西,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从老居民的升级性需求向新市民的落户性需求,这个购买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的制度没有运行,所以估计这个短期不会有大的改观。
2014-10-22 10:40:10
- 宋立:
基础设施或者是基础产业,现在全国性的公共投资差不多,地方一受土地财政的制约,二是受考核体系的制约,三是受目前改革措施反腐的这样一些措施,可能上不可避免的地方政府过去不受规则制约的人,多多少少有人的预计,可能观望的态度多一些。投资处在这个状况,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三大支柱、五大行业、国有收支银行等等都是这样,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同样也是如此,设备更新略有回升,但最近已经持平了,而且其他的几个方面都是平等的。这个阶段正常的应该逐渐下来,但是设备更新持续的少,研发也持续的少,但是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做,因为这些年我们在无效投资的同时,把有效的投资有意无意的抵制了,这是我们现在必然的情况。从中长期来讲,我们不担心短期的我们担心长期的,中国经济跟日本经济带某种意义上非常像,亦步亦趋,日本经济好的东西我们有,不好的东西我们也有。大家看2.4(图)这个点,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最高点,日本当年增长速度出现了历史最高点,速度是空前的。物价也空前、污染也空前,所以大家说GDP见鬼了,GDP有时候不听话,有时候非常听话。回光返照一次,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就过去了,日本经济就下了一个大的台阶,而不是正常的调整。
大家知道,日本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日本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被定格在制造业的时代。日本当年掉下来的时候赶超度已经达到90%,已经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90%,如果我们现在这么掉下去,我们是个什么水平。我们人均六七千美元,还在中等收入阶段,我们甘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会加大。我们讲的是短期的问题不能过度的去关注,但是长期发展的问题必须高度关注,对于长期的发展而言,改革红利肯定是第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结构的调整,宏观调控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让该死的不该死的统统死掉,那么别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起作用了,如果这个时候让我们自己获得的这些市场失去,未来能不能考虑。
2014-10-22 10:42:48
- 宋立:
从增长率的角度来讲,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老龄社会的到来,我们的储蓄率会下降,资本形成的速度也会下降。我们能不能很快转到创新驱动上来,如果不能很快来的话,我们改革的红利释放出来之后,我们改革到位之后,改革红利的释放要依附到劳动上、资本上或者是技术上,要依附于某一个生产要素上来,改革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为这些生产要素的作用起作用。改革红利释放可能会打一些折扣,改革肯定是第一重要,但是其他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在这个阶段不可能让我们该死不该死的都死掉,不该死的死掉让它重生很困难,有可能像日本一样,劳动密集型增长过快,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就上来了,所以就下了一个大的台阶,这个台阶没有让日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快走过来了,是某种意义上终止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这个时候下一个大的台阶,如果在这个地方呆的太长,未来还能不能出现新的繁荣。我们会不会新日本那样,这是我们真正担心的问题。减速是必然的。(图)这些因素都是在95%以上的减速,当然不能4个因素让我们减速推后,三个因素让我们减速提前,“十三五”前后是关键点,现在看减速有可能提前了,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原有的水平上减2—3个百分点,但是如果台阶是下降的话可能就是两三个百分点,日本当年从9点到4点,降了一半,我们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加快转换市场化,为了做这些事,短期的宏观调控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转方式、调结构,另一方面也要把经济稳住,不要过快的下滑,下滑之后失去了市场,尤其全球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封闭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调整,调整之后还是别人进来。你一旦失去,不但别人的你没有拿,你自己的有可能也被别人拿走。
2014-10-22 10:50:19
- 宋立: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消费确实是偏低的,但是消费增长率不算太低,我们的消费之所以低了,是因为我们的消费没有跑过经济增长,是没有跑过投资,我们认为消费低在某种意义上是投资率高的表现。我们的投资确实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比历史上的正常水平35%只高了10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是过渡投资、重复建设、浪费性的投资造成的,但有5个百分点可能是全球化带来的,日国、日本、德国、台湾、香港投资都在这里,由于是全球化,所以不可能生产非贸易产品,所以一般不什么一产、三产,所以必然什么的是二产。由于全球化必然要出口,所以我们出口也要适当的考虑一下。我们的问题是40—45之间的东西是无效投资带来的,35—40这块我们认为是全还化带来的,是正常的劳动力优势发挥的表现。就外贸依存度而言,大家也可以看看,就出口而言,我们也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体,我们在东亚只比日本高,比其他国家都要低。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结构非常重要,有些人说数差率太高了,严重失衡。从现在来看,经过这些年的调整,我们的出口、数差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上来,现在该发挥的我们还要发挥出来。
