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译者”与“中国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一．概述：
“隐形的译者”是传统的翻译理论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近年来，这一问题在西方翻译研究界逐渐引起重视甚至成为热点话题之一，也是翻译与文化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学的贡献。其中，美国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Laurence Venuti的系列研究论述及其两部代表作，即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5)和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1998)更是集中的研究了这一课题。Venuti指出，由于要达到交际目的就只能使异域文本不再显得陌生，而是使其以明显的本土形式让人理解，因此翻译就是必然的归化过程，在异域文本中写入特定的本土读者对象易于理解的语言文化价值观。(Venuti, 1995: 9,)，但与此同时，他在其专著的导言中抱怨说，通过压制异域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翻译的事实被抹去痕迹，译本被同化于目的语文化中的主导性价值观，从而使其显得可以认识并因此看上去似乎未经翻译。（Christina Schaffner，1995：4－6）由于对这种抹杀文化差异的流行翻译实践不满，Venuti在其一系列研究论述中反复强调使用以“异化策略”为主的“阻抗性”翻译原则，主张发挥目的语文化中的“语言余项”(linguistic remainder)的功能，使译本读者通过非常规的翻译和“杂异性”的翻译文本能把翻译真正作为翻译来阅读，从而看到“他者”的面目。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已经有人对中国翻译学术界介绍Venuti的理论，然而这种介绍目前还不够系统全面，而且将其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在实践中运用其理论分析讨论英汉语翻译及其教学中具体问题的研究还不多见。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显示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实际效用，本文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代表美国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及其翻译为个案，通过详细分析其中几个具体语言转换实例，重点讨论这样几个问题：“翻译隐形”的语言操纵过程和形式是什么？换言之，“隐形”的翻译究竟是如何得以“隐形”的？它对文化差异的掩盖究竟是如何进行的？那种透明的、似乎未经翻译的译文如何出自翻译家自觉的政治、文化目的？意识形态如何具体地操纵“翻译技巧”的选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解析“隐形的”翻译，从而揭示翻译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识形态差异？
二．1972年尼克松访华讲话翻译个案分析
距今32年前，通过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乒乓外交”和美国秘使基辛格博士的密访探路，中美两国终于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结束了20多年的外交冰冻僵局。尼克松当时在中国政府的欢迎宴会上的正式讲话已经被载入中美关系发展的史册，随时供后人查考。而且，这次历史性的重要讲话原文及其中文翻译从此以后也常常作为第一手语言文献资料出现在大学文史类科目教科书中，其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然而，笔者在利用这一重要资料进行英汉翻译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尼克松讲话中的一些内容经过当时的专业翻译工作人员译成中文之后已经被悄然改写，尼克松的形象被明显“中国化”，从而出现了意义上的“失真”。请看原文与译文第一段：
a）On behalf of all of your American guests,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the incomparable hospitality for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re justly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I particularly want to pay tribute, not only to those who have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 but also to those who have provided the splendid music. Never have I heard American music played better in a foreign land.
a1)我谨代表你们的所有的美国客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无可比拟的盛情款待。中国人民以这种盛情款待而闻名世界。我们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为我们演奏美好音乐的人。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
将原文与译文作以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其中翻译技巧的运用几乎无可挑剔，但却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变化，即原文明明是用第一人称单数主语“I”在整个段落中贯彻始终，而汉语译文却在中间把单数改为复数译为“我们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为我们演奏美好音乐的人”。从该讲话的重要性以及翻译者应有的专业水平和工作态度来看，这一变化显然不是译者的疏忽造成的，而是对原文有意的改写。
