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霍金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及他的《时间简史》早已家喻户晓。他以残疾之躯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探索，开拓了人们了解宇宙的视野。本书作者是斯蒂芬·霍金的前妻，她述说了自己与这位伟大天才的爱情以及在25年婚姻生活中的许多未为人知的故事，也述说了她作为一个残疾名人之妻的苦恼和困惑。
第一次认识斯蒂芬，是1962年的夏天。那时，我的好朋友戴安娜和吉莲即将毕业离校，而我将留下来续读秋季学期，申请进入大学。一天下午，我们整理好书包，戴上草帽，决定进城里去喝茶。我们走了不到100码，路那边的一个奇特身影进入眼帘：有一个年轻人低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遮住了脸，迈着笨拙的脚步，踉踉跄跄地朝相反的方向走着。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不左顾右盼，没有意识到我们这群正在穿过道路的女生。
我和吉莲惊奇而又有些粗鲁地盯着他看，可戴安娜却熟视无睹。她对我们说：“那是斯蒂芬·霍金，他很奇特，但非常聪明，他是我哥哥巴兹尔的朋友。他曾带我去看戏，我还在他家吃过饭……”
我们继续往城里走，出于难以解释清楚的原因，我对刚才见到的那个年轻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此那天的茶喝得索然无味。也许是他的古怪中有某种东西，使我这个生活在传统环境中的人产生了兴趣。我有某种奇怪的预感：我会再见到他！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个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里，我至今还可以很容易地回想起当时的光线、色彩、形态和背景噪音等各个细节。
后来，戴安娜和她哥哥在1963年1月1日举办新年聚会，邀请我去参加。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挨着墙站在角落里——就是我和朋友们夏天在街上看见的蹒跚行走的年轻人斯蒂芬·霍金。他和别的人群拉开了一点距离，正和牛津大学的朋友肯·莫里斯谈话，讲述他在一位导师的支持下开始在剑桥进行宇宙学研究以及学校里的一些事。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
他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我饶有兴趣地听着。他讲起笑话来笑得直打嗝，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的许多笑话是嘲讽自己的。显然，他也像我一样不时在生活中遭遇挫折，但他总是设法看到各种境遇中有趣的一面；他也像我一样羞怯，但是仍然乐于表达自己的见解。
在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相互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可是我想，除了可能偶尔路遇，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再后来，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我们先就学习的课程交换了看法，然后就开始谈论朋友和熟人。戴安娜突然问：“你们听说斯蒂芬的情况了吗？”见我们愕然，她说，“他已经住院两个星期了。他总是走路摇摇晃晃，不能系鞋带。”停了一下，她摇摇头说，“他们做了很多可怕的检查，发现他患了一种可怕的病，会导致瘫痪，无法治愈。他们说他也许……只能再活两三年。”
我大吃一惊。简直难以想象，一个仅仅比我大几岁的人竟然要面对死亡的前景！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车站等候火车，看到斯蒂芬从站台上摇摇晃晃走过来，提着一个棕色帆布手提箱。我大为惊奇。他看起来很快活，见到我时显得更高兴了。他的穿着好像比以前符合传统，也比以前更有风度了。我们以前的会面是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而此时的日光则显示出他满面动人的微笑和清澈透明的灰色眼睛。我们一起坐上去伦敦的火车，愉快地交谈，几乎没有涉及他的疾病。他的举止让人觉得，他好像一切都很好，谈论那个话题就太残酷了。他说，他现在是回剑桥，他常常在周末回家。他问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某个时候和他一起去看戏。我说我当然愿意。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相约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见了面。在那里吃晚饭本身就足够挥霍的了，而斯蒂芬还有戏票。我们仓促地结束了奢侈的晚餐，以便能够及时赶到河南岸的老维克剧院，观看《沃尔波内》的演出。到剧院时，几乎来不及把我们的东西放好，戏就开演了。
那出戏使我们兴奋不已，后来就站在汽车站那儿讨论起来。汽车开过来了，我们就上了车。坐下来时，斯蒂芬扭头对着我，抱歉地说：“非常对不起，我连买票的钱也没有了，你有钱吗？”我想到那天晚上他一定花了不少钱，心里感到歉疚，很乐意付钱买票。售票员走过来。我在手提包里找钱包的时候，发现钱包不见了，尴尬的程度不亚于斯蒂芬。我们在下一排信号灯那儿跳下车，一路跑回老维克剧院。剧院的主要入口已经关了，斯蒂芬使劲推通往舞台的侧门。门开了，里面通道上的灯还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没有看见一个人。我们走到通道的尽头，登上空无一人但仍灯火通明的舞台。我们提心吊胆，蹑手蹑脚地穿过舞台，然后下了台阶，走进昏暗的观众席。我们很快就在原来的座位下面找到了那个绿色的皮钱包，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就在我们又走回舞台的时候，灯突然熄灭了，我们陷入一片黑暗中。斯蒂芬坚定地说：“拉住我的手。”我抓住了他的手。他领着我回到台阶那儿，又上了舞台，走过去进入通道。幸运的是舞台边上的门还敞开着。当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到大街上时，都放声大笑起来——我们登上了老维克剧院的舞台！
