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出一系列配套改革要求。汇率形成改革最重要的意义，除了成功地从固定汇率制退出，更为深远的是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问题，例如增长路径的转换、外汇市场改革滞后、银行定价能力差、风险管理工具稀缺等，这些领域的改革与汇率机制改革互相影响，配合进行，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

可以预计的是，如果没有本土的内需拉动相应地跟上，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仍然将依赖外向部门，贸易顺差的情形仍将持续出现，这样就会对汇率水平形成更进一步调整的要求和压力。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货币错配风险的存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在整体上降低了货币错配的风险，但是这种效用的取得必须具备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变革。应当从加强微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入手。就债券市场来说，下一步的发展应当立足于突破行政管制的障碍，推进以市场供求关系为机制的债券市场的形成，同时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评级体系的发展，完善债券市场的运行机制，推动债券市场的金融创新。

2、“国储铜”事件再次警示本土期货市场发展的滞后和海外期货交易监管的缺位。中国国家储备局做空伦敦期铜、巨额空头头寸被套的消息成为11月下旬以来全球期货市场关注的焦点。回顾近几年来发生一系列的境外期货巨额亏损事件，“国储铜”事件再次显示出对于海外期货交易监管的缺位。我国2001年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很难适应衍生品市场高风险的特点。一些须向国家主管部门申报规定的前提完全建立在企业自报的基础上，例如“持证企业应在每月前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上月境外期货业务情况”，其中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决定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能源和大宗原材料需求的持续高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拥有一个健全、活跃的衍生品市场，从而掌握在大宗商品定价上的主动权，显得尤为重要。频频发生的事故业已表明，因为缺乏一个发达的期货市场，中国企业只能在特定品种上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在不熟悉交易规则、信息不畅的情况下，可能被人操纵。

中国企业近几年境外期货市场重大事故一览

1998年：株洲冶炼厂期锌巨亏事件 1998年，湖南省株洲冶炼厂原厂长曾维伦不顾开展国外期货投机业务须报总公司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定，未经批准违规从事境外期货交易。而株冶进出口公司经理徐跃东则利用曾维伦授予的权力，超出既定的期货交易方案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卖空量超过其年产量，最后被迫平仓造成巨额亏损。从1994年5月17日至1998年12月31日，亏损额达1.758亿美元。

2004年：中航油石油期货巨亏事件 2004年12月1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之严重资不抵债，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原总裁陈久霖被新加坡警方拘捕，接受管理部门的调查。

2005年：中盛粮油豆油期货巨亏 2005年7月14日，国内精炼油巨头之一、香港上市公司中盛粮油发布公告称，由于期价和现价出现背离，该公司在期市和现货市场都出现了巨大亏损。今年以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豆油期货一路走高，而国内豆油现货价格却出现下跌。在芝加哥期货市场上卖出豆油套保合约的中盛粮油，不仅在期货市场出现大幅度亏损，在国内的现货市场也是伤痕累累。

2005年：河南豫光、江西铜业身陷套期保值 7月21日，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600531、SH）发布半年报称，由于在伦敦金属交易所投资铅期货，造成1711万元的亏损，进而造成利润下降近30%的不利影响。８月１０日，香港、上海两地上市的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600362、SH，0538、HK)公布半年报称，上半年期货投资产生24828万元的亏损。两家公司的巨亏均是由于国际价格持续维持在高位，而公司持有大量空头套期保值头寸而产生的亏损。

3、更为活跃的汇金公司及其定位。汇金公司在当前我国的金融重组中已经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较之简单的行政注资，现有的汇金公司模式无疑是一个进步。汇金公司在国有银行重组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金融界有目共睹的。

不过，在汇金公司开始尝试涉足证券公司救助时，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就出现了。汇金公司用于这些重组和救助的资金的来源、获取渠道并没有明确披露，从而对于资金的高效率运用承担考核的责任人并不明确。就目前情况来看，汇金公司同时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是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人行使股东权力，一种是帮助央行行使金融稳定的职能。特别是汇金公司已经成为金融稳定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加限制，可能会在客观上放大这些本来属于微观金融风险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投机冒险的动机和不承担投机失败责任的道德风险。

究竟汇金公司能否在投资证券公司方面取得与投资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样良好的投资收益与效果，还是一个值得继续观察的重要课题。