然而，这只是可以立即看出的明显的改写。就在同一段文字中，笔者发现还有一处改写则十分隐蔽而很难观察到。这一发现出自一个疑问：原文中的名词性短语“those who have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被译为“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究竟是否完全合理？这似乎很值得怀疑。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尼克松为什么把“those who have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与“those who have provided the splendid music”并列为两类同时需要感谢的群体？这两类群体有无大小之分？如果答案是有的话，那么将二者等量齐观地予以并列是否有失逻辑上的严密性？如果没有大小之分，那么前一类群体在原文中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人？不包括哪些人？将其翻译为“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究竟是不是还仍然指向尼克松心中所想到的那些人？或者说还仍然包括或排除了同样的人？换言之，这个名词性短语的原文与译文的意思究竟是不是完全对应而且都很清楚？
毫无疑问，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问题之间都具有密切联系，而且涉及到对两个关键词“prepare”和“dinner”及其搭配用法的正确理解。根据英语原版《新牛津英语词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释义，“prepare”作为及物动词与“dinner”相关时的解释是：make (food or a meal) ready for cooking or eating.而“dinner”的注释是：a formal evening meal, typically are in honor of a person or event.我们也知道，根据英语习惯，“prepare the dinner”一般就是汉语“做饭”的意思，这种基本意思当然不应该因为“dinner”前加入了一个形容词就彻底改变。那么，我们应该肯定，尼克松实际上所要感谢的第一种人就是准备晚餐的人，即做饭的人或厨师。也只有这样，它才能与演奏音乐的人即乐师合理并列，“不仅…而且…”的结构才更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为了证实上述想法，笔者通过在美国教授汉语的同事对一些母语为英语的外国朋友的阅读反应做了调查，结果证实这种理解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把“those who have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译为“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以后，译文的读者或听众一般是怎样理解的呢？
为此，笔者在本人教授翻译实践课的三个本科四年级学生和一个研究生班（总共127人）中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请全体上课学生阅读汉语译文，读后做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即从三项选择中选择一项，以次表明自己的理解。这个调查问卷十分简单，具体如下：
在尼克松的讲话中，“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所包括的人应该是（单项选择）：
1． 只包括为宴会准备食品的厨师或厨师及其助手
2． 为宴会准备食品的厨师及其助手和其他厨房工作人员
3． 所有为宴会活动做准备工作的人，如组织者、联络人员、服务人员、厨师和购买宴会必需品的人
调查结果显示，在127名学生中，有123人选择了第三项，即“所有为宴会活动做准备工作的人，如组织者、联络人员、服务人员、厨师和购买宴会必需品的人”。
无论是根据权威词典释义还是操英语本族语者的一般理解，原文中的“who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比较明确地指示为宴会准备食品的人—即厨师们，而中国人在阅读译文时却比较一致地把它理解为更大的群体。毫无疑问，从语言上来讲，这种理解上的差异首先是从译文的字面中产生的，因为这种译文表面上似乎与原文完全对应而其实际意义却并非如此: “prepare”的词典释义虽然是“准备”，但二者并不完全吻合。前者有直接“做”的意思，而后者则只是为正式“做”而提供条件。“dinner”本来是“正餐”的意思，在此处虽然关系到外交活动，但“正餐”的中心意义并没有改变；而汉语“宴会”则是一场包括“正餐”在内的社交（或外交）活动，“正餐”的意义则相对减弱了。那么在汉语译文中二者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为举行这次活动而预先提供各种条件”。与此相一致，“this magnificent dinner”也就变成了“这次盛大的晚宴”，而不是“这丰盛的晚餐”。这样一来，尼克松心目中的中国专业烹饪师这一特殊群体也就被自然而然地理解成了“所有为宴会活动做准备工作的人”这一无特定指向的大而无当的一般群体；而尼克松总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中国人心目中“考虑周到的”“集体主义”的领导典范。
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失真，究竟出自译者有意的操纵还是无意识运用语言转换技巧而造成的呢？这一问题本身似乎很难回答，但是当我们结合前一处对第一人称单复数的明显改变，并把整个语段联系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译文对原文意旨的悄然改变并非偶然，它不仅停留在单个的词语上，而且也出现在句子的安排上，是全面的和系统性的：原文中的 “On behalf of all of your American guests,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the incomparable hospitality for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re justly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完全可以不做断句处理而保留定语从句直接翻译，但是译者为什么却偏偏断开句子译成了两句话呢？对这个问题，只要联系紧跟在后面的句子就可以找到答案：断句后，嵌入了一个单句“中国人民以这种盛情款待而闻名世界”，这就在本来密切连贯的话语中拉开了语言节奏的距离，为下一句的单复数偷换做好了铺垫，否则紧跟“我代表…感谢…”之后立即改称“我们不仅…”，译者的有倾向性的操纵就会昭然若揭，那又如何让人接受呢！（作者杜争鸣，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供稿：《中国翻译》杂志）
中国网 2004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