2014-10-22 11:00:03
- 宋立: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一产基本上是正常的,我们的二产有人认为我们是高了,我们处在大国正常的区间内的30—50,我们只是接近曲线的上线,但是没有超出,我们跟沙特阿拉伯、匈牙利,他们绝对可能。我们只是在正常区间的上线,因为其他国家发展的时候没有全球化,我们有,虽然比较高但是跟其他国家是连续的,基本上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一方面产能过剩的东西去解决,新兴产业也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服务业其实现在也比较合理了,过去历史上的确不合理,经过中国这些年的调整,大的比例的调整基本到位了。二产里面首先产能过剩要解决,同时新兴产业也要加快发展,在世界经济即将恢复还没有恢复之前正式加快发展的好的时期,就财政货币政策而言,我们还认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货币发展太高,货币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杠杆率太高了,所以财政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如果仔细去看也不是完全这么回事儿,过的GDP都在上升,人均率在上升,我们跟大国比起来处于中间,我们比英国法国差不多,美国和日本相对高一点,是一个合理的水平,也不算太高。
2014-10-22 11:00:54
- 宋立:
我们的信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扭曲了,我们现在的四大行改革以后,只有批发没有零售功能了,意味着只有大企业放开。这样货币信贷政策不能刚刚合适,刚刚合适的时候马泰效应存在。从正常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些年一直存在偏松,但是并不像也一些人讲的,我们的所谓的50%的扩张,说超过50%就会出现危机。我们有两个问题,但是后面的27和23,即便我们的引资银行,而且我们的引资银行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也没有接近50%,货币信贷是要防止出现问题,但是没有系统性的问题,适当的说一下,为调结构制造环境。
说我们的债务权比较高,我们算下来,政府的是40,公私合营的是170,如果加上住房贷款是173,有的人说再加上一些是210、230,接近250的线了。但是我们目前看,这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你看我的负债,不能只看我借别人的钱,还要看我借给别人的钱。不能拿一个尺子去衡量,去除5%的储蓄率,我们是很稳健的,我们的财政政策也是有能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个阶段推动转方式调结构也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否则你的减税钱从哪里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政策也有可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上是我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2014-10-22 11:02:24
- 郑新立:
面请张永军发言,主要讲国际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
2014-10-22 11:11:43
- 张永军: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有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近期我关于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研究的心得和体会。近期国际经济形势方面变化挺大,我们国经中心举办经济每月谈活动有一段时间没有介绍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的内容了,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做汇报。我要汇报的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近期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二是为什么国际经济形势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做一些分析,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经济政策方面的调整所引起的效益来经过分析。三是这些方面的变化对我们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四是对于中国下一步的政策提一个简要的建议。
2014-10-22 11:11:49
- 张永军:
第一,大家知道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最大的特点是今年各国的经济市场普遍不如年初的预期,如果看这个方面,比如国际组织像IMF的报告,从年初到现在每次一出报告就是往下调,基本上没有不调过。今年已经调过三四次,每次调0.3、0.1个百分点这样的幅度。各国的经济走势分化态势更加明显,我们要看去年的时候总体上好概括一点,发达国家情况向好的方向转化,新型经济体去年的情况,相对于发达国家是不太好的,今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经济也好,分化也都更加研究,新型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也有分化。发达国家美国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还有削减库存和极端天气变化的影响,那时候环比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就业好转,二季度之后又很快的出现了比较快的恢复性的增长。日本一季度的时候由于消费要即将上调,那个时候透支消费,所以就出现了比较快的增长,然后二季度又跌下来。这里面变化最大的还是欧元区,比较意外的在二季度含比出现零增长,尤其意外的是原来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环比出现了负增长,法国出现了零增长。
