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欧亚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董立文

    影响两岸关系的两大因素（台湾与美国的总统选举），在过去一年都陆续的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数的汇和效应正逐渐的显现，虽然对台海局势造成一些重大效应，但尚未形成一相对均衡状态。在此，谨就过去一年的两岸关系发展，提出个人的观察意见，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台湾的政治发展与大陆政策分歧

    2000年“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由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先生当选 ，不但结束了国民党在台湾五十年来的统治，实践了“政党轮替”的民主政治精神，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岸关系的形势，简言之，台海形势的性质正式由国共关系转化为两岸关系，国共内战的历史观受到挑战，两岸的政策均主动或被动的重新洗牌。从某个角度而言，这给台湾提供一个重新核讨与反省两岸关系的机会。

    从去年的5月20日做为一个起点，陈“总统”的大陆政策经过一年的发展，逐渐的形成一种体系，他的内容包括：“在大陆无意对台动武的前提下的四不一没有”；“对话、交流、搁置争议的九二精神”；“跨党小组的三项认知、四项共识的结论”；“两岸政治经济统合论”；“民主、对等、和平”的主张与“两岸交流各项政策松绑”的取向。客观上，陈“总统”的大陆政策造成新的两岸形势，意即“一个未来中国”对“一中原则”；“九二精神”对“九二共识”；“政经统合”对“中国统一”；“民主、对等、和平”对“一国两制”；“中华民国的国民”对“中国人”。从这个层面而言，对两岸关系发展亟需新的认识与新的对策。

    “中华民国”八十五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与去年的“总统”大选，两次都造成了两岸关系的危机，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的确是台湾的民主体制在冲击着大陆政权，只不过，北京那边是用统独相争的语言来掩盖这项事实，同时，面对着台湾的民主变局——这个变局是以人民直选最高领导人与政党替为主要特征，大陆正逐渐摸索出面对变局的自处之道，也慢慢的学习到如何的看待台湾的民主，而自己发展出一套诠释台湾民主的模式。

    毕竟，这是两岸关系的结构问题，很难想象北京会对具有中国情怀的民主台湾使用什么武力发动战争，所以，对于陈水扁的大陆政策，及大陆的回应声明，都必须放在这个结构下来观察，视察结果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陈水扁的强调民主对等与人权价值，而大陆的回应是以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为基础，不幸的是，民主人权与民族主权在现在的两岸关系上，被各自的政府解释成一种很难调和的对立的矛盾。

    台湾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对于大陆政策的主张，政治对立的情况也很有显。陈“总统”上任后在大陆政策上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凝聚台湾内部大陆政策的共识。2000年6月推动成立“跨党派小组”的目的，即在“凝聚全民共识，促进族群和协，维护台海和平及发展两岸关系”。但在六至九月间，朝野双方却引爆了陈“总统”接不接任“国统会”主委，及“国统会”要不要召开的激烈争论。“跨党派小组”遭到在野党刻意抵制，此后，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对政府的大陆政策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在政策与行动上与执政党保持区隔。台湾内部政党间的大陆政策共识，不但没有建立，反而随各项公共政策的对立，而愈益分歧与多元。

    国民党主张“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认为该党主导创建的“国统会”与“国统纲领”，对维护两岸和平有正面的功能。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先生并提出“邦联制”的构想，期望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目标，并进一步能够列进国民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纲之中。

    亲民党党主席宋楚喻先生，则提出“两岸都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的概念，并进一步的说明亲民党是“务实派”，其两岸政策的基本纲领文件，具体主张以“两会九二共识”为基础，重启两岸对话。宋楚喻强调：“亲民党愿意在两岸问题与陈水扁合作。但是新政府要寻求岛内共识之前，必须先整合其内部的共识”。无论如何，在民进党内部、政府团队与朝野各党派之间，如果没有最大公约数出现的话，台北的确很难有坚实的立场，要求北京重开协商与谈判。

    二、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与美中关系

    去年十一月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小布什以极小的差距入主白宫，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政策及对台政策随即调整。布什总统在竞选时期提出“强大的国防军力原则”，内容包括“坚持针对明确的目标进行部署”及“建构面向未来的军队”；并将大陆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我们对待大陆应该不怀恶意，但也不抱幻想”。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确实在国防战略上做出重大调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检讨报告”、布什总统决定建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宣称未来要把美军建立成一支快速、匿踪、高科技的部队，都是这种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布什总统上台之后虽然淡化了大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说法，但是许多迹象显示他的对华政策明显的倾向台湾，包括对台军售的突破性发展，准许陈水扁过境美国的相关安排等，使得大陆公开宣称“对中美关系造成破坏性损害”。然而，迄今为止，大陆并没有改变对美外交的基本方针，但是有新的应因策略出现，北京的表态与反应，可以从下列的面向作一观察：

    （一）大陆尚未改变“增进合作；柔性劝说”对美外交政策的方针

    克林顿政府时期，江泽民就拟定了对美外交“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并且极力的说服美国把中国当做一个“大国”来看待。布什总统上台之后，中美关系虽然经历了撞机事件，及美国调整国防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但是迄今仍未改变对美外交的方针，但正进入了一段“劝说等待”时期，而对美国的动作采取低调反应的态势。

    （二）大陆没有改变对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基本框架的根本认识

    尽管大陆媒体对布什总统的作为出现强烈的批判，也有许多大陆学者专家从对抗美国的角度出发，呼吁大陆“清醒认识，及早因应，抵抗霸权”，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陆官方的看法还没有改变，意即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旧是世界的主要潮流，而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的深化，所以大陆仍会致力于经济建设与现代化的发展。

