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南1915年11月9日生于台湾嘉义县朴子镇松华里，日治时期称台南州东石郡义竹乡牛挑湾村。日本大正天皇也在这一年即位，所以他父亲黄言为其取了个日本名字“纪南”。黄言是地主，做过盐水糖厂“原料委员会”委员和地方“保正”，算是当地的绅士。黄言的前一个头衔，据黄纪南说，是“糖厂和蔗农间的中间人，专门负责包工收成与负责收甘蔗送交糖厂。由于过程中包工获利并且推广农民多种甘蔗、少种稻作，在当时被视为极赚钱的行业。”而“保正”，则是：“在当时因其与日人合作亲近的关系，虽因此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但有些担任保正之人，难免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常惹一般村民嫌恶，故常嘘称之为‘四脚仔’（狗腿子之意）。”

    黄纪南是家中独子，小学就读于专为日本人子女开办的朴子小学，1934年毕业于嘉义中学，和臭名昭著的蔡同荣、罗福全、陈唐山、樊丰中、李鸿禧、张旭成、张俊雄、颜锦福等知名“台独”分子是校友，故他们称该校为“台独摇篮”。黄因不愿“子承父业”，于1934年7月通过亲戚关系，到台北市大稻埕有名的“金亨泰”商行学做生意，担任账务文书工作。由于老板“顽固守旧”，不接受他“新式记账和管理”的建议，在1935年4月回到了牛挑湾。

    留日遇“恩人”山口凌云 影响了“后来的一生”

    在家中无所事事的黄纪南，突发“男儿立志出边关”奇想，瞒着父亲，于1935年8月逃离家乡，到日本求学。

    几经周折，在1936年6月转学至日本大学政治科。黄纪南认为：“日本大学政治科名副其实，是最注重日本精神、日本国体的研究之政治科系。”他后来不论是在台湾或在菲律宾，都是用这种“日本精神、日本国体”，为日本侵略者的“皇民化运动”效劳的。

    黄纪南为了相命，遇到东京当时最有名气的“高岛派易断所总本部”主持人山口凌云。黄纪南说“这件事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山口不但为其“指引迷津”，还给了他打更的差使，解决了吃住问题和生活杂费。黄在回忆录中非常动情地说：“这位我视为青年时期恩人的山口先生，由于家中无子，对我更倍加照顾视如己出，我因而一直住在他的易断所，直到学成返台为止。另外，我后来所以由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转读政治科，除了因个人兴趣因素外，也因为山口先生之鼓励所至，他认为我读政治科，返台后的前途会比较好……山口对我做人做事的教化，影响也极深。”以后，黄纪南为筹措“台独”经费，到日本走私，这位“恩人”又成了他的窝主。

    由台湾总督府“嘱托”到美国驻菲律宾军队翻译

    1938年暑期，黄纪南在日本大学毕业。由日本文部大臣和日本大学校长“推荐”，以台籍身份进入日本总督府文教局社会教育课工作。3年后便“升官”为“嘱托”，以“国民精神研修所”讲师的资格，负责“训练各单位主管人员对于日本精神与日本国体的认识”，“藉以推行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因为黄纪南对日本殖民者的忠诚，不仅被人们怀疑他是总督府评议委员、台湾大汉奸黄欣的儿子，还引起日本人的嫉妒而遭毒打。1944年7月，他在研修所负责人中西“帮助”下，破格“由日本陆军省派遣，至菲律宾担任高级文官”——“新菲律宾文化学院”教官，对招收来的菲律宾大专毕业青年，进行“以日本本国利益、日本本国文化为中心”的教育。1944年年底，在马尼拉受到美军威胁时，他恬不知耻地向日本上司表示：“我生为日本人，死为日本鬼，愿意留守马尼拉城之日军沙场，死后亦至日本靖国神社受供奉。”

    但是，在美军真的逼近马尼拉城时，这个黄纪南又自忖，如果与日军同进退进入山区，“以我一介书生，实在无法消受那种苦难，还不如与留守马尼拉作殊死战的五千名日军同在，再伺机向美军投降，或许还有活路一条”。

    1945年2月3日，麦克阿瑟的先遣部队攻进马尼拉。2月5日黄纪南“伺机”主动找美军投降，以俘虏之身在美军中当翻译。在此期间，他对美国《星条旗报》为了制造“台独”舆论，经常发表的有关台湾的评论，产生极大兴趣，不但自己看，还逐篇翻译成日文，贴在公告栏上，供其它台籍俘虏阅读。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美国驻菲律宾海军情报官乔治·科尔。

