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固定地穿行于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和寓所的狭小书房之间。偶尔，他们也会从事一个短暂的旅行，聚集到某一个拥有幻灯投影设备的学术会议厅。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这些人面容苍白，体质孱弱，百分之八十戴上了眼镜，并且患有失眠和神经衰弱症。他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其中某些人喜欢如此表白。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之中混合了自豪和自恋。但有关“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吗？算了吧，他们的财产仅仅是一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脑子里多装的那几本书顶多认定为无形资产罢了。斗转星移，人们终于承认读书或者写作也是一种生产，允许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阶级。多年的苦难终于换来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然而，历史正在蜕皮，知识经济的时代终于现身江湖。这时，生产资料不一定是吼声震耳的火车头，不一定是隐埋于深山之中的煤矿，更不是水牛和犁铧。时髦的生产资料恰恰是知识。这句老话具有崭新的历史涵义——“书中自有黄金屋”。“文化资本家”的概念正式露面——另一个玩笑式的名称是“知本家”。于是，某些理论家试图证明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知识分子——一个新的阶级浮出了水面。

    “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些专业人士吗？现代社会的许多专业知识是自律的。专业主义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基本姿态。扎实的专业训练是值得炫耀的经历。知识分子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他们是一批学有专长、甚至身怀绝技的人。可是，知识分子有没有理由说，我是工程师，我是数学家，我们专业人士不关心社会政治？真正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种社会关怀。这时，人们当然要问，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来自何处？于是——

    “知识分子”是一个道德群体吗？似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伏尔泰说过，知识分子必须是公众“意识的指引”。独立，骨气，批判精神，使命感，宽容，民主，自由思想，许多褒义词塑造了知识分子高大的道德形象。可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抽出时间研修道德课程。我宁可相信，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是职业人格的扩大。实验室的工作程序、一段史料的考订或者某一个理论观点的论证都不允许臆断、夸大甚至虚构。学术训练也是一种道德训练。他们的话语方式也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果书房或者实验室里形成的良好道德品质延伸到公共事务之上，知识分子就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知识分子”的社会标记是什么？“知识分子”就是一批有职称的人。可是，我们对于现有的职称评审体系信任到什么程度？多少职称评定会议成为诬陷、诽谤、谣言和笑话的策源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哀兵之计，传述一些竞争对手的风言风语，搞到一摞子千奇百怪的证明，如此等等。尽管如此，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承认，没有职称的人也算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谈论他们专业之外的问题？外交，生态保护，文物，失业救济，城市规划，歌剧院的设计，飞机票价格，婚姻家庭，什么事情他们都想插一嘴。他们自认为特别有思想，时常考虑终极价值问题，并且擅长分析，不受种种表面现象的迷惑。他们的遣词造句甚至比轰隆隆的大炮更有效。可是，这能保证他们的正确吗？

    ……

    喂，能否不要用如此标准的理论语言描述知识分子？请记住，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的工资不是用美元或者英镑结算。许多教授和博士们还住在歪歪斜斜的筒子楼里。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考虑许多日常琐事，例如儿子的学费，老父亲的哮喘病以及实验室大楼水电工的脸色。我们的确也想成为社会的良知乃至栋梁，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自作多情的神圣。谁真的把我们当回事吗？知识分子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批判，嘲笑，挫折。元气大伤。那些巴掌上结了老茧、脚上有牛屎的劳动人民多么茁壮，他们仿佛一下子就能把那些瘦骨伶仃的知识分子脖子扭断。许多有了一把年纪的知识分子似乎吓破了胆。他们眼神游移，支支吾吾，随时端出一副讨好人的笑容，随时打算就立场问题做出表态。谁都清楚他们是好人——然而这真是一些叫人不耐烦的好人。如果用两个字概括这一批人的性格，那就是——“猥琐”。我们隐约记得，五四运动之后冒出了一批相当有个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鲁迅，林语堂，吴宓，周作人，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张爱玲……人品和学识暂且不论，至少他们个个特立独行，都算得上一个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形象就是苦着一张脸反反复复地检讨。乔姆斯基、萨特、福柯这些我行我素的家伙只能在另一些遥远的国度上演他们的传奇。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仅是一声愤懑的感叹，同时是一句尖利的嘲笑。其实，这种嘲笑始终活跃在知识分子周围。农夫在田野里面割稻子，技工在冲床之前制作零件，那些迂呆的知识分子只晓得念念有词地背诵一些深奥的辞句。所谓的思想可以兑现为多少产值呢？腐儒。空谈误国。别用一册一册厚厚的图书吓唬老百姓。哪里还有比读书更轻松的事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不无轻蔑地揶揄过书生：书又不会走路，翻开或者合上都悉听尊便；读书比厨师杀猪容易得多；猪不是还要跑、还要叫么？那些名重一时的教授甚至笨拙到了不知道如何开口骂人。