除了发达国家之外,我们看到新型经济体,这里面的变化差异更大,像竞争我们里,我们中国尽管比前些年有减速,但我们还是一个重高速的增长,比如巴西二季度同比下降0.8%,一二季度环比都是下降的,阿根廷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环比都是下降的,今年二季度同比下降0.1%,有些还没有持续出现下降,但是也都先后出现过下降,比如像土耳其、南非这样一些大的新型经济体也都出现下降。俄罗斯没有环比出现下降,但是同比增速持续下降,现在一季度略高于1%,二季度基本是1%。近期,我们知道,因为乌克兰问题的争端受到欧美经济的制裁,再加上国际油价大幅度下降,对俄罗斯的影响很大,下一步要想保持经济增长还是面临很大的困难。从就业的情况来看分化也很明显,美国的就业形势在持续好转,我们知道原来美国的危机之后很高,现在已经降到6%左右,9月份已经降到5.9%,欧洲国家的情况还是很差,欧元区总体失业率11.5%这是8月份的数据,像希腊、西班牙的国家失业率在20%以上,高的有27%点多,一个是25%左右,这是欧元区和欧盟总体的情况。
2014-10-22 11:12:56
- 张永军:
通胀的情况来看,各个国家的通胀压力总体上都在减轻,因为总体上的价格在下降,整体都要减轻,而且这里面像欧元区经济在减速,实际上还有通缩的风险。美国销售价格的情况最近都在下降,生产价格实际上也都不高,这是欧元区的一些情况。这主要跟国际上总体价格下降有关系,(图)这是美国的CRP的指数,从今年四月底以来实际上是持续的下降,下降的幅度很大,这实际上对我们中国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是比较代表性的原油的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这时间下降的比较多,现在就已经降到80美元左右,从106降到80,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很大。
资本市场分化态势也很明显,美国危机之后资本市场持续上升的态势,不段创历史新高,9月中下旬开始,美国的股市也开始出现一轮下跌,像日本、欧洲的股市最近也都出现了下跌。资本市场在国外都是有比较重要的现行指标,作为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这些国家的股市出现下降以后,最近像国际货币性组织的主席都在警告,有可能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除了股市之外还有房地产,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不错,价格基本上从2012年以来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国际经济方面影响比较大的,美元走势持续强劲,这和以往历次危机之后复苏过程有明显的差别,以往一般的危机之后,这次危机之后也有经济学家预言,危机之后有可能走入,美国尽管保持强势的情况,尽管保持大幅度调整,但是强势的走势,最近一段时间大概出现了几个月的连续美元指数上升的比较快的情况,只不过最近稍稍有些调整,美元的走强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影响是很大的。美元走强以后相对于其他的货币,欧元经济情况不好,预期美联储要加息,美元和欧元之间的利差比预期要扩大,对于欧元的走弱和美元的走强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人民币前一段时间出现了贬值的情况,最近6月份以来已经开始升值。
2014-10-22 11:14:27
- 张永军:
之所以会出现不同国家的走势不一样,相互分化的比较明显,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跟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有关系,一方面危机之后像美国,主要是再工业化,包括减少贸易赤字,欧洲是消除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被动的收紧内部的需求,这样再加上减少财政赤字,总的来讲,由于内部需求的减少,使得外贸总体的状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这个问题过去我也曾讲到,像欧盟,2012和2013年的情况比,2012和2013年9月份比,那个时候从2012年前三季度的逆差差不多是1000亿欧元,到去年转变为350亿欧元的顺差,因此这个调整的幅度,欧元区内部需求在没有扩大,甚至说轻微萎缩的情况下,由于对外贸易收支的情况大幅度改善,在去年摆脱了衰退,出现了小幅度的轻微的正增长。但今年为什么经济又开始下行,现在又面临出现衰退的风险,还跟对外贸易收支平衡有关系,这里面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一季度、二季度,包括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贸易顺差又开始收窄,一季度到二季度,这个欧盟28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的顺差,从250亿欧元降到120亿美元,欧盟的这种变化对于自身经济的影响,包括对其他国家,对新型经济体的影响都比较明显,这个调整是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变化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因素。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因素,像美国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现在已经开始逐步退出,日本还在实行,欧洲也保持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同国家之间政策的搭配造成了资本无序的流动。这里面有一些指标,个数据我来不及更新,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在国外购买债券,整体上总的规模是减少的,但是购买的债券主要是购买在日本还有欧洲,而从新型经济体购买的债券是减少的,2013年的时候,对于新型经济体的情况是非常不利的。最近像欧盟这种情况,欧元又不断贬值,经济不体好,国外对于欧洲债券的购买量又有减少。希腊的债券收益率,长期国债收益率,原来降的比较低,最近又上到10%左右。偿贷收益率下降说明买的人少了,买的价格低,利率高了,收益率就高了,资本流动对他们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日本国内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去年资本市场大幅度上涨,很多对外投资的,比如对东南亚投资的资金回流到国内购买本国的债券,因此国内市场比较火爆,但是对外合资减少了,东南亚国家相对受到影响。
2014-10-22 11:17:36
- 张永军:
