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中国的国防建设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军备竞赛，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核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我们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过去20年里，中国总共裁军近200万，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三位，有2.2万公里的边境线和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中国还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更为复杂。

但是，中国的军费并不高。2005年中国国防预算约合302亿美元，而美国达4220亿美元，日本约为454亿美元。中国的军费仅相当于日本的2/3，而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却分别是日本的26倍和11倍。

中国人均年军费仅23美元，而美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256和1300多美元，中国只是美、日的零头。从军人人均军费看，中国是1.3万美元，而美国高达30万美元，日本和英国也接近20万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5倍。

从军费占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水平为3%，美国是4%，而中国只有1.6%。从军费占财政开支的比重看，世界平均水平是15%左右，中国仅为7.8%，且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相比，反而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中国的这两个指标低于印度、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

中国军费近年来确有较快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补偿性支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年份，中国国防费的增长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实际军费和军人生活还受到通货膨胀率和大多数生活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军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后，国家财政也需要补充一部分军费缺口。

（二）提高军队人员工资待遇，在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同时，尽量使军队工资水平也能相应增加。完善军人社会保险制度，解决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实际生活问题。我们最近又裁减了20多万军人，他们的退役安置需要经费保障。我们还需要加大军队人才建设的投入，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三）适应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适度增加装备经费。中国军队还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整体装备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差距。

有的人对中国军费说三道四，认为中国实际军费是目前宣布的2至3倍，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军费占财政开支的比重将达到20%， 这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财政来讲是不可想像和承受的，就连美国人对此也无法置信。兰德公司专家就认为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

有人对中国军费的编制方式存有疑问，但各国军费编制实际上各不相同。在一些西方国家，某些两用技术研发、太空开发和核武开发费用是直接不计入军费的。相对于此，中国的军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是公开和透明的。

有人认为中国军备还不够透明。我想说的是，中国军备透明度正在不断提高。我们的安全环境评估、军事战略、军力结构、管理体系、军事外交、军费总额及基本构成等都是公开的。我们已经发表了四份国防白皮书，两份“裁军、军控与不扩散”白皮书，白皮书相关工作已经走向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对比这些白皮书，你会发现每一本新白皮书的厚度和信息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我要说明的是，透明度不是绝对的，各国军力水平和安全关切不同，不可能在透明度问题上整齐划一。相对于此，中国却向近日访华的美国防部长开放了战略导弹指挥部。

第六，中国奉行以合作为重要支点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国外交日益突出合作的重要性，提出以合作谋和平，合作促发展，合作解决问题，这既是国际潮流，也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特征。

基于合作，中国解决了90%的陆上边界问题，与俄罗斯全面划定了边界，与印度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与越南划分了陆地和北部湾海上边界，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共同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还向日方提出了有关东海共同开发的积极建议。

基于合作，中国积极促成六方会谈，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奔走斡旋。第四轮六方会谈达成共同声明，核问题被纳入对话谈判的轨道，避免了半岛局势恶化，并为半岛及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基于合作，中国提出了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式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与亚洲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和自贸安排，全力推进亚洲区域合作。面对印度洋海啸、日本新泻地震、巴基斯坦地震和禽流感疫情，中国与灾区人民感同身受，迅速、无私地提供援助。

基于合作，中国积极推进军事外交。中国军人和警察参与了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与日本等国开展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对话，参与反恐、海上搜救、打击海盗和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有关邻国采取了一系列军事领域信任措施。迄今中日已经进行了6次防卫部门安全磋商，两国还建立了军事留学生和青年军官互访制度。

中日关系同样需要立足于合作。

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传统相近，经济合作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两国没有理由不睦邻友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两国千百年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当前两国人民和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

中日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在双边层次，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据日本权威机构对两国贸易结构的调查，80%互补，仅20%竞争，且大都是良性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双方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可为。中国建设节约型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也欢迎日本各界的积极参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很大的潜力。

在区域层次，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大国，GDP占东亚的83%，人口占东亚的70%，东亚合作能否加速推进，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中日在东亚合作中并非竞争关系，而可以优势互补，各尽所能，相互促进，推进经贸、能源、环保、社会发展、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各领域的多边合作，与东亚其它国家一道寻求共赢。两国还需要也可以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加强对话和协调。

在国际层面，中日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非洲发展、油价和汇率稳定、裁军军控、中东和平进程、文明对话等问题上，中日两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有必要加强沟通与协调。

但不幸的是，两国的合作目前面临严重障碍，症结是靖国神社，焦点是甲级战犯。

靖国神社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指挥者，其中许多人曾在侵华日军中位居要职。中国则是那场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幸的经历。

中国并不期待与日方在历史认识上完全一致，但为结束过去向前看，需要像法德那样，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即战争性质、责任和政府立场。中日邦交正常化33年来，经过双方不懈努力，上述共识正在逐步形成。

但遗憾的是，日本首相连续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使历史问题再度突出起来。

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历来主张战争责任应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来负，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从此立场出发，中国放弃了对日索赔、与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一直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供奉军国主义象征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同时我们对一般民众去神社不持异议，也无意将B、C级战犯做为外交问题。中方的要求并不过份，就是回到1985年中曾根内阁以后日本历届内阁的作法。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参拜，客观上等于认同了鼓吹侵略有理的“靖国史观”，模糊日政府在战争性质和责任上表明的立场，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当然也将损害日本自身的形象与利益。

中日两国人民都很重视信义。汉字的“信”可拆分为“人”和“言”两部分，也即“信为人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这是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田中角荣首相回应以“信为万事之本”，都充分表明了相互信任、言行一致对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

今天，我们应重温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做出的承诺，回到33年前中日关系的原点，共同努力使中日关系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完）

文：中国驻日大使 王毅

供稿：《人民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