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华社的最新统计，北京的外来劳动力已经超过了350万。像北京这样蓬勃发展的重要城市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很多劳动者都从乡村来到这个城市找生计。

这个城市大部分的人喝的是纯净水或矿泉水，通常装在19升的大塑料桶里。在西方的大部分办公环境中，都可以看到类似产品放在饮水器上。在北京的几乎任何一条小街道上溜达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送水公司满足着这个基本需求。因为这些小店基本上是就近送水，送水的方式也就以人力为主了。不论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或者，甚至在春节期间，都可以看到送水工顶着刺骨寒风蹬着他们沉重的三轮车，在城市里穿梭。

16岁的张林凯来自河南省，现在在海淀区当一名送水工。8个月前，他头一次来到首都。

从在满是成人的环境下时时处处都心存戒备到放松了警惕，他不时露出的微笑映亮了开始时羞涩的脸。“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不过我喜欢它。我从来没觉得累或者没意思。”也许这只是年轻人给自己打气，或者仅仅是对新生活和工作简单的热情，但是当我问到他想不想家的时候，张迅速而肯定地说：“不，一点也不想。”他回答得很坚决。

走出这家蓝色纯净水桶堆到天花板上的小店，张这么评价他的工作对社会的重要性，“是的，它很重要，”他沉思了一下，“如果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城里人的生活就不方便多了。”

每天早上，北京的街头清扫大军就行动起来，清除前一天的碎片残余。如果不赶紧清理，这些遗留物就会被风卷得到处都是。清晨时分，这些劳动者会准时出现在北京各处。

34岁的刘来自四川省，在北京当清洁工4年了。他前3年都没有回过家乡，最近因为母亲生病，他才回了一趟家。

他每天的作息表估计足以吓倒任何晚睡的人：四点半起床，那时候，整个城市还在沉睡。工作到七点半，然后是早餐休息，九点整回到街上。十一点半吃午餐，下午从两点到四点半轮班工作。

说到工作中的烦心事，刘提到那些他在打扫时当着他的面乱扔垃圾的人，“真是对为他们服务的人缺乏尊重，”他说，“不过，我遇到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和气礼貌的。”

“我喜欢我的工作。”他说。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世界性的话题，废品的回收利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某种意义上，它通常取决于某个区或整个市的相关政府部门的效率。北京似乎控制得很不错。从事废品回收的男人女人们出现在城市的许多僻静的街边，从塑料中分拣出废纸。

每个晚上都有一辆卡车来转上一圈，拜访所有的回收者，收集他们分拣出来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被送往车间进行再生处理。

在西城区一条小街的尽头，老邓和李举志经营着他们小小的回收生意。他们两个都隶属于同一家公司。李年轻一点，今年42岁了，更喜欢回答问题；老邓似乎满足于做背景，对着镜头咧嘴而笑。他总是忙忙碌碌，接待四面八方带着废品来卖的居民。

李，山东人，快活地东聊西扯他们的工作。他开始做废品回收的生意是在1994年，每天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四点半。被问到工作累不累的时候，李咯咯地笑了，“跟做农活相比，这个活计一点也不累。不过冬天的时候工作时间就比平常少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喜欢过冬天。我喜欢这个行当。”他笑嘻嘻地说。

李和邓都是和善、乐天的人，当然尽管生活还是有它的难处。李赚的那些为数不多的钱要支撑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的孩子们也指望着他的收入上学。对于一个42岁的男人来说，这么长时间远离家人可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但这是必要的牺牲——不仅仅是为了整个家好，还有利于北京的人民。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北京很多兴旺的室外水果蔬菜市场是整年都开的，还有顶着冬天刺骨的严霜和夏天的湿热的摊主们也常年都在。

来自河北省保定市、30岁的刘晓霞卖蔬菜水果已经两年了，丈夫和孩子都还在保定。她笑着承认，“当然想家了。要说不想那是骗人。”虽然说自己的工作不是很累，她也有漫长的一天要度过：6点钟起床去从批发商那里批来蔬菜，然后又是整整12个小时，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冬天蔬菜好保存，夏天的时候坏得太快，会损失不少钱。”她这么总结自己的生意经。

“我的工作首先是为了我的家庭。我得养家，还有孩子们上学的费用，” 她补充，“不过也是为了别人的方便。”

在为了写这篇文章四处寻访的时候，我更倾向于见到那些辛苦却乐天的劳动者，把这篇文章献给他们。他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是家庭的重任让他们无法选择逃避。一种个人魅力在他们身上显现，引发了我心底的敬佩之情。

然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反复思考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道理；一条意义非凡的做人原则。当我采访这些辛勤劳作的、值得尊敬的人的时候，这条原则反复激荡着我的灵魂：那就是给予我们遇到的那些人以尊敬，不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这是任何人都应该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行为准则——人类的敬意。

撰文 保罗·安文（Paul Unwin）（英）

翻译 陈玉洁    编辑 陈玉洁

供稿：《人民画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