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日本在华留学生读书与购书生活的剪影
    (下)

    ——读《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及其他

    张国功

    二

    仓石留学的另一主要活动,就是几乎无日不有的购藏古籍。出版业、古书业与民国学术的变迁之间,有着极深的关系。仓石之所以选择到北师大听钱玄同的课,除了想听“内容”,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师范大学就在我每天必经的琉璃厂书市的旁边”。自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来,那里便成为全国有名的古书集散地。对于有藏书嗜好的仓石来说,到此地无异于入宝山,有一种他人难以理解的兴奋与沉迷。每次到师大,他都会在琉璃厂流连忘返,淘金觅宝。他在这个时期购藏的大量书籍,后来成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细致的记录来看,仓石日记反映出了民国年间北京古书业界的方方面面,如学者频繁地请人抄书而后自己勤加校勘的读书方法;勤于与同行友人交流购访古书经验的做法;书贾送“头书”上门的旧式交易方式;厂甸庙会书市;类似于今日的投标卖货的封书仪式;旧书业中通行的一年三节(端午、中秋、过年)的结账方式(1月24日日记:“整理书债,颇费拮据。书友来者,项背相望,岁晚一景象也”;1月23日至29日日记表明,作者一直在还年底书债,如27日记:“还债如昨,两日之间凡廿五家”)等等,仿佛是在勾勒着一幅幅民国旧书界的风情画。

    仓石对自己购藏古籍活动的记载,从另一侧面则折射出了中国古籍在民国年间难言的悲剧性命运。民国年间,西学东渐,而中国藏书界仍不可救药地沉迷于佞宋之风,倒是日本汉学界的学者,凭其受到的西方科学理论训练,先行一步地认识到了晚近图书的重要性(仓石在日记引首一叶所题七绝即反映出了他青年时的治学与购书旨趣:“词章家每争朱义,藏弆家偏竞宋刊。我是两家门外汉,但沾古泽一心欢”),开始将其大量泊载东去,形成了历史上继日本的奈良(相当于中国隋唐)、平安(相当于中国明末)时代之后的第三次汉籍东流的热潮。仓石日记中涉及的图书名单,从日记辑注本后所附索引看,有八百余种之多,其中以清代古籍为主——仓石对清人著述格外关注(吉川曾在《清现代篇自跋》中说:“在前后三年的留学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与仓石先生共同的,当时两人对清儒的‘考据学’有着相同的热心,因此相互竞争着奔波在二大古书街: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购买考据学方面的书籍。”——转引自《中国留学记》前言)。对于这份名单,连寓目经眼远逸普通学者的荣新江先生在《前言:仓石武四郎与〈述学斋日记〉》中也叹为观止:“其中很多书籍,即使在今天我们为之作简单的叙录时,也不能在相关的版本目录学中找到线索……对于研究清人著述、版本藏本等课题的学者来说,‘仓石文库’图书与《述学斋日记》,都是不可放弃的对象。”民国时中国学者仍偏重于上古史研究,而日本学界却留意清代学术,留学生也主要是收购与清代学术相关的图籍。由佞宋之风向重视近代典籍转变,是近代藏书风尚转移的一种潮流性表征,其中也透露出了学术风尚的一个侧面。从藏书文化的角度剖析外国收购旧书的力量(包括个人及依凭外资购书的中国本土文化机构,如燕京大学一类)在这种风尚转变中的刺激与推动作用,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的课题。

