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基础制度建设有重大进展
2001年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三个代表”学教活动中，县以下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向农村，开展调研，整改问题，促进发展;着手解决农村“无人管事，无人办事，各行其是，有人乱办事，矛盾多而复杂，群众不满意，村级经济社会发展慢，农民利益受损失”等现实问题;制定了县乡领导和部门领导包联乡村制度，党委书记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等制度以及考核考评办法;抽调具备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的真本领的干部，带项目、带任务、带指标下乡进村，引导示范，推广新技术，开拓农副产品销售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得到了农民的欢迎。
2001年10月1日，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市区取消“农转非”指标；把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与“原住户”一致；凡在当地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本人及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均可自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并自愿保留其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这为农民在外打工就业拆除了身份制度壁垒。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不断推进。①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收费实行“一费制”，初中生每学期最高不得超过115元，小学生每学期最高不得超过60元，禁止其他各项收费;②限额控制村级订阅报刊费用;③专项治理农村电价和农民建房收费;重新审核农民建房收费项目和标准，减轻农民建房负担;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业税收和涉农价格、收费公示制，做到项目公开、标准公开、范围公开，让农民能够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等。⑤积极稳妥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2001年还在试验阶段。中央原来准备拿200亿～300个亿来支持税费改革，但显然不够用。这项改革在精简党政机构人员的同时，也着手处理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投入、资源重组等重大问题。税费改革方案在实践中正不断趋于完善。
二、农民的流动、收入和消费
1、农民的流动
2001年3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继1999年、2000年连续两年之后继续对河北、江苏、安徽、江西等13个省、市的观察点村庄进行劳动力外出情况跟踪调查，涉及134个村庄，农村人口19.5万人，耕地23.1万亩。调查发现：2001年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比重，在连续两年增长基础上又增长了2.4个百分点，达到了23.3%。其中男性劳动力占64.5%，女性占35.5%。虽然男性仍占绝大多数，但女性比重较2000年增长了4.4个百分点，处于上升趋势。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和省（市）划分，被调查的13个省份中，外出劳动力比重增加最多的是中、西部的省份。中部省份较2000年增加了3.4个百分点，达26%，西部省份较2000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达22.5%。东部省份较2000年略有下降，外出比例为18.7%。按顺序排列，外出劳动力比例最高的5个省是：江西（48%）、四川（31.9%）重庆（29.1%）、湖北（27.8%）安徽（24%）。外出劳动力中属今年初次外出的占17.9%。
劳动力流动区域更趋广泛。2001年农村劳动力流动范围扩大，跨省区流动的占45.8%，较2000年增加了5.2个百分点，跨县区流动的占22.7%，较2000年增加了近3.2个百分点，在本县打工的占31.6%，较2000年减少了8.4个百分点。跨省流动比例最高的5个省是：江西（64.8%）、贵州（63.9%）、重庆（57.7%）、安徽（57.4%）和湖北（52.9%）。其他省份中，四川和湖南两省比例也等于和接近50%。在跨省区的劳动力中，有78.4%流向了东部沿海省（市），较上年减少了4.3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最主要原因：一是62%的外出者是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想外出多挣些钱，这是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动因。二是农业内部的就业压力过大。调查中26.4%的劳动力是因为家中人多地少无活可干而外出。调查中涉及的134个村庄，拥有劳动力105329人，劳均耕地2.2亩。按现在劳动生产力水平估算每个劳力可耕种5～8亩农田。以此推算，目前种植业仅需30～40%的劳力就可以满足需要。近年来乡村企业连年滑坡，劳动力就地转移失去依托，剩余劳力不得不外出找出路。
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并没有放弃农业生产和土地的承包权。打工者有的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打工上，农忙时节回家种田。有的将农田留给家中妇女或年老体弱者耕种。据统计，只有5%的耕地委托给亲友耕种，2.8%的耕地转包给他人，撂荒耕地仅占总耕地面积的0.47%，村均8亩。外出劳力中还有7.7%的人是希望出去见世面，学技术。
农村劳动力流动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发调节阶段。本次调查的2.4万多外出人员中，由劳动部门组织和用人企业招聘外出的仅占15.1%，由亲戚朋友介绍外出的占52%，靠自己碰运气外出的占28.5%，属于其他情况外出的占4%。在流入地他们收入时高时低，很不稳定，经常遇到一些麻烦，甚至发生一些农村女青年被人口贩子以介绍工作为名而遭拐卖，也给某些劳动力流入地带来交通、住房拥挤、治安混乱的局面。
2、农民的收入
2001年上半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063元，比2000年同期增加5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增幅比2000年同期提高了2.4个百分点，呈现出回升态势。其中,出售农产品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2001年上半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为431.5元，比2000年同期增加16.3元，增长3.9%。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平稳发展。2001年上半年，农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现金收入人均为181元，比2000年同期增加6.8元，增长3.9%，呈平稳增长的态势。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2001年上半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人均为342.4元，比2000年同期增加30.3元，增长9.1%。从工资性收入的来源渠道看，增加较为明显的是农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2001年上半年，农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人均为111元，比2000年同期增加9.6元，增长9.4%。
