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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名牌’”
——访俄通社—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8 月03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6月29日19:40分,本刊记者拨通了俄通社—塔斯社北京分社的电话,很快一位操着纯正汉语的男士接起了电话,当记者说明来意,表示要进行采访并希望尽快发传真寄送杂志时,对方很爽快的说:“我就是北京分社的社长安德烈·基里洛夫,我明天等你们的采访提纲和杂志。”我们很惊奇,一是下班时间,社长还在处理工作;二是他的汉语如此流畅,三是他接受参访如此爽快,没有谋面,我们的交流就先隔着细细的电话线就开始了……

当我们提出希望社长阁下能尽快安排我们的采访时,基里洛夫爽快地答到:“那就今天下午吧”。在未采访之前,塔斯社较高的办事效率给我们留下了第一印象!于是,基里洛夫在塔斯社北京分社驻北京办事处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对外大传播》:基里洛夫社长,你好首先很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说我们今天采访你,也具有纪念意义。因为胡锦涛主席正在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知道2005年6月21日胡锦涛接受了俄通社-塔斯社和俄罗斯第一电视台的联合采访,我们想知道这次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塔斯社更为聚焦这次中俄元首会晤的哪些方面?

基里洛夫:对我们外国的记者来说,采访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我们组织了一个10人的采访小组,作为常驻北京的记者我组织关于采访一切的问题:比如和外交部联络、交通等问题。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参与采访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我很荣幸是的在2002年我曾参与采访了江泽民主席。对比两任领导人,他们对中俄关系的政策差别不大,都是坚定不移的执行和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还是有区别的:江泽民更像一个慈祥的“爷爷”,而胡锦涛比较年轻。

作为记者,我们关心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关注领导人私下的交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当然常常是很多都看不到的,但只要有机会,我们就积极提问以便能够捕捉领导人平常人的一面。在采访胡锦涛的时候,我就问他:平时看什么书?喜欢俄罗斯的文学吗?喜欢芭蕾吗?

从我个人的采访经历来说,能捕捉到涉及胡主席私人信息的时候比较少,但是在采访中我还是了解到胡主席和普京总统的私交不错,比如说,昨天晚上,普京总统夫妇为主席和夫人的到访专门在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别墅举行了家宴;虽然比较忙,但有只有机会胡锦涛还是会接见一些俄罗斯朋友。

对于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我们更为关注两国的经济关系,现在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经济关系还是不能让我们满意,虽然两国的双边贸易不断发展,但是贸易内容还是有待改善,比如,中国主要向俄罗斯出口服装、食品,俄对华则主要是出口石油、木材等,两国贸易的互补性还是很高的。

由于90年代,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中假冒伪劣的比较多,这严重伤害了俄罗斯民众的感情;现在中国商品的质量大大提高了,作为媒体,我们虽然没有义务为中国的商品作广告,但是会实事求是的向俄罗斯民众多介绍中国的商品。

《对外大传播》: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凋敝,社会矛盾重重,如在中俄边境线上有一个镜头:前苏联大量精密的仪器被当废铁处理掉,这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心痛,但同时,中国民众和媒体对处于逆境中的俄罗斯民族依然怀有信心地认为,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作为媒体,你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基里洛夫:是的,俄罗斯的确是文化教养很高的一个民族,这与俄罗斯的文化和教育密切相关的。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也充满了信心。

我昨天看俄罗斯的电视台,当记者在大街上随意调查了10个俄罗斯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有8个人认为中国有聪明的领导,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要向中国学习如何发展经济。

我认为当今国际社会还是存在三角关系的——中俄美这个大三角,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大部分民众也认为俄罗斯的政治地位很高。当然在经济方面,俄罗斯无法与其他大国匹敌的。所以现在民众都把重振俄罗斯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

俄罗斯是一个文化与历史的土壤极为厚重的国家,如俄罗斯的民歌,托尔斯泰对古老的俄罗斯深沉的爱极大影响和感染着中国读者;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直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岁月中穿行。但现今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国务院新闻办赵启正主任2003年访问俄罗斯时就指出:“现在中俄之间的文学作品翻译的太少,我们很少看到你们的电影、电视剧,不了解你们现在音乐,俄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了解也仅限于功夫片。”

《对外大传播》:我们想知道作为俄罗斯传媒领军人物,你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以及未来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规划?