    认乔治·科尔为“启蒙之师” 全盘继承其“台独”谬说

    1946年2月黄纪南回到光复后的台湾，经过考试进入台湾电力公司为美国顾问当翻译。家庭和个人深深打上日美烙印的他，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说：“我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出生，接受日本教育，甚至担任日本官员，受到日本长官极大的器重与赏识，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同享了中国胜利的喜悦，但对于返台后，昔日景象皆非，要我面对一个十分陌生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事实，毋宁说是又欣喜又矛盾的。”

    正在此时，黄纪南得知科尔已是美国驻台湾副领事，便“主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实际上乔治·科尔是美国派到台湾煽动、组织、指挥“台独”活动的重要人物。黄纪南师事科尔，师承了他有关“台独”的全部谬说。黄回忆：“科尔对于当时及日后的台独运动，影响确实十分深远。”“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受到其颇大的影响，可以说他同时也是我对于现代自由、民主理念的启蒙之师。科尔认为，台湾人的祖先于300年前甘愿抛弃故土家园，冒着海上被抢、被淹的风险来台湾开垦，重新建立家园，精神上的意义正如同两百年前，早期美国移民新大陆之脱离英国而独立一样。而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台湾人的祖先除了具备特别勤俭与冒险犯难精神外，在经过了西班牙、荷兰与日本人之异族统治后，在文化与社会的特质上，都已与大陆的中国人有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日本人的50年在台统治，将台湾人训练成具备有现代国民法治观念条件，就此层次而言，一般台湾人的平均素质，是比当时的中国大陆人民高出很多。他这些观点，我基本上是完全同意的。”

    成为乔治·科尔的高足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黄纪南是科尔在台网罗、培植的台独分子中，公开认科尔为“师”且影响最大的人。他不但学到了科尔所有“台独”谬论，还在其指挥、影响下，疯狂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黄纪南在1946年6月，以“台湾青年同盟”主席的身份，为乔治·科尔炮制了一份交给联合国的“请愿书”，鼓吹“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公民投票”，实现“台湾独立”。

    “台湾青年同盟”是至今有据可查的台湾第一个付诸行动并提出“公民投票”的台独组织，所以有人称他为“台独祖师爷”，黄自己也吹牛说：“今天台湾的反对派人士诸如蔡同荣提倡‘公民投票’时，我可以很自负地认为，我是提倡这个主张的台湾第一人，连廖文毅最初也主张先透过联邦自治，再达到台湾独立的目标。”此时，他还在科尔指使下，和其控制的所谓“台独托管派”和“台独自决派”的头目，建立了联系。1947年7月，黄又给美国巡回大使魏德迈一份“请愿书”，提出：“二二八事件证明了国民党无能统治台湾人的事实……我们呼吁应赋予台湾依照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让台湾人民享有自决之权。”

    1947年9月15日，黄纪南到上海找到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他自认为，从此“正式开始从事台独政治活动”。1947年9月底，三人通过金陵大学校长贝斯，“会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司徒氏向美国政府反映，由美国在联合国提案，让台湾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人的前途”。司徒鼓励说：“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但值得奋斗”。还为黄取了英文名字“PETER”。1947年10月黄纪南返回台湾后，发现自己已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于是在美国新闻处长卡度的协助下，搭乘联合国救济总署台湾分署的船再次到上海，1948年1月到香港找到廖文毅，1948年2月，廖文毅、黄纪南、邱永汉等人，正式打出“台湾再解放同盟”的招牌，黄任秘书长。1949年4月，黄受廖文毅派遣到日本，一面向美日求援，为此，他见到日本首相芦田均和盟军总部司令麦克阿瑟等人；一面走私盘尼西林和糖精，为分裂活动筹措经费。1949年6月，黄纪南又被派回台湾活动。1949年12月，他和一个“自决派”代表人物，奉美国巡回大使杰萨之召，到美国驻台领事馆“密谈”，研究“台湾独立有无具体办法”。

    1950年5月被捕，判刑12年，1965年减刑为9年，1958保外就医。1959年，出狱不久的黄纪南又与廖文毅联络，纠集廖文毅的侄子廖史豪等人，组织“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1962年1月该组织被侦破，黄再次被捕入狱，1964年被判死刑，1965年改判无期徒刑之后，特赦出狱并恢复公权。1972年第三次以“意图谋杀蒋经国”等罪名判刑15年，1975年减刑为10年，1982年刑满出狱。3次坐牢共24年。

    1991年2月21日，《台湾时报》记者采访黄纪南，以《台独祖师爷黄纪南亲述228史实》为题，发表了谈话内容。黄又借机重弹他的老调：“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台湾内部的民主化，推行政体的改革。有关台湾前途的问题，我赞成蔡同荣支持的公民投票，按照台湾2000万人投票的结果，来决定台湾前途。”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2002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