总体的情况是由于发达国家相互之间不断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相互之间进行作用,影响到了新型经济体,因此新型经济体根据发达国家这种政策的变动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小型的经济体这种影响有可能会很大。像我们看到的近些年来变化曾经经济上对外收支不太好的,比如2012年的时候可能是印度,后来是印尼,从去年下半年到最近可能是阿根廷巴西这样的国家,一方面长期依靠资本流入来弥补经常项的逆差,经常项的逆差没有改善,又受国际上方方面面的变化,资本又会流出,这样整个国际收支会恶化,投资也在减少,因此整个经济情况不好,而且经济增速确实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简要讲一下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上一系列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分为四个方面,一个是对进出口的影响,我们今年大体上一季度和二季度的时候进出口形势都不太好,但是三季度之后形势好了,这里面当然也有去年一季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有虚假套利的贸易,那个时候技术比较高,对一季度影响比较大,二季度的时候影响小了一些,但是还存在。7、8、9这几个月,我们的贸易,尤其是出口的形势比较高,大家有一点松一口气的感觉,我们近期贸易形势有所好转,一个是谨慎乐观,根据我们以往的分析,我们国家进出口方面的变化跟国际上需求的变化有一个滞后期,有半年到一年的滞后期,我们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进出口影响也有更长的,三到四个季度的滞后期。整个全球来看,近期的高点在去年的四季度,因此那个时候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经过大约两三个季度的传导之后,刚好赶上现在出口本身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从2月份开始我们人民币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贬值,因而我们的实际需要的有效汇率是近年来都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的指数一直都在100以上,在那两个月略低于100。这两个对中国出口有利的因素经过一定滞后期在近期碰头了,短期的是我们出口形势好转,因此我觉得现在的出口形势好转,要想使其持续更长时间,后面的形势不是很乐观,因此恐怕还是要谨慎一点。
2014-10-22 11:18:24
- 张永军:
进口的变化,今年的数据让分析人有点看不懂,7、8月份的时候同比都是下降的,到了9月份在国内整个需求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国际上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进口突然从略微下降到了百分之7、8正增长的情况,这么大的波动,有一种情况是7、8月份有一些本来该进口的东西挪到9月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幅度,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进口出现这么大的幅度。有一种可能的变化,这种变化跟我们去年一季度的时候相反,那个时候是为了通过虚假贸易来套取人民币升值,现在有一部分钱要流出中国,实际上这是高过进口,通过他说的某种途径,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使得资金要流出去。因此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要进一步分析。这里面我们结合资本流动的情况,大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今年以来,尤其是七八九月份,每个月都有200多美元的顺差,我们利用外资每个月也有几十美元,将近100亿,一个月300多亿的资本流入,我们三季度,我们的外务储备减少1000亿,这种情况让人非常莫名其妙,在当前的情况下日本有可能从国内流出,流到国际上去,这对我们的投资和国际货币政策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国外的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还有一方面,我们中国一方面是消费价格基本上是同比上升的情况,但是上涨幅度都收窄。另一方面工业品的出厂价格,还有工业企业的购买原材料的价格从2012年一季度到现在持续下降,这里面主要跟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优很大关系的。无论是像铁矿石、有色金属、原油都在下降,一定程度上由于我们国内的需求也不是很旺盛,今年总的来讲相对于去年略微有一点升值,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对国内的价格水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014-10-22 11:20:50
- 张永军:
由于可能资本留出,使得我们尽管有外贸顺差,也有我们利用外资的资本流入,但是我们的外汇占款,比如8月份是出现下降,整个三季度外汇储备出现下降,这方面对于我们通过外汇占款对于我们的基础货币供应来说是造成了影响。因此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根据国内外相应的变化去灵活的进行调整地另外一个方面是对于国内房地产的影响,房地产最主要的是受国内的影响。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房地产利用外资那一部分,实际上是出现了10%左右的下降,那个是对我们国内房地产市场向下的调整有影响的。
这种影响再加上刚才讲到的,国际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基础货币的投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供应的步伐有所放缓。在国际因素的影响下,我们国内因素是主因,就是说由于这种需求不足,使得整个工业生产增速最近也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今年总体上来看,工业效益的指标跟去年相比也有几个百分点的下降,因此我们整个经济的情况,除了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我们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与国际上的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政策也有一些简要的几点建议,前面几位领导和专家都已经讲的比较全面,我简要的讲一下,一个是要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在调结构方面的作用。
2014-10-22 11:22:08
- 张永军:
