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家】杨静远:生活不是童话

从《彼得·潘》到《杨柳风》,杨静远的译作给无数读者带来了欢乐和美好,而她自己的生命历程却并不像童话那样。或许苦难中的美好才是最值得珍视的

杨静远 

1923年2月生,湖南省长沙市人。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硕士。译有《哈丽塔·塔布曼》、《勃朗特姐妹研究》(编选译)、《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彼得·潘》、《杨柳风》、《英国名家童话选》等。著有《炼人学校———五七干校生活一千日》、《写给恋人》、《让庐日记》等。

抓住幸福的手

杨静远最珍视的作品不是她那些影响深远的译著,而是自己与恋人几十年通信的记录《写给恋人》,于是话题也就从她的爱情开始。

“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是我先去找老严的,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他说:“那有什么不愿意的?”“那么,现在!”我伸出手,他一笑握住。

那个时候,没有女孩主动去找男孩,都是等着男孩来追;女孩都要找比自己班次高的,严的班次比我低;他是个穷得不得了的流亡学生,我是名教授的女儿,在学校非常出名,而且我已经拿到了去美国的奖学金,很快就要离开学校,本来可以不谈这段恋爱的……

我们在不同的学院,都加入了同一个合唱团,但一起唱歌时互相不说话。我跟别的男同学都谈不拢,见到严,却觉得:就是他了!我喜欢他,我就一定要去找他,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事情,我要试一试。后来我们就约会了,果然谈得非常融洽。几次之后,我真正地爱上了他,再也摆脱不了。

我还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的老朋友、原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托与他关系密切的胡适给我写推荐信,胡适和我父母年轻时候一起搞现代评论,互相都是很敬重的。他帮我写了信寄到密歇根大学,那儿有个东方妇女奖学金,是专门给亚洲女学生的。实际上应该递交四年的成绩,而我当时才读了三年,或许主要因为胡适的信起了作用吧,奖学金批下来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我在美国越来越觉得待不住,一来不能忍受与严的互相思念,二来担忧国内政局。两年之后,我拿到硕士学位,心想:我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算再拿个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冲动之下,就上了回国的船。

现在看来,我这个决定是做对了,因为1948年秋天之后,国外的人就回不了国了,那样的话,我和老严也完了。

破灭的文学梦

杨静远不以文学知名,但她翻译的《杨柳风》和《彼得·潘》,文字美丽得惊人。原来她也曾经是文学青年。

我10岁的时候才有一个弟弟,之前的我,是家里娇宠的独生女。父亲崇拜诸葛亮,我的名字就是取自孔明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父亲是经济学家,但我对经济一点兴趣都没有,直到现在。

我喜欢文科,高中时却报了理科,只因为初中的朋友都在理科班,现今她们都在美国。国文老师孟志荪很欣赏我,说我是我们班最有艺术天分的,并且文学内在力量最丰富。我很崇拜他,听了他的话备受鼓舞,可见老师对人一辈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自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整整有三十年的时间和文学断了关系。我羡慕那些入党的同学,积极争取进步,结果终于在27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青团,做了一名超龄团员。

父亲劝过我:“我没有偏见,但我希望你不要黏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但年轻时候的我,怎么听得进去?还为此与家庭闹过矛盾。我说:“我不想搞政治活动,但我想了解中国革命,你们不要阻拦我。”

从革命大学毕业后,我先是被分配在出版总署编译局,做俄文翻译。后来整个出版总署撤消了,大家分到各个出版社,我被分到人民出版社外国史组做编辑。如果把我分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可以搞文学了。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只能服从分配。

我在人民出版社从1949年做到1979年,心里很苦、很难受,这三十年,我基本看不到任何文学书籍,父母的书都捐献给武汉大学图书馆了,武大外文系也没有了,母亲被调到中文系,也是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教文学。

哪儿劳动都有我

很少人知道杨静远还翻译过《马克思传》,不过正如她所说的,以右派的身份翻译这样的书,有点像历史的戏谑了。

我这个人是很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想法,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所以几次运动我都遭难。

因为我工作一贯努力,领导看重我,所以升级升得很快,工资很快就从300斤小米(30块钱)提到100多块钱了。大鸣大放的时候,我作为专案组的成员参加了肃反运动。结果闹了一年,一个也没查出来。我就觉得那几个被审查的同事非常痛苦,而且查来查去他们又不是反革命。再有,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只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但是,那时候领导觉得我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我给保住了,只让我做了次检讨。但我完全不懂政治,1958年让我下放劳动。我又写了一批大字报,提出农村中的问题,当场就有个人事干部批我。

1958年底我回到北京,1959年编辑部就开我的批斗会,其实出版社的老领导了解我,不想划我,可这个人事干部说:“不把她划成右派,我死不甘心。”那个时候大家就不敢保我了。所以别人都是1957、1958年被划成右派,而我是1959春天被划的右派。

我这辈子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农村劳动,什么农活我都能干,开始不习惯,觉得累,后来干惯了就不觉得苦了,我的胳膊直到现在都非常有力气。这辈子最让我痛苦的是失眠,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失眠得厉害极了,可别人总觉得你是思想问题,是反对劳动、对社会对党不满。