    现代社会如同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这时，大学空间显得如此刺眼——大学的悠闲和自由似乎与四周忙碌的气氛格格不入。政府的财政报告指出，支持这种悠闲和自由的高额成本已经成了一项令人头痛的开支。裁减势在必行。年复一年，悠闲、自由的大学只能低调运行。教学大楼的墙壁有了裂缝。学生公寓朽坏的地板下面爬出了白蚁。教师的医疗费用无法核销。实验室的器材不够。体育馆因为资金匮乏而迟迟不能竣工。新任的校长每日都要往皮包里搁上一叠新的拨款申请，匆匆驱车前往政府大楼。大学还能申请得到免费的午餐吗？

    许多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仅仅沉浸于自己思想的快乐之中，他们不在乎因为观察天上的星星而跌入路边的水坑。可是，大学必须意识到思想拥有的价值。知识分子能否将种种知识产品变卖出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价格？

    风气变了。大学的管理理念必须重新论证。传道授业解惑的背后不仅是求知的快乐；知识有价，必须在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模式之中考察学术的意义。

    种种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评比，奖励，鉴定，表格填写，成果汇编……一切都开始量化。一切都可以进入计算机。机器统计的数据不会因为任何情面而徇私舞弊。

    大学仿佛突然启动。所有的人都上足了发条。写作，发表，再写作，再发表，从豆腐块的文章到大部头著作——年终的统计叫学术秘书吓了一跳。求知的传统奄奄一息，经济利益才是激动知识分子的强心针。同时，权力重新开始在知识圈趾高气扬。主管教育厅的一个处长就能把大学校长训得点头哈腰。等级和藩篱不知不觉地恢复。名片上的头衔越来越多，一页不够就转下页。教授眼里的讲师如同货架上的便宜货。两个博士互相夸耀自己的来历：留学美国的博士发现对方不过是在比利时拿的学位，脸上的笑容就有了胜利的意味。传统的思想者不得不加入他们曾经鄙视的名利场，该摆谱就摆谱，该装孙子就装孙子，大丈夫能屈能伸。一些名目不清的宴席、礼品和谣言成了竞争的副产品。

    Ｄ教授是一个热爱思索的知识分子。Ｄ教授的客厅曾经小有名气。一些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纵论天下。进入这个客厅，他们觉得自己更像知识分子了。这里不必和豆腐的质量、水电费涨价以及自行车停放地点这些琐事纠缠；民主、国民性、主体、启蒙、后现代才是这个客厅通行的基本词汇。个个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甚至一声叹息也有格外的分量。尽管Ｄ教授的耳边不时拂过隐约的警告，他仍然勇气十足地打开寓所的大门。

    现在，这个客厅为什么萧条了呢？涵义暧昧的威胁并没有产生多少作用。舞会，麻将，电视肥皂剧竟然是瓦解Ｄ教授客厅的强大对手。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回家正儿八经地钻故纸堆了。他们明白，客厅里的机智无法发表在学报上，成为申报职称的依据。

    我十分偶然地读到“著书癖”这个词。

    知识分子就是著书立说的人。某一部分思想刻在竹简之上，印在纸张之上——书籍诞生了。思想不再跟随身体死去、朽烂；思想脱离作者头颅遍地旅行，思想逃出了时间的巨掌而传诸后世。于是，知识分子名垂千古。

