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揭示出现代化进程中三大本质要点，即现代化的“动力要素”、现代化的“质量要素”、现代化的“公平要素”。

    （3）从人类统一进化的整体观点出发，给出现代化的总体表述和严格定义，由此确定全世界人类实现现代化的绝对目标，不同国家不同时段(期)实现现代化的相对目标，以及达到某种现代化水平的可操作目标。

    （4）应用“各态历经学说”(ergodic hypothesis)和“时空耦合理论”，经过对全世界133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分析，提出辨识现代化程度的三大主流判据(第一级别)和五项辅助判据(第二级别)，经过进一步的定量组合，在宏观上判别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差距、态位、方向和速度。

    （5）在综合分析自1960年以来国际上对现代化进行衡量的八种指标体系后，独立地设计了由3个大组、8个指数、45个基础变量组成的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即设计出了工业化水平指数、信息化水平指数、竞争力水平指数、城市化水平指数、集约化水平指数、生态化水平指数、公平化水平指数、全球化水平指数，包括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社会有序程度、生活质量的总体表达，应用“数量差距、速度差距、可估订正”的三维模型，相对地评估出中国及各省、市、自治区同当代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实施严格比较后的现代化程度与现代化水平。

    （6）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战略评估时，发现代表“动力、质量、公平”的现代化三大本质要素中，目前(2001年)中国均处于宏观判据“倒U形”曲线的左侧，尚未通过“倒U形”曲线的顶端临界，只有实现了这种“倒U形”的右侧转移，才能从宏观上、整体上和战略上正式判定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轨道。

    （7）仔细地规定了什么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及什么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了中国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数量对比(现代化进程的数量差距，中国处于后进)、速度对比(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差距，中国处于先进)、发展变量对比(也称现代化进程的可估订正，如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加入WTO、中国申办奥运成功等对国家发展的促进，而日本的经济衰退、美国新经济的泡沫、美国911事件等对他们发展的制约等)。理论解释和统计分析均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极为典型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实现“工业化时代”目标的同时，叠加了“信息化时代”的更高的现代化目标，基本否定了现在我国不少地区和城市应用传统的、静态的、预设的、无法体现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品格、不能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进行真实比较的英克尔斯体系(传统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标准)或英克尔斯标准的变种去设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目标，因此，造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混乱认识，并且造成了制定或评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多重误区。例如，应用英克尔斯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已经达到0.763，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超过3/4的路程，但是如同2000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共分8个大组比较)，则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只有0.404，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路程尚未走过一半。上述二者的计算结果相差35个百分点以上。这充分说明，英克尔斯指标只是传统工业社会的标准，不仅起点低，而且未包括信息社会所必须包括的新的现代化内容，它从根本上已经无法适应21世纪衡量现代化内容的客观现实。

    （8）在世界上独立地设计了“差距-速度-变量(噪声)”的非线形三维预测模型，较完整地体现了现代化进程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双向互动的、内涵统一的品格。

    （9）应当着重指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二元性”特征和具有双重任务(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艰巨性，既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又必须发挥后发优势实施跨越发展，在未来的50年时间内完成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年间走过的发展历程。

    中国网 2003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