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早在公元前3世纪便已经开始，但直到公元七八世纪起才有其汉译的文献记载。

按照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家顾长声的说法，《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推至唐朝（618-907）。公元635年，有国外传教士抵达当时中国的首都西安传教译经，并有一部份《圣经》译本出版与流传，但并非全译，译本也已失传。

元朝（1206-1368）时，有西欧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将全部新约和诗篇译成中文，据说是请人用优美书法抄写完毕，但未见流传。

明朝（1368-1644）末年至清朝（1616-1911）初年，西欧天主教传教士重入中国传教期间，在长达130年传教之际，并未见有《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份经文。

18世纪初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曾将部分《圣经》译成中文。这批译稿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到19世纪初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才开始著手将整部《圣经》翻译成汉语。最早的中译本在1822年出现。

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他于1807年抵达南方城市广州。有专家指出，他也是基督教在华最早的办学者。1814年，他出版了自己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23年，他和另一位新教传教士威廉姆·米怜合作出版中文《圣经》全译本，线装本，共21册，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基督教的全部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

1843年8月，在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时，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根据以前译本重译《圣经》。在重译的过程中，参与翻译的传教士内部发生了译名争执，其中意见最大的，是对“宇宙主宰”的中文译名究竟应该称“神”还是称“上帝”无法取得一致；结果各不相让，分成两个翻译班子，各自为政，进行翻译。

用称“上帝”的班子在185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54年出版《旧约全书》。而用称“神”的班子则在1863年出版了“神版”《圣经》全译本。

到1868年，由浸信会传教士高德主持的译经工作完成并出版，史称“高德译本”。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于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经过28年的努力，《圣经》新汉语译本于1919年出版，其中白话文版最受欢迎。经过80多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也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

此外，一些传教士还曾致力于使用中国方言翻译《圣经》的工作。例如，上海方言译本有中文和拉丁字母拼音两种版本。

也有传教士翻译出版过多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年，已经出版了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圣经译本，大部份是用传教士们创造设计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出版的。在原来没有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沿用传教士创造的文字从事文化学习和出版图书。

不过，曾有国外基督教人士公开表示：希望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翻译《圣经》的状况成为历史，他们盼望今后中国基督徒学者能够肩负起翻译《圣经》的重任，出版一部符合原文的，又能适合中国最多数读者的中文译本。

60年之后，一部完全由中国基督徒学者合作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终于在香港出版。其中国译者是：许牧世、骆维仁、周联华、王成章和焦明。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译本至今未能广泛流传。

在一些专家看来，《圣经》的中文翻译要求很高，译者首先必须是虔诚的基督徒；其次，他们必须接受严格的中文和外国语（古希伯来文、古希腊文、德文、英文等）的训练；再次，必须熟悉经文和教会史；最后，还必须摆脱世俗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控制，用纯洁的汉语进行翻译，统一对“宇宙主宰”的称呼，不受宗派影响。分布在海内外的基督教界有识之士需要捐弃成见，并集资成立中文《圣经》翻译基金会，物色青年基督徒献身于此事业，经过若干年的训练，然后合作著手翻译，并以中国基督徒捐献的款项，进行印刷、出版和发行。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出版颇有历史，只可惜在国内已不能见到所有的版本，好在如今在美国纽约圣经会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和香港等地还有部分珍藏。

“我有幸曾在上海看到一部份译本；留美期间，曾到圣经会图书馆看到大部份珍藏，并为撰写有关论文在该馆研究了3个多月。”顾长声说。他著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和《中国基督教简史》等专著。据他介绍，在访问过去曾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家里时，也曾亲睹他们的少量《圣经》中文译本珍藏。

供稿：《北京周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