今年以来,我们在讲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讲了货币政策,而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定向调控,不是大水漫灌的方式,依靠货币政策调结构的作用,我们长期以来讲调整政策在调结构方面比货币政策的要更好,我们相对来讲,在发挥财政政策调结构这方面可能前一段时间强调的不是特别够,实际是也是在强调,比如服务业的好转跟营改增、落实结构的减税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总的调子上来讲,这方面强调的不够,如果下一步制定明年的财政政策的时候更加明确的强调一下这方面的作用。二是货币政策,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变化,使得我们现在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因素更加复杂,而且在实际结构上也更难以把握,现在的情况要增强货币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尤其像现在要考虑加大公开项操作的力度,甚至降低准备金率等等手段加大基础货币和信贷的供应,使得货币不是过紧,融资成本也不是过高。三是稳定出口,包括稳定进口,前一阶段国外专门出台了关于稳定进口的相关政策。在这里面我们的人民币是大体上保持稳定的,这段时间人民币还是持续在升值。我想说,这段时间美元在国际上持续大幅度升值的情况,我们人民币对着美元升值,使得我们人民币这一时间相对于国际主要的货币升值实际上都很明显,我们的升值幅度也比较快,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幅度是不是应该有些考虑,能不能幅度放慢一点,避免对下一步出口造成过于明显的不利的影响。四是对于现在这种资本流入影响比较大的情况,对于贸易和资金流动这方面还是有审查、监测,应该加大力度,防范热钱流出的影响。跟踪国际市场价格,根据国际市场价格配置国际国内资源,我们曾经内部讨论过,现在原油价格下降,现在是80美元一桶,比如继续下降,那个时候我们考虑更大规模的进口原油,把国内一些原油生产企业放假,放他补贴,这样我们的外汇储备就用出去了,我们可以多用一些国际上的资源,可以减轻我们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对于目前这种情况下,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我们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这方面我们要更灵活,力度更大,需要想更多的办法,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简要的向大家汇报这么多,不正确的地方请各位专家和听众批评指正。
2014-10-22 11:23:19
- 郑新立:
谢谢张永军同志,下面我也想用几分钟时间讲几个观点,我讲的题目是聚焦经济改革,释放增长潜力。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7.3%,这说明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没有缓解,而且现在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体现止跌回升,现在百分之7点几的增长速度是不低的,担心,如果这种下降的态势持续下去,出现经济失速,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有可能出现逆转,如果出现逆转,我们现在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困难阶段、攻坚阶段,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的危险是存在的。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都是在人均GDP五六千美元,六七千美元的时候产业升级上不去,勉强上去又掉下来,在人均几千美元的上面已经折腾了几十年,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争取到2022年,人均GDP能够达到12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继续下滑的危险是存在的,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考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加大力度,通过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当然我们也有客观冷静的估计,结构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以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跨入到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是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我们想三五年之内就实现这样的跨越是不现实的。要想宏观上给这些企业施加的压力过大,比着他们实现产业升级,搞不好影响经济失速。可能有些企业死掉了,会重蹈像当年日本的覆辙。我们要把长期政策和近期政策紧密结合起来,从近期来看,还是要通过扩大内需、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结构调整需要在增量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用增量实现结构调整。
2014-10-22 11:30:44
- 郑新立:
当前在财政政策上要聚焦于推广3P模式,释放公共产品供给的潜力,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这三个方面。过去对这些投资一个是我们靠政府发债财政投资,后来又靠政府融资平台,现在这两个我们都基本上停下来,不能再继续搞了,需要由新的平台来替代,就是PPP平台,政府和企业合作,通过制定一定的政策,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的治理上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当前稳增长可以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金融政策上要通过放宽金融的准入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货币政策当前面临的形势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是主要危险。9月份我们物价指数下降了只有1点几,保持在3%是合适的,1点几说明通货紧缩已经成为主要危险了,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目前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我们国家的M2跟GDP的比例在国际上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还要看到另外一个指标,我们股市的总值跟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前一个比例接近100%,第二个比例只有40%,发达国家第二个比例,也就是经济资本化的比例在100%多,美国也接近100%,我们只有40%,由于直接融资不发达,所以我们社会融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货币化率高一点没什么危险,现在要适当的松一松,而且要实行定量宽松的政策,使货币政策适度放宽,能够支持结构。
