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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与追忆

   辛亥英豪 万古留芳——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方贤旭



    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我收到美籍画家、姑母方君璧寄来的“黄花岗公祭”国画。

    1980年,82岁高龄的君璧姑母远涉重洋,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在家乡福建举行个人画展,并将她珍藏多年的1万多册中外图书、画册捐献给国家。今春农历三月二十九应广州有关方面约请,我陪姑母去广州参加黄花岗72烈士殉难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她曾表示,为了纪念72烈士之一、胞兄方声洞及其他为拯救中华而英勇赴死的烈士画一幅画。这次姑母来信嘱我,将“黄花岗公祭”献给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书画展览,聊表寸心。

    面对画卷,我心潮起伏,更加怀念和敬仰父辈和他们名垂千古的业绩。

    先父方声洞1886年6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祖父方址亭经营转运公司,时常往来京广各地,思想比较开明。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供子女、儿媳念“洋学堂”,并陆续把他们送往日本留学。先父声洞考入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那时在日本求学的许多中国青年,耳闻目睹祖国被列强瓜分掠夺,清王朝腐败无能,劳苦民众处在灾难深重之中,热心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先父声洞、六伯父声涛、七姑君瑛、四伯母曾醒同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

    先父一面在千叶学医,一面为革命而奔走,他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代表,同盟会福建支部长及归国代表等职务,经常秘密回国联络党人,运送军火。

    1908年,先父回国同我母亲王颖在汉口完婚。10天以后,两人一同去日本,父亲继续医学学业,母亲不久也进入千叶学校读妇产科。母亲及六伯母郑荫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

    1911年1月,革命党领导人之一黄兴,去香港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各地华侨中募集武装起义的资金,当时许多在日本的同盟会员也都从日本去香港待命,同盟会组织决定留父亲在日本继续读书,坚持工作。但事过不久,香港急电,命我父亲火速回国运送军火。父亲走的那天,我刚满周岁,我们全家拍了一张临别纪念照片,不料父亲这一去竟成永诀。

    广州起义前,声洞、君瑛、曾醒,都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们和许多青年把弹药绑在身上运进广州,先父和姑母等人利用空隙时间合影留念,并给家人分别写了诀别信。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的枪声震撼全城,我父声洞同黄兴率领的一部分革命志士直攻总督府,攻入后堂,发觉总督张鸣岐早已逃之夭夭,这时敌军蜂拥而至,我父亲同革命党人勇敢迎战,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父亲中弹牺牲,为拯救中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义时,年方25岁。这次起义牺牲的人很多,只收遗体72具,安葬于黄花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被扑灭。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先父牺牲以后,母亲辛辛苦苦扶养我长大。为了完成父亲的“教旭儿长大一定要爱国”的嘱托。母亲在我11岁那年,送我到法国读书,由七姑君瑛和十一姑君璧照料我。我在那里读了小学、中学,又念了一年医科。1931年秋天,我从巴黎途经莫斯科、贝加尔湖,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探望母亲。两年以后,我再度去法国完成土木工程四年的学业,毕业时,有人劝我官费上美国,我拒绝了。旅居生活结束后,我回国住在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从徐家汇方向进入市内,他们纪律严明,宁肯睡在人行道上,也不愿扰民。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旧上海迅速被改造,新生活蒸蒸日上。1956年我到了北京,任外交学院的法语教师。党和政府十分关怀烈士家属,每月补助母亲生活用费100多元,直到1977年12月母亲去世为止。

    林彪搞所谓战备疏散时,让我年迈的老母去平谷县郊区,我则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周总理知道此事,让工作人员捎话说,老人年纪大了,不要去农村了。老母在京,我在干校。两年后,母亲写信给周总理,说她八十三岁了,只有这一个儿子,希望分配工作时能留在她身边。周总理马上让外交部把我调回北京。我与刘淑芳结婚后,总理虽在病中,也还请秘书给我母亲写祝贺信,令我及淑芳感动至极。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炎黄子孙,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要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民族团结、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以慰先辈在天之灵。

    

    (原载于1981.10.12《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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