    能够在以琉璃厂为中心的旧书业宝库中满载而归而不至于入宝山空手而回,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在华留学生有着优渥的经济条件。周一良先生在序言说,自己从吉川幸次郎的《留学时代》一书中弄明白了,为什么日本留学生有那么多的钱买书。吉川在《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种种幸运》一节中说:“第一有幸的是:头一年之后第二年正赶上中国银价有史以来的暴跌。银价便宜,金价就相对高涨。我每月的奖学金是日本钱200日元,比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的费用要少。但在最好的时期可相当于中国钱的二倍半。即日本钱200日元相当于中国钱500元。……这500元中,生活费还不到100元。……我住在中国人家里,房费、饭费、交通费……把人力车费也加在内,生活费总共不到100元。……其余400元,全部用作买书。”仓石作为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奖学金比吉川还要多,自然更是“财大气粗”了。同时,仓石与吉川在留学期间均接受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院与京都大学文学部等文化机构的委托,代购中国古籍。这种留学生群体凭借经济优势而大购中国旧籍的做法,正是当时的日本等国凭借经济优势大肆抢购中国旧籍的一种缩影。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年间,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中国的私家藏书大量散出,而日本以其经济优势、地利之便和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强权,对中国的文献典籍劫掠最多。百年回眸,现代的中国藏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一部珍贵典籍大量东流的伤心痛史。1907年6月,藏书家、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在知道日本的静嘉堂文库用十万元,将与他有着不浅交谊的浙江归安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全部藏书合计四万余册尽行东去之后捶胸顿足;1916年,以收藏中国研究类图籍弘富而知名的莫理循文库,被以3.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日本岩崎家庭;1929年4月,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从“庚子赔款”中拨付三万四千两银子(实际上却是分文未花),将原属浙江青田藏书家徐则恂的东海藏书楼共四万册书据为己有……一桩桩接踵而至的书厄,在民国年间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了中国学界因近代以来不断的政治挫折而蕴积潜藏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文化交流也不可避免地笼罩上了一层时代阴影。对于日本人凭借经济优势大量劫走中国古籍的局面,中国学人抱着一种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1926年11月8日,陈垣在与胡适的书信中就说得很无奈:“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人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可哀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陈垣来往书信集》177页);蒋芷侪说:“外人日以重价搜罗我旧板书籍,琉璃厂书肆,常有日本人踪迹”(《都门识小录》,收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孙耀卿在《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形》一文(收《琉璃厂小志》)中也说,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等托琉璃厂书商购求古籍,“至我国商务印书馆以及各图书馆,购买志书、小说、曲谱者,皆在其后”。甚至蛰居湖湘的文化名宿叶德辉也说:“东邻西邻乘我不虞,图画、古籍、古物尽徙而入于海外人之手”(《书林清话·吴门书坊之盛衰》)。而由于商业利润的刺激,北京的书界也为日本所支配,如来薰阁、文奎堂等书铺都曾为日人提供大量珍籍。出于国际形势压力和自身利益需要,为了缓和“五四”以来中国益炽的反日情绪,一战后,日本利用“庚子赔款”推行“对支文化事业”,在1925年成立了中日文化委员会总会(后改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组织北京人文研究所和图书馆。委员会由中日双方组员主持,但由于不久即爆发的“济南事件”,中方学界人士愤然退出。身处在这种时代背景中的仓石,对中国珍籍乐此不疲的购藏活动自然不可能摆脱这种时代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出于一介书生的个人兴趣,借重经济优势,他极希望可以大量快意地收购中国古书;但另一方面,将古书运出中国(尤其是利用“庚子赔款”代“购”的中国珍籍),作为一个现代学者的仓石也心知这是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在购藏中国旧籍时确有一点难言的矛盾心理与道德不安。其间的矛盾,从仓石参与收购陶湘“涉园”藏书一事中可以看出。“涉园”藏书以明本、清初精刊本名动天下,陶湘晚年因经济窘迫而被迫将所藏散出。1929年前后,仓石得知陶湘有意出卖部分藏书的消息。经过他的活动,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以时价三万元购得其善本574种凡27939册。为了躲过当地群众的抗议,仓石与他的老师狩喜在运送这批古籍出境时,煞费苦心地先以抵押为名将其运至英国租界的金城银行,而后通过银行转移到与银行直接连通的通成货栈,最后才由日方三井洋行运至日本。这部分书,成了京都大学人文科研所的汉籍特藏。仓石在1930年新年第一天的日记中说得到日本友人松浦来信,“云涉园旧藏《西庄始存稿》系三十卷”,可见他对涉园藏书仍很关心。在平时,对于中国旧书业界的动态,仓石往往表现出一个爱书者本能的敏感。1930年7月5日他南下游学时路经常州,特意在日记中记下“阅报知南京政府发令禁输古书”,无疑