    这个时代流行“著书癖”。大学体制放手怂恿教授们将写出来的文字印刷成册——职称晋升要有著作，申报研究课题要有著作，挤掉一名对手的简单手段就是出版的著作比他多。一些教授著书成瘾，时常乐呵呵地周旋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这引起了另一些教授的恐慌。他们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每日写几行，加上剪剪贴贴，终于也憋出一部书。自费印刷，自费邮寄给学术界同仁。没有料到的是，所有的学术界同仁都忙于写作，根本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的作品。书籍开始泛滥成灾。一大堆新书堆积如山，人们的阅读欲望迅速消失了。谁写不了几本书呢？人们因为不再稀罕而读得愈来愈少。图书馆里面的新著日积月累，大多数作者等到的仅仅是灰尘。一个教授把百元大钞夹在图书馆刚刚上架的一部新著里。这是他半生的心血之作。两年之后，教授重新在图书馆里找到这部著作。书中的百元大钞依然如故——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书籍正在淹没这个世界，谁知道哪一部著作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呢？人们企图打捞的真理是不是越漂越远？

    知识背后隐藏了三种关系：知识与真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市场。

    第一，知识仅仅是求索真理，或者说，为知识而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曾经认为，那些古希腊的智者仅仅为了摆脱愚蠢而探索哲理。他们的求知和学术不存在实用目的。哲学即是一种驰骋思想的自由学术。他们不关心世俗问题，也没有将智慧与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联结起来，这是他们的从容；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因为思想而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例如苏格拉底。这是他们的疯狂。

    现今，为知识而知识仍然是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恪守的传统。“在一个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重要的不是让大家做出相同的回答，而是要捍卫一个各种问题都可以被提出，并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回答、坚持自己的回答或拒绝一切回答的世界。”

    可是，文化自由还有一些理论的麻烦。知识分子为什么热衷于这一类而不是那一类知识？其实，人们对于许多问题茫然无知。谁发明了斗鸡？哪一个国家首先将拨浪鼓作为孩童的玩具？短裤的起源是什么？拉链的历史何时开始？峨嵋山一共有几级台阶？猪还是羊先成为人类的食品？既然一切都是研究的素材，教授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环绕于经济学、历史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这些学科周围？“自由”这个漂亮的字眼无法解释，哪些因素决定了知识的轻重缓急？

    第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是将知识奉献给王权。为“王者师”或者“学而优则仕”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理想。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合作遭到了不少白眼：学术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权力的强奸只能留下孽种。

    其实，权力的青睐曾经造就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特殊机遇。中国古代的某些“士”集聚权势人物周围，充当幕僚。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频繁出入权势者的客厅，得到他们的庇荫。现代社会无非是形式复杂一些。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一马当先，很大程度上必须追溯到国家和权力机构对于尖端军事技术的追求。

    如果权力欣赏真理，知识分子有没有必要伸出手来？——权力能否欣赏真理？

    这些深刻的疑问导致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爱因斯坦曾经以出人意料的热忱投入世界政治。他甚至得到邀请出任以色列总统。爱因斯坦的生活被政治和方程式撕裂了。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政治的意义在于现在，而方程式的意义是永恒的。”

    第三，知识如何打入市场。这个问题突然进入历史舞台的聚光灯。知识分子和知识生产的投资者都苏醒了——求知的传统再也压抑不了勃勃的欲望。房子，汽车，名牌服装，出国旅行，种种体面的社交场合。辛苦一辈子总不能两手空空。生产者有权利索取酬劳，投资者要求回报。这是天经地义。耻于言利是传统的陋习。生子当如比尔·盖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知识分子是一批出售知识产权的商人。价格证明一切。两耳不闻窗外事，箪食壶浆，故作清高，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没用的人。

    于是，Ａ真理与Ｂ真理不再平等。市场称出了它们的不同斤两，并且标上了不同的价格。一批古老的学科遭到了冷遇。古汉语专家的收入不可能和计算机软件专家或者医学专家相提并论。每一个学科都在勤勉地论证自己的现实价值。与求知传统一起消失的是知识分子的自尊、矜持和严谨。他们吆喝叫卖自己知识产品的夸张口吻与商人相仿——甚至不顾廉耻。这是让人最不舒服的地方。