4、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状态和政策走势需要冷静评估。在经历了一段“水土不服”的时期，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已经真正给中资银行带来了竞争压力。2005年2月底，由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牵头，18家外资银行组成的外资银团向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了一笔1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银团贷款。这是自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向外资银行开放后，在沪外资银行首次联合向中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引起了上海中资银行的强烈反弹。外资银行已经开始与中资银行展开对优质中资企业的竞争，这一趋势随着人民币业务的逐步开放而越发明显。2005年上半年上海外资银行盈利同比增长高达68.3％，大大高于上海中资银行不足20%的增长率。在资产质量上外资银行也高出中资银行较多。按贷款“五级”分类口径统计，6月末上海中资银行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为477.0亿元，不良贷款率3.58%；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3.32亿元，不良贷款率0.74%。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在上海的市场份额也有所上升。6月末，上海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3571.8亿元，同比增长13.3%，市场占比12.6%，比年初上升0.5个百分点。

可以判断，在中资银行受到利率、汇率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约束的情况之下，外资银行凭借优越的管理技术和对于本土市场的逐渐熟悉走上了快速发展之道，已经对中资银行的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另外，目前中国的合资金融机构大多要求中方控股，至少是拥有50％的股权。随着中国金融业开放力度的加大，外资优惠待遇的消失以及业务限制的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将逐渐谋求控制权。这种势头已经开始显现。随着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时间的迫近，对于现有中外资银行竞争现状、外资银行可能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威胁、未来的政策走势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和定位。外资银行对于内资银行的业务冲击可能会逐步全面展开。

另外，从规则制定的角度来看，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内资和外资银行应当基本遵循统一的监管原则和法律框架，与此相对照，中国传统的银行立法将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分别立法的做法已经需要作出重大的调整，其发展方向应当是国民待遇平等对待。目前的内资和外资银行，在不同领域分别享有政策优势和政策的劣势，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展开，例如外资银行在客户和地域方面受到的限制多一些，但是在税收优惠、同业借款的期限方面则得到了较之内资银行更为宽松的政策条件。未来的银行立法应当同时适用于加入世贸之后的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这个共同的《商业银行法》基础上，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开展平等的市场竞争。

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围绕国有银行是否“贱卖”和外资入股是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应该说，由于投资者入股面临的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一年以上的战略锁定期，以及中国银行业面临的诸多“制度性折扣”，从银行上市后的股价来比照战略投资者入股定价是否过低并不科学。对于中国的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糟蹋公众储蓄、制造不良资产的落后银行体系，如果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银行体系，则是中国金融之幸。从国有银行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讨论也提醒我们，“花钱买机制”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确实要依赖于更多的制度保证和改革的后续推进。在国有银行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银监会提出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10项要求，虽然从表面上看与OECD对于公司治理的界定较为一致，但是存在诸多的“形似神异”之处，例如由于严格的市场准入导致投资者进入银行存在难度，银行的控制权市场也就失效，丧失了外部治理约束功能，同时，银行董事选择的非市场化和董事会功能界定模糊问题将直接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效率。

5、国际金融政策协调沟通需进一步加强。从这次我国汇率形成改革的具体操作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汇率体制改革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之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准备工作也在稳步进行，包括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国有银行体系的重组上市、外汇市场的发展、外汇管理政策的调整，但是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并没有明显缓解的趋势。其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沟通协调能力急需加强。

客观地说，中国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贸易，以及持续上升的外贸依存度，使得人民币的汇率调整不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而需要加强与相关国家与地区的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沟通和游说能力。尽管从绝对经济规模和人均水平来看，我国目前还并不能说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如果从外贸依存度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对国际市场的参与程度是相当高的；如果只考虑经济的增量部分的话，我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的增量意义上的大国了。从金融市场的运作看，增量的变动直接引致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幅度。尽管汇率政策确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但是如果不加强对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研究与沟通，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可能会遭遇更大的国际经济金融摩擦。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往来发展历史上，还很少出现过同时与如此多的经济体、如果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生贸易摩擦，尽管这些摩擦从实质上影响中国外贸的程度可能有限，但是却直接显现出国际经济金融沟通协调和游说能力的欠缺。

因此，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实践显示，需要我国加深对于全球经济及其演变趋势的理解，需要加深对于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主要货币走势的理解，需要加强经济金融政策的沟通游说能力，这是当前中国高度开放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摘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6中国改革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