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几轮宏观调控政策相比，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体现了稳健性、结构性和前瞻性的“三性”特点，既注重解决总量增长矛盾，又注重解决结构性矛盾；既注重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又注重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在调控方式上也做了许多创新和改善，既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又注重通过完善宏观经济制度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1、最近几年加强与完善宏观调控的几个重要经验

（1）政策的“三性”取向，是经济保持平稳快速运行、避免大起大落的重要保证。“十五”期间各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8.3%、9.1%、10%、10.1%和9.8%，波动幅度不到2个百分点，是历次五年计划中波动最小的一次，这主要得力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三性”取向（稳健性、结构性和前瞻性）。

稳健型的宏观政策是2005年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2005年财政、货币、产业政策都保持了稳健性，宏观调控延续了2004年的“突出重点，注重微调，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基本原则，既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健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财政和货币政策采取偏中性的取向。

②调控的操作方式具有明显的稳健性特征。注重微调和预调，用点刹车代替急刹车。

政策的结构性取向主要是针对短期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不平衡及受结构性矛盾的约束，宏观经济政策注重保持总量的稳定增长与优化增长结构的结合，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保有压”的调控措施，体现了对行业增长不平衡、地区增长不平衡、城乡增长不平衡等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宏观调控由单向（一路松或一路紧）型设计向复合型设计转变，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充分考虑各地、各行业的增长差异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明显的挑战。

政策的前瞻性就是努力使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与中期稳定增长目标相一致。以控制供给为主的此轮宏观调控从中期的角度看主要是反“通缩”，而不是表面看的是反“通胀”。受技术进步加快、市场的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供给过度膨胀的概率远大于需求过度膨胀的概率。正因为如此，新一轮宏观调控是加强对供给过度增长的抑制，防止由于供给过度引起新一轮生产过剩及通货紧缩，以及引起当期资源供给的过度紧张、造成资源利用的严重浪费。正因为有这样的政策考虑，未来再次发生通缩的概率明显降低。

（2）宏观调控手段更趋市场化，降低了过度的行政直接干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例如，对此轮投资过热的调控更加注意市场手段和法制手段等，配合以产业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使投资过热逐步降温。一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实行较严格的土地制度，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依法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对开发区项目进行治理整顿等。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调控货币信贷总量，采取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市场化措施，收缩商业银行中长期银行贷款扩张能力。二是制定并颁布了一批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加强行业规划、产业政策与土地、信贷、环保、安全等政策的协调配合。三是严格控制高污染、高排放、技术水平低下项目的开工建设，严格控制楼堂馆所等形象工程建设，控制城建打捆项目贷款。四是提高部分热点行业资本金比例，房地产、钢铁行业资本金比例均提高到40%以上，水泥行业资本金提高到35%以上。

（3）将宏观经济政策的完善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注重短期的效果，而且要兼顾长期的效果，在现阶段短期宏观政策的效果往往受到长期累积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明显约束，因此，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必须与体制改革和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结合，特别是要通过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使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如在对投资过热的宏观调控上，既采取包括经济、法律、产业政策及行政性的调控措施，又出台了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措施，以期逐步消除造成投资过热的制度性基础。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投资体制改革决定》，随后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法规和办法。目前，核准制和备案制的体制框架基本建立，投资决策自主权和相应责任正在逐步落实到企业。再譬如，为了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及促进房地产发展的软着陆，在采取短期性的金融政策和土地调控等措施的同时，把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和政策作为保持房地产稳健增长的长效机制。

（4）努力形成三大协调发展机制，保证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增长。我们认为，未来10~15年间我国经济可以继续以年均9%~10%的速度增长，但这是一种可能趋势，并不是一种必然结果。特别是高增长要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及较好的质量，必须要解决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结构失衡问题，即建立三大协调发展机制。一是高增长要能带来就业的较快增长，从而使高增长的成果分享尽可能地普遍化；二是经济增长要尽快摆脱对投资的过强依赖，转为依赖投资和消费双轮的协调拉动，形成投资与消费良性稳定发展机制；三是通过扩大内需和减少对外资和出口的过强依赖，形成内需与外需协调增长机制。

此轮经济增长尽管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趋势，但以上三个协调发展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表现为经济运行中存在三大突出矛盾：

（1）高增长与低就业持续并存，就业的低增长使消费增长的后劲不足，使宏观经济高增长的稳定性受到挑战。

（2）投资存在机制体制性的强冲动，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且投资的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均不高，加剧了投资与消费增长的失衡，最后导致供需增长的严重失衡，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大。