    另一些相似的深刻疑问尾随而至：市场能欣赏真理吗？市场是不是另一种权力体系？口气尖锐，情绪激动——当然，这些质疑形成的论文仍然标价出售。

    知识分子是体制之外异质的声音，还是体制内部的生产者与维修者——葛兰西所形容的“有机知识分子”？

    一个作家曾经认定，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找不到感觉的一批人。这曾经是一句名言。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似乎缓过气来了。他们不再像是凄惶的一族。我想从装束、语言和风度这几个方面勾画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

    装束：那些小知识分子一律结结巴巴地套上了西装领带。见了生人就迫不及待地奉上名片。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印上所有的头衔和职务，中文英文一应俱全。一些名片背面还说明自己业已出版几部著作，甚至摘一两句著作之中的警句，或者某一位书评家的评语。偶尔遇上一两位高大的洋教授，他们一定会仰起头勤勉地自我介绍。也有几个小知识分子钟爱不修边幅的形象。可是，他们的休闲马甲与络腮胡子都显得十分刻意，仿佛是借来的。相形之下，大知识分子的特征是神态自若。他们衣饰随意，无拘无束。敢于穿中式对襟衫，敢于穿大花衬衫，也敢于穿廉价的地摊货。通常，他们某些小癖好——例如，喜欢收藏各种地图，或者，经常忘了带房门的钥匙——远比他们的装束闻名。大知识分子大雅大俗，甚至有些魏晋风度，例如，伸手向看门人讨烟抽，或者披麻戴孝地到老母亲的坟头号啕大哭。如同大人物不必使用移动电话一样，大知识分子也不用名片——天下谁人不识君？

    语言：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不善辞令。彬彬有礼的客套和繁琐的限定语远不如某一个县长或者镇长夸饰的演讲辞风趣。然而，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说得出许多县长或者镇长不可企及的故事——旅居海外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总有几个知识分子从生活之中消失了——他们仿佛从生活甬道的某一个安全出口走了出去。人们快要彻底忘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又会突然出现于生活的某一节车厢之中，并且捎回一批真伪莫辨的传奇：形形色色的异国风情，世界名牌大学实验室的管理方式，洋鬼子被中国菜惹得食指大动，国际航班上遇到了一个拥有几家大公司的富翁，如此等等。当然，许多知识分子缄口不提旅居海外的性苦闷或者租金便宜的狭小寓所之中的诸多烦恼，他们强调的故事结局是拒绝高薪聘请而返回故土。这些人的言辞之间时常夹杂了几声英语。某些关键的名词和动词换成了英语单词，有时甚至必须佯装想不起这个词的中文该如何翻译。这是曾经出洋修炼的语言证书。一口流利的英语意味了时髦、高贵、修养和不凡的经历。这有助于冲淡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印记，制造“国际学者”的形象。反之，不谙英语是许多知识分子自卑的理由。不少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像朱自清这种大学者——暗暗地为说不好英语而焦虑。

    风度：每一代知识分子似乎都拥有自己的风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是书呆子气，例如只穿一只袜子出门或者开会时躲在厕所里演算数学。他们也有机心，也有杂念，也会勾心斗角；但是，这一切必须包藏于安分守己的表情背后。那个时候，拙于言辞是取信于人的首要条件。现今，许多盛年的知识分子染上了不少江湖气。他们往往能言善辩，无所不知，口气惊人，目空一切。从国家要员的行踪到美国新型的潜水艇，从舞厅里卖春的小姐到几家著名公司的盈亏，他们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言谈之间，一些人仿佛什么书都读过，提及一系列世界级的著名大师犹如谈论邻居；另一些人仿佛什么也不必再读——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天天看足球或者下围棋。可以从他们之间发现才气、胆识、尖锐、自负；但很少看得到安详的神态，甚至看到羞涩。一个作家认为，羞涩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品质。不会羞涩的人意味了某种缺失。然而，如果这是一个人人争先的时代，羞涩的人还能抢到什么呢？

    摘自《天涯》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