    是有点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之购藏无法运归日本。而8月1日在沪上归国前嘱中国书店代寄书包时听到另一种消息,“据其所说,所谓禁输令并未实行,为之抃跃。”一忧一喜,固然反映出了一个好书者一己之心情,但更反映出一个学人在政治背景中的文化尴尬:任何一种个体性的文化活动,都无法避免受到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与制约。说起来令人深思的是,在近现代中国,汉籍大量东流的重要推动力,往往来自于受中国文化恩惠极深的外国汉学家。如垂涎于“皕宋楼”藏书,而后生出“必欲致之于我邦”之心,且怂恿“皕宋楼”后人陆树藩不顾民族文化大义将其售与静嘉堂的,是汉籍目录学者岛田翰;1907年,抢先深入华北,从清廷手中劫走一些敦煌卷子,使敦煌文献首次流入日本的,是对中国文化极有感情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而仓石与吉川等新一代的留学生,也一直在积极地代理文化机构购求汉籍。一方面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凭借经济强势乘中国之疲弱而“买卖”珍籍文献,无情地劫走中国的文化典籍与遗产。尽管这种“买卖”与三十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后,大肆劫掠中国文化典籍的强盗行径稍有不同,但也绝不是一种公正平等的买卖与文化交流。

    无可否认的是,仓石们能够凭其经济条件购藏到大量汉籍珍本,还与他们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有关。仓石与吉川在代日本文化机构购求汉籍时,曾以晚清以来影响深远的张之洞著《书目答问》为门径。从《述学斋日记》也可以看出,仓石非常善于利用书目来淘书,常“竟日不出,检书目”,懂得按图索骥,以此为研索中国古籍的重要门径,其中提及的书目名称就多达近三十种。

    仓石算是个性情中人,购书时的喜忧常形于色。如“清理书单,桂节过后,不觉逾千”,他就感叹:“书囊无底,此之谓也”(1月2日)。而在南游上海时仍冒雨淘书,购得诸多好书,则又说“有此等书,罄囊亦所不辞”(6月20日)。读到此,一个负手冷摊、寻寻觅觅的形象跃然纸上。要是没有中日之间近代特殊的政治风云,我们很可以把这看作是一幅充满着文化关怀与旧年情趣的淘书图。

    仓石来北京不久就与吉川共同住进了四合院,并穿上了中国服装,像中国人那样开始了他们的北京生活。与士大夫交往,仓石也一切依照中国古礼,逢年过节行馈岁、辞岁、拜年之例。而且,在仓石的内心深处,甚至常常充盈着中国士大夫的气质。1月3日“偶翻李越缦日记,颇动效颦之兴”。仓石一向并无记日记的习惯,《述学斋日记》显然受到《越缦堂日记》的启发与影响。1月11日阅《雪桥诗话》毕,其中有“巢痕已埽,宗稷都非,清露朝衣,悉成华胥之梦矣”句,作者由衷伤怀:“时夜已深,炉火将尽,而身如历劫,怅然不已。”民国时无休的战乱,常常惊忧千年古都里书生文人之清梦,连一个异国留学生都不由自主地发出乱世无常的悲叹。4月5日清明节,“南北战事将有不测之势,‘听风听雨过清明’者,此之谓乎?”一句,对1930年时普通中国人生活和心境的描写概括至为准确。