    （三）大陆保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主轴将是“接触”

    大陆重视布什政府对华所传达的各项讯息，并没有忽略美国对华政策“接触与交往”的一面，这里包括布什总统所说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在于促进美中关系的成熟稳定”；以及克林顿当面向江泽民公开转达的讯息，即布什政府希望改善与大陆关系的意愿。江泽民的回答是积极认同，最近大陆外交部的官员发言，向美国表达了大陆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抱持乐观的态度。事实上，大陆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轴仍会走向“接触与交往”。

    三、民族主义激荡美、中、台三方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下，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民族主义却同时高涨，应如何解释呢？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是危机意识下的产物，这种危机意识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时，中国的社会思潮主于两种抗争，一是启蒙，一是救亡，结果，救亡战胜了启蒙。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担心亡国灭种。这种心病是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应该要治愈，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时，利用了中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话语。现在，大陆的话语叫做“落后就会挨打”，担忧在全球化时代会被开除球籍。就是这种危机心态塑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可说是大陆利用这点来塑造中国的民族主义。

    90年代以后，大陆的民族主义更是这类危机意识下的产物，他的危机来自三方面，而且更具体：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二是政治发展过程不民主化的危机；三是经济发展导致地方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危机。这三种危机塑造了今天大陆的民族主义，因此，大陆的危机式民族主义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民族主义，是大不相同的。1996年以前，大陆对台政策里，民族主义的呼唤是“合则两利、民族共荣”，也就是大家合作，中华民族会更好。此间“江八点”是一个很好的民族主义政策声明，它谈到爱国主义里的政治统一问题、民放经济和文化问题，完全是民族主义式的。但这种正面意义来呼吁民族大团结和民族合作的方式到1996年李登辉访美后，发生重大转折。

    大陆爱国式的民族主义对两岸关系构成三种很严重的影响。其一，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的对台政策，造成大陆认为，只要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感情，再加上武力迫谈以及他有能力阻断国际干涉，那么他就可以实践“一国两制”的方针。

    在这种思考下，大陆完全忽略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与对国际空间尊严的要求。第二个副作用是，大陆呼吁台湾要合则两利，要民族大团结，共创光荣中国或未来中国。但是未来中国如何美好，如何繁荣，台湾是不被准许参与讨论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台湾民众渐渐疏离。第三个负面影响是从2000年开始，自陈水扁当选“总统”后，大陆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强调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台湾这个地方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现代化及成为二十一世纪大国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换言之，是强调台湾这块土地的需要，而不是对台湾人民的拥抱。于是，两岸民族主义愈来愈被激化，当然，加上台湾本身的变化，及台湾民族认同的增强，对两岸民族主义有愈趋对立的现象。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反美情绪升高，但是到目前为止，如前所述，大陆高层并没有因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及美国全球战略而改变其对美外交方针。可以看出，大陆领导阶层对美政策是相当理性与冷静的。相反的，不理性与不冷静却转移到台湾方面，大陆官方媒体因为美中的冲突较量，对台湾的迁怒愈来愈明显。因此，台湾在未来应该求取三个平衡：一是对美“外交”与对大陆政策之间的平衡。二是大陆政策交往与吓阻之间的平衡。三是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的平衡。

    四、两岸关系的契机与变数

    虽然民主体制与专制政权二者本身就很难走到一块，但是两岸关系的稳定，不但对双方的执政者有利，是两岸人民的福祉与愿望所在，而且也是国际社会的希望，所以，现阶段两岸政府都会尽可能的稳定两岸关系，在这个地方，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三通”问题，已经成为两岸政府相关政策领导人的共同话语，大有机会成为两岸僵局的一个突破口，两岸政府应该把握住这个良机，藉由“三通”谈判让两岸政府向对方所表示过的善意，都有具体落实的机会，也用“三通”本身更拉进两岸人民的距离。

    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对台湾来说，不是回不回避的问题，对大陆来说，也不该成为是不是“和平解决的底线”的问题，目前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释。关于这点，北京的态度在“5.20”以后似乎表现不再那么僵化，现在北京的要求是“回到九二共识”，但是争议仍然存在，因为，台北对北京在1992年之后处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态度，也相当的反感，至少是抱持相当大的疑虑，现在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若要台湾回归到大陆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哪怕是“共识”，大陆都有必要对“中华民国”释放更多的善意，具体而言，就是“中华民国”的国际存在的问题。

    一党专制的大陆政权的稳固是维持台海现状的条件；民主多元的大陆则是中国统一的前提。台海现状的稳定，不可否认的是有赖于大陆政权的稳定，相对的，大陆政权的稳定，也有赖于台海现状的稳定，可以想像的，民主台湾即使在“一国两制”下达成中国统一，都会是大陆专制政权内部统治的一大问题，所以，稳定的现状，对现阶段的两岸政府都有利。所谓大陆政权的稳定，就是江泽民核心所代表的集体领导的稳定，目前，大陆经济发展形势虽然不错，但是，大陆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仍很严峻，而政治接班的问题也紧接着到来，成效如何还有待后续的观察。陈“总统”所面临的难题也类似，所以，未来应该是两岸政府忙于解决内政问题的一年，两岸关系也许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起伏伏的走下去。

    目前，有些新的变数正在发展之中，包括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定型、台湾年底“立委”与县市长选举的结果、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变革、大陆十六大的权力继承安排、北京二○○八年举办奥运的准备，都将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为双方的政策制定增加不确定的因素。

    中国网200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