（3）内需增长与外需增长的失衡，对外资和出口依赖过度，资源配置扭曲。

2、2005年主要宏观调控政策和宏观体制改革的措施及效果。

（1）出台了加强对房地产过热发展的宏观调控措施，使房地产投资明显降温。针对近几年不少城市房价增长过快，投机炒作房地产行为比较严重的新形势，2005年4月份，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即“国八条”，主要内容包括：强化规划调控，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加大土地供应调控力度，严格土地管理；调整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政策，严格税收征管；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防范金融风险；明确享受优惠政策普通住房标准，合理引导住房建设与消费；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切实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加强市场监测，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这八大调控措施，再结合上年的加息、提高房地产企业资本金比重等金融调控措施，从两方面对房价及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起到了较好的抑制作用。一是征收营业税作为保持房地产稳健发展的长期机制的建立及完善，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需求特别是恶性炒作行为；二是有效地改变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使消费预期和投资预期更加理性化。由此导致房价增幅逐季回落及房地产投资增长明显放慢，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效果逐步显现。2005年前三季度，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分别为9、8%、8.0%和6.1%，其中商品住宅价格分别为10.5%、8.9%和6.8%，房价逐季回落的态势十分明显；同时，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向下调整的“拐点”基本形成，5月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20.3%，比上年同期低5.3个百分点，比1~4月累计增长率25.9%回落5.6个百分点，其后各月的增长基本在20%左右小幅波动，即房地产投资到年中后已从过去持续多年30%左右的高增长平台回落到适度快速增长区间，从趋势来讲，有继续回落到下一台阶调整的内在要求，即月增幅可能回落到15%左右或更低。

（2）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对投资稳健增长及活力增强起了积极作用。2005年为落实国务院《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投资体制改革，对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及提高经济内在活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是完善相关的投资管理制度和配套措施。继续完善企业投资管理制度，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程序有关规定的通知》；积极研究制定关于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配套文件，发布了《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启动了中央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工作，各地积极开展政府投资“代建制”试点；2/3的省级政府陆续出台了涉及核准制、备案制、政府投资管理等多个方面的改革配套文件；在咨询评估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二是放宽非公有制的投资准入，对经济活力的提高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3月份，在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显放宽了对非公有资本的准入，即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等。

改革和完善投资体制，对确立企业作为投资增长的主体及发挥民营企业投资的活力等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从实施效果看，约80%的企业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不再进行实质性审查，只需通过有关部门依法行政许可，企业可以自主进行投资决策。同时，需要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数量大大减少，改革后至2005年11月，发展改革委核准企业投资项目共434项，比改革前同期的709项减少了约40%。而放松非公有资本的市场准入及加快对文化产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将使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明显拓宽，投资的积极性逐步提高。

（3）金融体制改革在多方面迈出重要步伐，正在酝酿整体性突破。2005年可以说是金融改革“试水”年，包括金融企业、金融市场及金融监管及外汇形成机制及利率市场化等许多方面都开始加快改革步伐，以适应经济高速发展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的需要。

（4）完善税收及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与其他几项宏观体制改革相比，2005年税收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一些，主要是因为税制的调整更为复杂，现有的利益关系对其约束更强。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问题，既涉及沿海地区的既得利益，又涉及到外资与内资利益的调整，而且调整对全局经济增长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尽管如此，2005年在一些方面，财税政策和体制也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是税制改革稳步推进。提前完成了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使延续二千多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调整出口环节税收政策，加强对出口贸易的调控；调整房地产税收政策，加大对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的调控力度；调整资源税和资本市场税收政策，促进资源节约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有关税收政策，继续推进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起草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深化。选择6个中央部门及5个地区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模拟试点，组织中央部门推进财政资金绩效考评试点；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已基本覆盖全部中央部门单位，新增20多个中央部门实施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以软件行业为突破口，探索政府采购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的有效方式。此外，加大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研究制定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措施办法，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建立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激励约束机制。

（5）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在资源市场化、垄断和公共产品定价机制改革迈出了新步伐。2005年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努力创建节约性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价格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推进水价改革。进一步明确推进水价改革的目标和任务，15个省（区、市）出台了调整水价的措施，有的进行了阶梯式水价试点。

②深化煤电价格改革。实施煤电价格联动，各地煤电联动方案相继出台，促进了电煤价格逐步放开；在东北区域电力市场开展两部制上网电价改革试点；完善峰谷电价制度。

③酝酿并开始积极推进水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品价格改革，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促进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

（6）进一步深化外贸外资体制改革，促进外贸增长再上新台阶。2005年我国外贸规模再上新台阶，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引进外资继续保持600亿美元的规模，对宏观经济的高位平稳增长作出了比往年更明显的贡献。这一巨大的成绩既与外部需求强劲、产业竞争力增强有直接关系，也与不断深化外贸外资体制改革所提供的有效激励相关。2005年外资外贸改革主要内容包括：

①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外贸行政审批，全面取消了工业品配额管理，实现工业品出口配额招标商品全部公开招标。

②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方面，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监管办法，制定并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审批制度，建立外商投资审批责任追究制和行政公示制；颁布实施《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

③在对外经济合作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完善境外投资跨国并购前期报告制度，协调境外投资行为；加强境外投资绩效评价和联合年检，建立由多部门组成的综合协同监管体系；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

④在建立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应对机制方面，认真开展WTO新一轮谈判工作，为我国产业发展赢得更大空间；健全符合WTO规则的产业救济和产业保障体系。(摘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6中国改革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