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北京城区，沿着京密路一直朝北行驶至顺义区，高楼大厦渐渐抛在车后，眼前开阔起来，深冬的萧瑟也一览无余了。寒冷让一切事物显得黯淡而灰蒙蒙。在牛栏山道口西行，一群五颜六色的小房子闯进了我的眼帘，它们的鲜艳和多彩让我眼前一亮，这里正是我今天的目的地——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简称太阳村。

凡是第一次走进太阳村的人，如果事先对“特殊儿童”的概念有一些了解，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一种意外的感受。这种意外源于太阳村孩子们的大方和乐观，源于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脸。在这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有孩子们一段段不幸的往事；更有让孩子们倍感亲切的“张奶奶”——张淑琴十年来常人难以体会的执着和艰辛。

从副总编到“丐帮帮主”……

10年前就来到儿童村的一位姓戴的女孩，如今已经18岁了。今年她职高即将毕业，正在太阳村实习。在她5岁那年，母亲因为受不了父亲的虐待，和外公一起失手打死了爸爸，走进了监狱。不久，与她相依为命的外婆也去世了。后来她寄居在一个亲戚家，尝尽了辛酸和世人的唾弃。为了生存，7岁的她给人放过牛、打过猪草、给敬老院老人做过饭。8岁那年，她被接到了太阳村。她说：“在这里，我找回了一个孩子应有的快乐。转眼10年过去了，我目睹了儿童村10年的发展。心里最最感谢的就是张奶奶，她为我们付出了所有的精力和心血。我们这么多孩子一天天长大长高，她却一天一天老了。为了我们的生存和生活，她宁愿沦为‘丐帮帮主’……”说到这里，她哽咽着流下了眼泪。

原来，“丐帮帮主”是别人对张淑琴的戏称。

今年57岁的张淑琴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报纸记者、编辑工作。1995年，当时是陕西监狱局主办的《新岸报》副总编的她辞了职，自动要求调往基层单位——省少年犯管教所，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同年8月，她发起成立了旨在帮助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回归善良人生、帮助回归人员安置就业的民间社团“陕西省回归研究会”。1996年，张淑琴又顶住多重压力，在陕西创办了第一个替罪犯代教代养代管子女的儿童村。10年过去了，在张淑琴的不懈努力和国内外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她相继在陕西、北京和河南创办了6座儿童村，现已抚养特殊儿童800名。

为了儿童村，张淑琴不得不四处“化缘”。以北京的太阳村为例，目前这里共有115名孩子，虽然孩子们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别人捐赠的衣服,上学免交学杂费,但日常生活开支加上房租、水电费等，每月固定支出至少也得两三万元。小到孩子们用的一个橡皮擦，大到给孩子们盖房、增加暖气设备，张淑琴都得考虑。自尊自爱的她不得不拉下脸来求人。今天到这家企业，明天到那家单位，磨破嘴皮宣传儿童村的价值和意义，被人轰出门是常有的事情。有时遇上理解的但又不愿意出钱的，她就一个劲地说：“东西也可以，只要能用的，不管是什么，儿童村都要。”“这些东西你们没什么用处，捐给儿童村算了。”

她自我解嘲说：“说我是‘丐帮帮主’我也不在意，只要能给孩子们帮助。”“化缘”所经受的艰辛和委屈，张淑琴抛诸脑后，她说：“儿童村的一草一木，一个凳子一张桌子，都是因为有社会人士的支持才有的，我只不过是个大管家。太阳村属于大家，属于所有的爱心人士。”

然而，作为创办者，她所经历和所做的决不仅仅是一个大管家那么简单、从容。就像戴姓女孩所说的：“其中的艰辛和委屈只有她自己一个人知道。”

第一个儿童村在陕西办成的时候，张淑琴就接到诸多电话，纷纷指责她为什么不去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帮助烈士的孩子，却去管罪犯的孩子。但张淑琴说：“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罪犯，人们会把痛恨和厌恶延伸到这些孩子身上，可是有谁想过对他们也该负起责任？或者想到其实这些无辜的孩子也应该有春天呢？”

张淑琴曾在派出所里见到女犯罪嫌疑人戴着手铐，年幼的孩子在一旁睁着一双恐惧的眼睛死死抓着母亲的衣角；无处安置的孩子只得睡在干警的值班室里，或是临时住在干警家里。“孩子不是罪犯，有时却也不得不在看守所里过夜。”这给张淑琴的震动很大。张淑琴说：“其实很简单，就是想给这些无辜的孩子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让他们有饭吃、有学上，有病得到医疗。”

为了两代人的重生……

张淑琴曾让孩子们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最难忘的一天》。令人惊心的是，大部分的孩子写的是“我的妈妈被警察抓走了”，“我的爸爸被警察枪毙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替父母报仇。”张淑琴说：“这类孩子有一个报复心理的问题，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父母为什么服刑，把失去父母这笔账记在了警察头上。孩子是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

张淑琴说：“一直以来，我们忽视了这一群孩子的存在和权利。因为特殊的遭遇，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生活在父母的阴影里。他们大部分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犯罪倾向。他们不是孤残，难以得到政府的资助。因父母犯罪的背景，他们得不到人们的同情。为了生存，有的流浪，有的为人放牧，有的沿门乞讨，有的被亲属皮球般踢来踢去遭受虐待。更有甚者，也像父母那样走上了犯罪道路。”

张淑琴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现，其中的问题不是几个孩子生存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儿童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庭、孩子们的心理和就业的问题——因为父母犯罪，孩子无人抚养流落社会，也可能成为第二代罪犯；孩子在监狱之外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到监狱内父母的改造，特别是女犯，为了孩子有绝食的、逃跑的，有的一夜白头，还有的甚至自杀。

