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在中国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是一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人。1911年11月,28岁的史迪威在菲律宾服役时,曾来上海度假,这是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九年后,他奉命到中国工作了多年。1935年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政府驻华武官参赞,其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市。他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开始履行他职业军人生涯中最为艰巨的使命。

    缅甸战场上的英雄

    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作他的同盟军参谋长。1942年元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这一使命。史迪威对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极为失望。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还是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任命。史迪威的职务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监理官、滇缅公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统领的中国军队,并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史迪威的参谋班子由35名军官组成,陆军部还答应将海运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训练中国军队,以使他们正确运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和战术。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来到重庆,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蒋介石极为认真地对史迪威说:“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中国部队驻缅第五军、第六军归你指挥。”然而仰光失守后,史迪威发现蒋介石的所谓授权并没有兑现。因为蒋介石又同时任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驻缅的中国军队并不服从史迪威指挥。史迪威怒气冲冲地飞到重庆,对蒋介石说:“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蒋介石装出惊讶和不安,他和史迪威一起飞到缅甸眉苗,将中国军官召集开会,当众告诉他们,史迪威“拥有提升、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任何军官的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蒋介石还私下答应史迪威,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其官衔的图章,以确认其指挥权。可是一个星期后,史迪威所得的图章上镌刻的却是“总参谋长”。

    这年四月,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第五军、第六军已悄然撤回中国,史迪威却一无所知。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史迪威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到来,他才明白真相。他再次感到屈辱和懊恼,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完全受骗了!”他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飞机营救,率领着残余部队,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这里荆棘丛生,遍地都是蚂蚁、昆虫、水蛭,时不时地还有离群猛象的袭扰。可是史迪威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5月24日,史迪威一行终于抵达印度新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

    与蒋介石矛盾加深

    史迪威身材高挑,平常爱穿一件运动衫,而不愿着表明军阶的制服。在前线时,他脚蹬美国大兵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硬边战斗帽,嘴里叼着烟斗,用中国话下达命令。他为人坦诚,憎恨空谈。这样一位自负的职业军人,与充满心机的蒋介石相处,注定走不到一块。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极为反感,他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上。”对国民党军队各自为政,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他已开始用“花生米”称呼蒋介石,这本是蒋介石在秘密通讯中的代号。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成了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甚为焦虑,他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认为“史迪威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史迪威从马歇尔处知道罗斯福的态度,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说:“我们的存在是对这儿的走私诈骗者的现实威胁。他(罗斯福)将看到此地会发生对我的人身加以攻击的运动。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

    史迪威在印度的拉姆加尔和中国的云南,继续训练中国军队,为重开缅甸战役作准备。为此,蒋介石请史迪威向罗斯福转交了一份清单,列出了维护中国战区的基本条件。可是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的军援物资大多流向北非,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的物资了。史迪威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难道我就用这点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史迪威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马歇尔也有同感,他告诉史迪威:“我已看过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时,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说,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决定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史迪威高兴极了。

    可是12月28日,蒋介石照会罗斯福,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空军优势提出质疑。1943年1月8日,蒋介石正式拒绝发动缅甸战役,提议推迟到秋天发动为宜。而在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谈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罗斯福再也看不到缅甸战役的重要性了,这使史迪威大感失望。

    曾想援助共产党军队

    1943年8月,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应该同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当然不理会史迪威的建议。不料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却对此饶有兴趣,他给蒋介石去了一封信说:“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显然是错误的。”

    史迪威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们不要城市,而满足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武器和装备都很简陋,但却使政府惶恐不安。”在日军大举入侵,国内一片战则必败的亡国舆论中,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力挫日军。这使史迪威也深受鼓舞,他找来了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围绕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有些高级军官们则是身着毛领大衣,脚穿皮靴,一副装腔作势的派头。

    腊戍失守后,史迪威换了一种思路:倘若八路军在此,绝不会如此惨败。他常常语气坚定地对参谋人员说,他真想“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在重庆,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担心酿成内战。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共宣传,使他心烦意乱,他不时地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停止这种愚蠢的宣传呢?”1943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抵达重庆,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

    如果史迪威的建议成为事实,共产党的军队就会合情合理地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蒋介石明显地感到恐惧,他给罗斯福去电极力阻挠。史迪威知道后,立即给马歇尔去了封长信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在内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马歇尔支持史迪威的观点。罗斯福则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应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据史迪威日记透露,1944年9月13日,他接待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给史迪威带来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史迪威告诉这两名使者,他很想方便时去延安看看。不久后,他又提出建议,希望能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具体的磋商。

    被罗斯福撤回美国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闹越僵,矛盾的焦点在于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一次,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史迪威发生了争执。蒋介石没想到史迪威如此桀骜不驯,恼羞成怒后,立即给罗斯福拍去电报说:援华物资的支配问题矛盾很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他婉转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罗斯福竟然在回电中明确答复:“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可是,蒋介石从此再也不肯放弃调换史迪威的要求了,罗斯福腻烦透了,他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形到底怎样?很显然,他与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我认为,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马歇尔来到白宫,当面向罗斯福说:“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能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他认为,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蒋介石一旦决心撵走史迪威,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宋子文正是衔着如此使命,在华盛顿四下活动,唠叨史迪威在中国已是多余的人物了。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给罗斯福寄去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重点提出撤换史迪威的事情。可是美国军方对于召回史迪威,一直有不同的意见。马歇尔甚至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以和他所负有的指挥权相适应。1944年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对史迪威大加褒奖。罗斯福终于拗不过军方的意见,签发了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这份电报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

    蒋介石换了一种方式,要求罗斯福派一位高级别特使,来调查中国战区的情况。罗斯福派了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华莱士几乎每天都被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困扰。到后来,华莱士竟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罗斯福最终采纳了蒋介石的建议,选派赫尔利作为特使,充当蒋介石和自己的联系人,将史迪威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他本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个解职声明。可是马歇尔担心他会出言不逊,指示他在48小时内踏上归程。史迪威写了两封告别信,一封给陈纳德,一封给朱德。在给朱德的信中,他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临走前,他还登门向宋庆龄告别。

    史迪威于1946年逝世,终年63岁。摘自《人物》杂志2002年第9期作者:张家康

    文汇报200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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