1960年上面有个规定,右派不能做编辑工作,有个别的可以留下来。我们社里大部分被送到边疆,就留下了三个搞外文的右派,因为我们领导特别喜欢搞翻译,舍不得外文人才,我们留下来成立了一个翻译组,再另外派一个党员同志做组长,翻译《马克思传》、《马恩传》,这也是个很笑话的事情,竟然是找几个右派翻译《马恩传》。

三十年后重归翻译

外人看杨静远的译笔,宁静美丽,恐怕很难想到这样的文字是在她患有白内障的情况下,由先生念一句翻译一句出来的吧。

“文革”结束后,我想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施咸荣也想把我调去跟他一起工作,讨论的时候社委会都同意,就一个人反对,所以没去成。后来高中甫告诉我,社科院外文所成立了外国文学资料研究室,正在招人,我就调去了,终于能再次接触文学。

到了外文所,我主要是搞英美文学。我们室很自由,有稿子就编,没有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选了勃朗特姐妹研究,读了几十本有关她们的书,资料卡片装了一柜子。我不喜欢评论,喜欢传记类的文字,作出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和《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直到现在还有销路,卖了10来万册,这一来我竟然成了勃朗特专家。

后来眼睛害了白内障,不能搞研究工作了。那个时候心里很苦。我爱人看我那么苦,就说:“我帮你翻译吧。”我们选了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童话《彼得·潘》,因为它比较好读。他念一句,我翻译一句,他记在稿纸上,翻译完之后,他再念,我再修改。

这本书署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顾耕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意思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欢名利,但做事情非常认真。范用读了《彼得·潘》之后特别欣赏,对沈昌文说:“杨静远的东西,有一本出一本。”后来,我们还这样翻译了一本《勃朗特一家的故事》。

如今老伴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当初勇敢迈出那一步,是走对了。我们几十年同甘共苦,不容易。六十年相濡以沫啊,我划右派,他受牵连,很多夫妇都因此离婚家破人亡,但我们死守在一起。

恋人、父亲、母亲

杨静远的父亲杨端六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科的建立居功至伟,母亲则是当年有名的女作家。但如今,还记得他们的人已经不多了。

翻译了《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之后,我就去给眼睛动手术了。外文所一个喜欢动物童话的编辑介绍我翻译《杨柳风》,我喜欢它那种英国的田园风光似的场景,那些拟人化的小动物是很有趣的,可是文笔难。翻译完它之后我就再不做翻译了。我的眼睛不好,老翻译吃不消,我觉得我应该写些回忆录。

我把我和严分离时候写的信拿了出来,那个时候的信能保留下来真不容易。但是严不想出版,他不愿意出头。我不是为了自己,为自己我就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因为那是情书嘛,但是作为一个文史资料,我有责任把它出版。1945到1948年正是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年轻人的思想意识在里面有很多反映,包括我在美国的想法和生活点滴。我又是冲动又是下决心,才把《写给恋人》交给李辉。后来,我又出了一本日记集《让庐日记》,我本是羞怯的人,但想到它对后人研究历史有用,就自费把它出版了。

自从母亲去世后,我老惦记着她,非常痛苦。她差不多被遗忘了,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文学界知道她这个人。

刚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套女作家丛书,选了冰心等人,把我的母亲袁昌英也算在里头。其实她是教授,以教学为主,写东西都是业余的,出了两本散文集,另外写了《孔雀东南飞》等几个戏剧。

她那一辈的人没留下几个,资料很不好找,我就尽量找,结集成《飞回的孔雀》。

我的父亲也完全被人遗忘了。蒋介石看重他,老拉他去做官,但他认为自己是中立的。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接触,当时还在长沙第一师范大学的毛泽东请他去讲罗素,毛泽东作为特邀记者,把他的发言记录下来,发表在《大公报》上。

他也挨过批,因为他的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现在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了,但时代不同了,他的那一套又过时了。我问过他的学生能不能出我父亲的文集,他们说不好办。而我对经济一窍不通,写的那篇纪念他的文章,也是在朋友的推动下写的,我与父亲走的完全是两条路,他是个很古板的人,我是个浪漫派,虽然他对我很好,但他看不惯我。

如今,他们都走了……

■记者手记

她很大声地笑,笑得几乎弯下腰去,笑声中有羞涩与甜蜜……彼时她正与我诉说她与恋人初识的事。

越过她的肩膀望去,却是几日前离她而去的他的遗照。

自从他病后,这几年,他们很少出门。最后一次,他陪她出去,是去领“资深翻译家”

的奖。他不放心她独自出门,她亦不愿意留他一个人在家,于是相携着,蹒跚而去。

如今,她就要搬离他们共同住了四十年的家,去和儿子一块生活,因为实在难以独自面对他的遗照。

她这一辈子,得到了许多爱,却受了太多的苦。仿佛是上苍给了她蜜糖,却马上把它抢走,是不是倒不如不给来得痛快?

有些人,一辈子没得到过爱,也没爱过人,才是真正可怜的吧。

《新京报》2005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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