    计218天、28万字的仓石日记,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一份十足的“民国学人谱”。其先后接触的知名的学者、藏书家、出版家,举凡有冼玉清、孙人和、吴三立、赵万里、杨钟羲、谢国桢、伦明、吴承仕、钱玄同、俞平伯、尹炎武、朱希祖、吴承仕、杨树达、余嘉锡、张凤举、范文澜、马廉、马幼渔、骆绍宾、陆宗达、高步瀛、刘盼遂、傅增湘、徐森玉、江瀚、胡玉缙、陈百年、马衡、陈垣、袁同礼、徐祖正、陈寅恪、钱稻孙、徐乃昌、叶恭绰、刘承干、吴士鉴、吴其昌、胡适、董康、矍凤起、张元济、陈乃乾、冯沅君、陆侃如、陈乃乾、高燮、丁福保、顾燮光、章太炎、汪东、黄侃、缪凤林等。而涉及的书斋、高校、出版社等文化机构,则有宝华堂、宝文堂、通学斋、宝铭堂、博古斋、纯华阁、萃文书局、德友堂、读有用书斋、富晋书社、翰文斋、受古书店、文禄堂、汇文堂、文奎堂、文琳堂、会文斋、聚古堂、九经堂、聚珍堂、北大、北师大、中国大学、北京女子师大、中央大学、北图、京师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东方文化图书馆、东方文化事业总会、涵芬楼、江南图书馆、金陵大学、清华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同文书院、雪桥讲舍、中国书店等。熟悉民国学术史者可以由此看出,仓石在中国短短的两年间所建立起的“学术网络”,是一种极其深入的参与。拿这份日记与一些民国高校史、出版社史、甚至是《琉璃厂小志》一类史籍对读,当可看出民国年间中国学界的典型风貌,以及各文化机构之间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

    三

    作为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基地项目“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本书由知名学者周一良、史树青及仓石之婿池田温三人作序说明,启功题签,荣新江与朱玉麟辑注,柴剑虹任责任编辑,可谓是今天的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一时之选。辑注者对日记中所涉及的大量人名、机构名称、著录书名、习俗风气、游历地名、典故、相关事件等进行了详赡的考释注解。上编日记与下编回忆录互为补充,成了一个完整的留学记。文后除详实的《学问的回忆:仓石武四郎博士座谈会》外,还附有参考文献及交往人名、著录书名、地名与机构名索引,便于读者查阅。书中大量极为珍贵的图片,增加了留学日记的可读性和资料性。

    但全书的辑注工作,似亦不乏可议处。除了书中多有将右上角六号圈码标注误为五号正文圈码等明显的手民误植外,另外有不少涉及文字方面的。如第一则元旦日记,“客中政岁第二次矣”,“政岁”不知何指,“政”字疑为“改”字之形近而误,这从书中所附图2“1月1日日记书影”可见其形近之处。同日日记注鲁迅条,说鲁迅于1929年4月13日因母病北上省亲,应是5月13日之误,《鲁迅日记》可证。且4月无31日,而注文末说仓石于31日午后访鲁迅,于常识应知此日期有误。5月6日记“而先师推挽出此,岂不可书诸绅哉”一句,上标注释符号⑤,但其下所附注文仅四条,当有漏排,大概是注“书诸绅”,即《论语》记子张“退而书诸绅”之意。7月7日记“遂回,疲乏亦甚,鼓勇游夫子庙”,“鼓勇”当为“贾勇”,由“余勇可贾”而来,依注本“校注凡例”第五条“原文笔误均于行文中改正”的要求,辑注者当作说明。更重要的是,注文中有不少繁简失当之处。如注阴历端午(6月1日)、孙中山(3月12日)等常见语,不惮辞费,但对不少读者不易明了处,则失注,如5月20日“言之可复,此之谓也”,不易明其所指;6月25日记“到书院注射,豫防虎病也”一句,仅注“豫防即预防”,而对读者更陌生之“虎病”则略而不注;7月5日记“阅报知南京政府发令禁输古书”,对禁输古书令这一关系到民国旧书业界状况的政府行为,似应详注出,以明时代背景……如此之类,可谓是瑜中瑕疵,作为一个从中获益非浅的读者,不可不辨并指出,当不会被讥为吹毛求疵。幸而这等好书,定有机会重版修订,可以有后出的善本以慰读者。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桑兵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的留学记》,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严绍[上汤下玉]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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