但是,农民收入增长还是比较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不断走低。农民从农业生产得到的逐年减少;由于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比较高。另外,农业加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少，严重制约了农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能力;农业融资能力差，资金流入少。
尽管如此,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2000年,粮食价格的总体涨幅要大于粮食减产幅度，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民有望从结构调整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将有所增加；宏观经济环境的逐步改善为农民外出就业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创造了条件。
3、农民的消费支出
2001年上半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为6706亿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8.1%，表明农村的消费需求较往年有所升温。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市场的启动仍显乏力。引起农村消费市场升温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前几年农村总体消费滞后，结余购买力有所增加；二是消费环境改善为消费支出的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三是社会公共品和服务价格的提高，推动了农村居民被动性消费支出（如交通、通讯、医药和文化）的增加。
庞大的教育支出，压制了农村消费能力。据测算，按现在的消费水平，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要花费35万～5万元之间，大学本科要花4万～5万元之间，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大约要花7万～10万元。在农村，有许多孩子因缺钱失去了上大学完成学业的机会。沉重的教育负担间接地压制了农民的消费能力。
农民在生活开支的支配量也在下降。一个是教育费用拖欠,再就是压缩日常生活消费。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现在农民除生产，一般消费外最大的开支就是教育、养老、看病、住房。而农村合作医疗所起的作用已经明显缩小，农村个人收入的增长无法抵消公共品供给下降的负面影响。
三、 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1、确保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
2001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被提请进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审议。这意味着国家将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保证农村中土地承包制度的实施，保障农民对土地享有30年不变的长期使用权。
目前真正可以不依赖于土地就业和生存的农民毕竟还是极少数，对土地撂荒现象，主要应当从农产品供求的周期性变化去找原因，也应当从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等方面去努力做好工作。农产品供求波动是经济运行中的短期矛盾，而土地制度则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制度，为解决短期矛盾而动摇基本制度往往得不偿失。
对承包地的“反租倒包”和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直接生产领域，需要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一是要引导公司、企业进入开发式农业的领域，即鼓励它们开发“四荒”、营造林地、治沙改土等，而尽可能不与农户争耕地。二是还是要鼓励公司、企业发展以“公司＋农户”为主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户提供农业的产前、产后服务。通过公司的带动，提高小规模分散经营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户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风险。把土地集中起来，由公司经营，农民在公司入股或者在公司打工。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典型，但这些典型的推广意义并不很大。
2、农村土地流转加快
土地流转是指承包农户将土地转给他人经营。随着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一定30年不变，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经商，无暇顾及承包地的耕种和管理，导致大量的土地抛荒。为此，一些地区探索土地流转的新方式，即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入股、倒包等多种形式，将一些产出低的土地从农户手中流转出来，由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农技人员和农民经纪人来经营。
据浙江大学和浙江省农业厅于2001年5～6月对浙江所属八市就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专题调查发现，新一轮的农地流转呈现出以下新特点：①从无偿流转向有偿流转转变。②农地流转从经济发达地区向全省扩展。③从农民相互间的自发流转向组织化、有序化流转发展。④农地流转后的经营对象由原来的种粮大户为主逐渐向工商企业转移，经营内容从种粮为主转向发展高效种养殖业。⑤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全省70%以上的县（市）政府都已相继出台了加快土地流转、发展效益农业的政策措施。
同时也发现，维护农民利益和发展效益农业的冲突时有发生。据农业部信访处统计，2001年,第一季度土地问题的来访较2000年同期增长一半以上，其中不少反映的就是土地流转问题。
3、城市化与农村土地