这以后，我们都急切地等待着来来往往的会面，但真挚爱情的道路确实崎岖不平。由于斯蒂芬对自己的疾病有一种前景无望的预测，因此不打算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每次见面后，我常常含着泪水返回伦敦，斯蒂芬也许觉得我的出现是在他的伤口上撒了盐。在涉及感情的问题上，他几乎无所表白，而且拒绝谈论他的病情。由于担心刺伤他，我试图凭直觉来了解他的感情，不强迫他说出来，于是无意中形成了不相互交流内心感情的交往方式，而那种方式最终变得不堪忍受。
他掩饰着他的敌意和失落感，好像是在故意尽力阻止我进一步和他交往。但是太晚了。我已经没有办法解脱了。
事实上，斯蒂芬也用情很深。在我们恋爱期间，我父母曾带我到国外旅行，我竟然在途中接到他寄给我的信件。我一回来，斯蒂芬就很高兴地来看我。我从直觉上推测，他已经开始更自信、更愉快地看待我们间的关系了。其后，在剑桥，在一个小雨淅淅沥沥的晚上，斯蒂芬终于吞吞吐吐地低声向我求婚——那一时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面对有人要我仔细了解斯蒂芬病情的提醒，我回答说：我非常爱斯蒂芬，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和他结婚。我愿意为他做饭、洗衣、购物和收拾家务，放弃我自己以前的远大志向。因为与我面前的挑战相比，那种抱负现在微不足道了。我相信斯蒂芬也会非常爱我。
1965年7月14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我的婆婆朝我走过来，笑眯眯地说：“欢迎你，霍金太太，从现在起那就是你的称呼了。”
第一个星期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转瞬即逝。一天，斯蒂芬可能是因为在夜晚冷空气中着了凉，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疾病似乎被长期地压制着，现在突然可怕地爆发了。潜伏的幽灵从阴影里走出来，扼住他的喉咙，把他抛来抛去，像甩布娃娃一样摇动他，把他踩在脚下，满屋子里回响着他刺耳的咳嗽声，直到窗户啪嗒啪嗒作响，冷风回应着惊惶失措的叫声。斯蒂芬在对手的折磨下狂暴而又孤立无助，我却不知所措。我惊恐万分，对突然遭遇运动神经细胞疾病——在我们婚姻生活中首次露面的同伴——的可怕力量毫无思想准备。斯蒂芬终于向我示意要我捶打他的后背。我用力地拍打着，决心赶走那个无形的怪物。那个怪物终于像突然出现时一样，很快地消失了，而我们已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那一次突然袭击是一个警示未来危险的凶兆，对我们两人都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生活的压力接踵而至。我要去购物，要收拾房子、洗衣服。因为负担不起专业人员的装修费用，我不得不自己动手，我买了一套刷子和大量白色乳胶漆，开始刷起沾满污垢的墙壁。我打算在搬进去之前先刷两个最重要的房间——起居室和主卧室，然后再在以后几个月里逐步刷其他地方，如三层的阁楼、两段楼梯、厨房和浴室等。
我讨厌漆的气味，因此在刷墙时通常敞开前门。邻居撒切尔夫妇经常过来观赏，给我准备一杯又一杯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有一天，撒切尔先生从门前路过时，停住脚，稍微弯下他那军人的身躯，朝开着的门里看。他大声说：“喂，你看起来身体很单薄，可是你一定很坚强！”他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瘦削的脸上还有战争留下的伤疤。听到他的称赞，我站在梯子上笑了。几天后，撒切尔夫妇告诉我们，他们决定付钱让给他们打零工的人为我们粉刷起居室的天花板。西尔玛·撒切尔这样评价她丈夫这不寻常的慷慨行动：“这是亲爱的比尔送给新邻居乔迁新居的礼物。”
我们开始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斯蒂芬通过上班、授课和论文竞赛来挣钱；我管理家庭财务，精打细算，支付各项费用，尽可能多攒钱。
此外，我还要给斯蒂芬打印论文。斯蒂芬写出部分论文稿子，字迹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论文里还有方程式和各种符号，有联署符号和系数，有希腊字母和行上行下的数字，有无限和非无限的星系，那些东西简直要把我逼疯了。不过，由于他的论文是科学论文，篇幅不是太长，这真是令人庆幸。另外，能通过我的手指把关于宇宙起源的论述付诸文字，每想到这一点，我也能得到一些满足。那些密码数字、字母和符号都是在揭开那浩瀚空间的秘密呵！这足以令人敬畏。然而，过长时间地考虑空间的无限性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那样会分散对行上行下各种小点和符号的注意，而任何一个位置错误都可能使宇宙起源问题的论述陷入可怕的混乱之中，这会打乱宇宙万物的整个秩序。
除了打字这一纯粹机械活动之外，我还能做出其他的贡献，我因此也颇感自豪。斯蒂芬对英语的使用不尽如人意，他的话语里有不少“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这类多余的词语，在书面语里也不关心英语的用法。撇开其他方面，我作为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文官的女儿，从小就受到精确运用语言的教育，重视语言的明快和词语的丰富。在这方面，我可以给斯蒂芬以智力上而不仅仅是体力上的帮助。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把这方面的工作看作是一种事业，是在架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间的桥梁。（未完待续）
摘自《音乐移动群星——霍金传》简·霍金著赵伯英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3月版
《文汇报》2002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