2014-10-22 11:37:52
- 郑新立:
聚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城乡一体化的潜力,这几年我们在宏观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去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降低了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降低0.2个百分点,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一个结构调整的幅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依然能上升2个百分点,上升到保持5年,我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可以由现在的40%达到50%,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一产业由现在从业人员32%再下降10个百分点,达到22%,我们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跟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由现在的只有二三产业的1/3提高到只有1/2,这样农民的收入就可以有较快的增加,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可能略有下降。实现这样的调整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通过经营权的放开搞活,使承包权可以获得财产性服务,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通过宅基地的财产化、资本化,农民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集体建设性用地,它的转让也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这样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城市里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增强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加大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来释放我们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的源泉,就是城市化的潜力和农业现代化的潜力。这三项最重要的改革,PPP模式的改革,放宽金融准入的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当前要摆在突出的重要地位,这样既为长远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对当前的稳增长也发挥重要的作用,谢谢。下面开始提问。
2014-10-22 11:38:53
- 财新记者:
请问宋立所长,刚才您也谈到产业调整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之前中央政府已经说了很多年,真正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超过二产,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二产,去年开始,在经济下滑过程中出现的,这次产业结构调整是主动的还是因为房地产制造业投资下滑而被动实现的,现在的比例是合适的吗?会形成一种趋势吗?您如何评价当前所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您觉得是主要靠市场还是应该靠政府?
2014-10-22 11:39:38
- 宋立:
你说这个因素两个都存在,既有加快发展三产业因素,也有二产业的因素,总体来讲这种趋势会持续,但是不可能是局限性的,可能会有波动,经济恢复之后二产会有加速,三产相对有下降,政府和市场二者都要靠,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2014-10-22 11:40:23
- 记者:
我刚才听到专家的发言,对农地改革都寄予比较大的希望,认为农地改革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会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我有几个疑问,一个是在农地改革过程中给农民送的礼包大家都觉得给的处置权,我也认同这个方向非常对,从以往无论是征地还是赶农民上楼,还是地票制度,大多数土地的市场价值,它的价格发现公转机制非常弱,因为交易市场很难形成,可能只有极少数周边的地方有价值,增减挂钩对偏远地区价格的影响可能也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的价格,这对农民礼包的作用是不是没有那么大,但是对农民进城的影响,我们提三个进城概念,据很多调查来看,很多农民考虑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农村的地多了不进城,而是因为城市里的保障不足,进城的意愿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目前农村种地本身留下的是老弱病残的人,再赶进城,看样子也赶不进多少。
对规模效益的发挥,很多南方农村的土地是山丘山林地带,没有大规模平原的条件,机械化很难实现,规模扩大了多了一层承包转让,从佃农变为长工,很难发挥规模效应,我想对这些问题进行请教。
2014-10-22 11:40:56
- 贺铿:
农地制度的改革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借鉴,现在的农地制度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现代化,我们国家的农业基本处在小农村的状态,这与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不相适应。农业现代化之所以进展如此慢,最重要是土地是自己所有,加上农民承包几十年不变,农民没有处置权,要变成一个大农业,怎么个变法,南方有很多实业,南方都在搞特色农业,有机农业,但是土地制度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北大荒自身的农场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农业,现在宣传很少,那个农业是真正大农业,生产效率很高,在北大荒农村的现代化实现不了,原因就是制度。农业现代化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加快发展,而且也是必须从这个方面,土地制度是一个因素。从城镇化角度来讲严重影响了制约的形式化,尽管在北京打工,但是我这个土地宁愿抛荒也不愿转让出去,抛荒的可能没有媒体宣传的那么严重,据我调查也是比较严重。