基里洛夫:现在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但我想这是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在20世界50、60年代,苏联的文学作品,电影等是他们了解西方的唯一的窗口。但现在,中国人的选择就很多了,你去书店看一看,有很多国家的作品。其次,现在俄罗斯的文学水平比苏联时期有所下降。并且一些新的作品还没有及时的翻译过来,所以中俄文化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我们一直在努力,我现在就在写一篇介绍关于798工厂(中国现代艺术)的文章,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文化比较了解了,但是中国的现代艺术对俄罗斯还是陌生的,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做出一些贡献。

《对外大传播》:非常感谢你对中俄文化交流做出的努力,我们知道社长阁下是有名的“中国通”,曾两度作为塔斯社派驻中国的记者,前后在中国工作长达10多年。我们想知道你如此流利的汉语和对中国的了解是因为工作的缘故还是因为是中国方面的专家,所以才从事这份搭建桥梁的工作?

基里洛夫:我大学时的专业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1978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塔斯社工作,1986年来到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10个月的党史后,在塔斯社北京分社工作。这个问题很难说,应该说我的汉语还是在工作中不断的学习提高的。我本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在基里洛夫的办公室在一幅北京胡同的油画与对面普京总统的照片遥相呼应;基里洛夫兴致勃勃的向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石狮子,在他家里有100多个各种类型的狮子),我很喜欢狮子,我认为狮子在中国文化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作为一名记者我也会尽力向俄罗斯民众介绍中国的文化。

《对外大传播》:这几个月以来,多家外国主流媒体都以大量的篇幅,用专题的形式全方位地报道中国,如2005年3月7日至3月13日英国广播电台(BBC)的“中国周”、美国著名的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国际频道在5月14日至22日推出为期一周的“看中国”系列特别报道节目。面对西方媒体中国热,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你认为中国民众应该如何看到西方媒体态度的转变?塔斯社是否也有类似的报道?

基里洛夫:首先我尊重我的西方同行的工作,我本人也非常喜欢看BBC等一些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报道,他们的确做的非常好,但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在报道时受政治压力的影响,常常对中国的报道还是片面的。当然与冷战时候相比,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客观了许多,但是还是存在一些片面的报道。所以对中国的观众来说,可以多看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的报道,不要太看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治报道。相比较而言,塔斯社对中国的报道更为友好,我们没有西方媒体的所受的政治压力,对中国的报道比较客观。

虽然现在还没有全面介绍中国的深度报道,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现在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很友好的,我们作为记者也是有贡献的。当然也有一些民众由于不了解,对中国抱有莫名其妙的态度,这是我们的失职。我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名牌”,我们会秉承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报道。

《对外大传播》:在中国,你经常浏览那些媒体?你与中俄两国的媒体记者有很多接触,你讲讲和中国同行接触的小故事吗?你认为我们应如何加强两国媒体工作者的合作,加深进一步的理解与对话?

基里洛夫:我们当然非常重视中国同行的报道,比如说新华社的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BEIJING REVIWE》《新京报》等等,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动态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有些内容报道的深度不强,还有一些薄薄的杂志广告太多,当然有些是刊物运作所必不可少的。

我们在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就是新华社。最近和新华社合作举办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活动,例如去年10月,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关于中俄两国友谊的图片展。我们最近和新华社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也举办了一个图片展,当时的时间很紧,如果没有我们新华社同行的配合,在这么短的时间是根本无法顺利完成的。可以说,我们和新华社之间也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

除了新华社以外,我们和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有合作关系。我认为和中国同行之间不仅仅是工作伙伴的关系,我和有些中国记者的私下的关系也很好,我们平时也去一些新华社的记者家里做客,我很珍视这种在工作中建立的友谊,这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记者协会原来和外国记者的关系很密切,但现在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密切,我认为可以组织一个中外记者联谊的俱乐部,不仅仅在工作中,在一些俱乐部活动和平时的联谊活动中,我们都可以加深交流。我本人也是希望多认识一些中国同行。

《对外大传播》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俄通社-塔斯社的发展情况、报道方针和北京记者站的情况吗?谢谢。

基里洛夫:从规模上来看,在前苏联时期,我们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派驻记者,但现在只在76个国家有常驻记者。但是我们对记者的要求没有变化:我们一直都要求记者要客观、实事求是的报道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同时,报道方针也没有变化,我们坚持报道政治、经济、文化和一些寻常百姓生活的“高级消息”,不会为了迎合某些民众的低级趣味,而改变我们的报道方针。”

“在北京分社,除了我之外,另外的3名都是年轻的记者!我自己非常注重年轻记者的培养,如果有外出采访的机会,我一般都让年轻的记者去,一是他们自己非常乐意去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出差,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二是这的确可以锻炼了年轻记者的能力。”

文:本刊特约记者 赵丽

责编:少鸽 道晔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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