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出的50%、GDP的70%、国家税收的80%，都出自于城镇。中国要实现城市化的规划目标，今后每年至少还要将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户口。非农就业问题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已有的案例调查表明，农用土地转移为城市用地后的增值，是农民对城市化的巨大贡献，也可以说是对于农村资产的一种平调和转移，有人计算此项规模已经数倍于通过剪刀差对农民的剥夺。对这个问题,深圳解决得比较好，广东、北京、上海也正积极处理这一问题。
四、 基层政权和农村组织
1、乡镇政府
现在乡镇政府负债严重，2/3的乡镇政府拖欠民办教师的工资。同时,如何减轻农民负担也是乡镇政府直接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绝大多数村干部讲70%以上的精力是跟农民收钱，乡里的干部讲，现在60%左右的精力忙于收各种税费，许多乡里都成立了工作队，过去农民跟干部之间是鱼水关系，现在对抗的味道越来越浓了，农民拒交税费的也越来越多。
由于乡镇实行财政收入包干，乡村两级组织协税护税热情空前高涨，有些地区乡村两级干部在协税护税的名义下直接充当税官，走乡串户向农民、个体户、私企或乡镇企业收税，乡村干部成了税官，这种现象给乡镇干部增加了不属于他们的工作量，也容易激化干群矛盾。
2 、村级民主监督出现新的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两年有余，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法律规定的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在农村依法实行村民自治，解决了大量单靠政府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促进了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200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分赴山东、福建、海南、吉林、新疆5省（区），对村委会组织法的贯彻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从检查的情况看，在村委会组织法颁布后，各地依法制定与法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原已制定的重新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其中，山东、福建、海南、云南、河南等省制定了贯彻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选举办法；吉林、新疆、黑龙江制定了村委会选举办法。各地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提高了村委会的选举质量；判断哪种选举方式更好，最重要的标志是选出能带领广大村民发展致富，能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村委会干部；依法推进民主决策，提高了村民对重大村务的决策水平；依法进行民主管理，提高了村民管理村务的能力；依法推进民主监督，增强了村民对村务监督的力度。
村级民主监督形式有了发展：比如，定期或不定期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村民会议依法对村委会成员进行民主评议;成立民主理财和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实行村务质询制度;在平时或选举前开展审计工作;加强对村务公开工作的监督。这说明在农村基层组织的自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五、乡镇企业依旧蕴藏巨大潜力
乡镇企业规模化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突出特征。规模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其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占全部乡镇企业的比重明显提高。到2001年5月底，规模企业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同期的28.1%上升至29.1%；实现利润的比重由28.7%上升到29.3%；上缴税金的比重由39.7%上升到42.1%；出口交货值的比重由63.4%上升到65.4%。这表明，规模企业越来越成为支撑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2001年1～5月，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增加值比2000年同期增长13.2%，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9.3%和11.4%。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由2000年同期的60.4%上升到61.4%；中部地区由32.7%下降到31.7%，西部地区占6.9%，没有什么变化。2001年全国乡企聚集在小城镇和工业园区的比重已达到20%。与西部乡企较为分散的布局不同，东部乡镇企业对集中发展问题认识早，乡企聚集度已经达到30%，上海乡镇企业在工业园区的聚集度更达到了40%。
乡镇企业治乱减负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01年6月30日，已取消向乡镇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26798项，涉及金额226.5亿元。其中，取消专门涉及乡镇企业不合理收费项目4309项，涉及金额29.4亿元。
乡镇企业的税收已经在许多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乡镇企业增长的持续下降，必然造成县乡政府财政紧张，一些县的乡镇政府负债已经十分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对安徽省乡村债务状况进行的专项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9个乡镇中，平均每个乡（镇）债务额高达640多万元，负债额达到1000多万元的有3个乡，最少的也有165万元。平均村级债务近20万元，负债最高的村达到100万元以上。县域内因乡镇企业的增幅下降而导致的税源萎缩和财政硬性规定支出的增加，使县乡政府的行政能力受到严重影响，也使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难度加大。
要指出的是,农民工，特别是在乡镇企业的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从整体上进一步恶化。大小的煤矿工厂恶性事故频繁，造成严重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总之,2001年的农村社会形势呈现多种问题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复杂态势，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一体化的程度加深、力度加大，从过程来看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从城乡一体化来看问题，现在已经到了解决城乡分离，一国两策的时候了。
中国网 2001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