农民赚钱盖房子,其实形成很大浪费,在湖南有的房子盖的非常漂亮,但是一把锁锁住了,只有过春节回去才住,里面没有人,这都是转让,没有处分权直接相关的。如果他可以有偿的自我决定把他的土地、宅基地转让出去,只要有条件我就真正项城市转移,就在城市买房子。在封建时代也有城市化的问题,那些有钱人的地让别人去耕种了,没有处分权这个问题怎么办,问题很多。要加快城镇化,李克强总理也说了,我们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所在,农地制度的改革归根到底是还给农民对土地的处分权。
2014-10-22 11:42:01
- 华夏时报记者:
请问宋立所长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三季度公布的一个经济数据,从财政收入来看,我关注到随着经济的下行连续几个月都是趋势性的增速放缓,这个财政收入增速的下行对宏观经济有何影响。刚才也有老师说到今年财政政策在调结构方面发挥的作用,整体还不是特别明显,在目前增速收入减缓这样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方面还能够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具体有哪些方面?
2014-10-22 11:44:14
- 宋立:
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下降也是很正常的,税收也是很大一部分,经济下行、价格下行,下降也是必然的。是宏观经济变化的一个反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下一步通过政策层面的影响,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调结构方面的影响。按说在低迷的时候应该正当放松,收入的下降肯定会造成制约。具体调结构方面的作用,结构性减税,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环境非常严峻,对他们要进行减税。我们主张设备更新改造加速折旧这些方面,政策最近已经推出了,我们会连续实施。研发的一些补助我们认为应该加大,民生领域的直接投资,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直接投资也都应该加大,这些都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通过这些投资也有助于调整企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性,给企业助力的作用。提个请求,请各位媒体最好不要用我的话,如果非用恳请使用人民大学教授的身份。
2014-10-22 11:45:12
- 记者:
刚才卢中原主任在演讲当中提到了服务业就业比重增长率的提高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服务业在最近几年在经济当中的比重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趋势,而且在经济当中的影响也比较大。在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比如说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服务对象,它的增长潜力正在或者有待被激发的情况下,服务业和它的服务对象之间怎么样发展,或者相互促进期间协调的更好的发展?
2014-10-22 11:46:15
- 卢中原:
我们现在比较主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同时也鼓励发展为改进生活质量,适应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的这种生活服务业,这两类服务业应该说是对我们整个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一种互动型的引导。为现代生产服务的服务业,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网购,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和现代服务业,直接企业对企业,直接为生产服务,个人对个人是消费服务的,企业对个人,也可能是为企业服务的,这就是现代生产服务业,同时又是改进人民生活质量的现代生活服务业,这是一种互动。此外,它的发展又拉动了快递业,电商网购服务,又拉出新的服务业的业态。我们现在所说的服务业不光是这种面对面的劳动密集型的,还包括投资技术密集型的,需要大规模投资建设,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这都属于服务业,而这个服务业是直接为了提升城市功能,提升制造业的服务技术含量、竞争能力。当我们说到服务业的时候很多是基础设施,中国投资为什么下不来,中国现在第三产业发展正好是投资密集型的基础设施这一部分加速发展的时期,当这一时期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的投资率是下不来的,长达10多年间,我们中国投资率的高起不是第二产业拉动的,而是第三产业当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这又解释了服务业的发展和生产性行业的互动。
2014-10-22 11:46:59
- 郑新立:
上午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
2014-10-22 11:47:16
图片内容:
经济每月谈会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
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贺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主任张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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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每月谈与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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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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