儿童村有一对姐弟，10年前的一场家庭变故将他们推向了深渊，父亲死亡，母亲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六岁的姐姐被人领走收养，寄人篱下；三岁半的弟弟则被一名心理变态的侏儒收留。可怜的孩子没有羊高却要放羊，没有锅台高却得洗锅，还要烧火、扫地。一年以后，五岁的孩子身高仅92厘米，体重只有15公斤。头上到处是疤痕，满身血痂，牙被打掉，嘴唇被火钳烫伤，两条腿佝偻着一瘸一拐……

如今，两个孩子的母亲回忆自己当年的感受说：“刑罚我能够接受，因为苦果是自己酿成的。但作为一名母亲，年幼的孩子遭受到如此待遇，却让我无法接受。我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根本谈不上安心服刑、接受改造。1996年9月，陕西的儿童村挽救了我的两个孩子。孩子的解救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开始有了笑容，并决心努力改造，用实际行动报答儿童村对我孩子的挽救之恩。”

因为表现积极，这位母亲获得减刑两年，于2002年出狱。这时的她满怀欣喜，决心好好开始新的人生，却发现已是家破人亡的自己举目无亲、寸步难行。儿童村又一次伸出双手，送她到技校学习，随后将她安置在北京太阳村做后勤工作。这样，她还可以与在北京太阳村生活学习的两个孩子团聚。“没有儿童村就没有我们母子三人的今天，每个好心人的帮助我们今生难以报答，我只有好好工作，为太阳村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张淑琴认为，对罪犯的未成年子女的救助，不仅仅是个人的慈善行为，而是全社会的一项公益事业。她希望能够建立更多的儿童村；她希望能够在社会科学中推动一门新的学科的形成，促使更多的人致力于这些特殊儿童的研究救助；她希望保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相关法律能够早日出台……

为了两代人的重生，努力了10年的张淑琴还在继续不懈努力。

理解、支持，来自女儿，来自社会……

两个女儿以及侄女等家人都做过她的义工。1996年张淑琴刚创建儿童村时，各方面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后来，她病倒了。善解人意的女儿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开始无偿帮助母亲继续创建儿童村的工作，这一帮就是5年。为了把特殊儿童村的经验推向全国，1999年7月，张淑琴带着全力支持她的女儿小燕来到京城，开始进行筹建北京特殊儿童村的各项工作。为了省钱，她们母女俩在西郊香山附近租了一处房子，每天往返奔波于北京各个区县之间。首先要找的是儿童村的主办单位，找了十几家单位后，最终是中华慈善总会接纳了她们。接着又跑了北京郊区的几十个乡镇，费尽了周折和口舌，最后得以在顺义赵全营乡板桥村安营扎寨。离异后的张淑琴一直独身到现在，她总感觉自己欠两个女儿的太多。

十年间，张淑琴遭受了外界对她的种种指责和猜测，但她说自己有三条原则：第一条就是不贪污，第二是不拐卖儿童，第三是不虐待儿童。“我觉得我只要做到这三条，什么事我都不怕，无所谓。”十年过去了，理解张淑琴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太阳村，我们遇到了一位姓刘的老师。从会计岗位退休的刘老师和她的丈夫得知儿童村的情况后，于今年8月双双从石家庄来到太阳村做志愿者。当时，儿童村正缺会计，她就留下来做会计工作。身为体育教练的丈夫也留下来了。“来到这的原因很简单，就想给孩子们一点帮助。”刘老师说。

在太阳村的工作人员中，还有几位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学毕业即投身在此。被问到家人是否支持时，其中的一位赵老师说：“谈不上支持还是反对，反正自己大了，选择什么自己决定吧。”

太阳村得到了不少像刘老师、赵老师这样的志愿者短期或长期的帮助。而在经济来源方面，除张淑琴的“化缘”和爱心人士的捐助外，国际慈善组织也给太阳村提供了一些经济支持。另外，由于太阳村属民间组织，没有政府拨款，所有费用均需向社会募集。社会筹措缺乏保障，太阳村也必须靠自已的力量解决部分经费以保证孩子们的基本生活。2002年，太阳村租赁了260亩地的农场，种植枣树、花生、玉米、黄豆等农作物。经过努力经营，农场的收益慢慢提高了，给太阳村的“财政”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爱心小屋里的新年愿望……

一个叫小娟的女孩带我走进了她的住处——鲍德乐爱心小屋。因为是周六，大部分孩子都在屋子里。一进门我就被十几个孩子的“姐姐”声包围了。她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写作业。屋子里整齐干净。

我来到小娟的房间，这里上下铺一共住着六个孩子。小娟今年已经小学5年级了，墙上贴着她获得优秀少先队员和春季运动会400米第一名的奖状。她主动拿出她的一对蚂蚁造型的玩具，对我说：“我喜欢蚂蚁，我觉得蚂蚁实力挺强，因为它能搬动比自己重很多倍的东西。”

我们正说着话，从隔壁房间跑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大声问我：“姐姐，你说‘excuse me’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她正和另外一个孩子讨论英语问题。那个小女孩床里边的墙壁上写满了英语，她指着墙壁上的英语对我说：“姐姐，你看我有没有读对？Are you happy？……”她们的大方和好学让我心中浮起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在告别鲍德乐爱心小屋的时候，我问小娟，新年就要来了，有什么新年愿望。她低下头，说：“我想回家。去年寒假，哥哥说今年暑假来接我回去，等了很久也没来。哥哥摆摊卖菜，也才刚刚学会照顾自己，我回去肯定会增添他的负担。他有时会问我想不想回家，我就假装说不想。不知道这个寒假他会不会来接我……”

撰文 本刊记者 梁夙芳

供稿：《人民画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