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民政厅采访组纪录

假若再给我一次生命……

小 序

周国知同志,湖北省宣恩县椿木营乡人,1961年10月28日出生。1978年7月高中毕业,同年11月参军入伍于中国人民解放军84895部队,曾任班长。1980年5月加入共青团,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月退伍回乡,1984年9月被招聘为国家干部,至1988年10月任椿木营区后坝乡武装部部长。1988年11月至1990年11月任后坝乡乡长。1990年12月至1992年7月任椿木营区民政办主任。1992年8月至1993年9月任椿木营区粟谷乡乡长。1993年10月至1994年3月任椿木营区计生办主任。1994年4月至1994年11月任区工业办支部书记。1994年12月至1997年4月任区计生办主任。1997年5月至2001年8月先后任椿木营乡社会事务办公室助理、副主任及计生办主任。2001年8月至2003年9月,任乡民政办主任……

以上这段文字,摘自周国知同志的悼词。追悼会上,致词人含泪念完这段不足300字的短短文字,仿佛只在一瞬之间。但是,周国知同志写下这段文字,却是用了整整42年的生命热血。

42岁,他走了。他走得太早,太匆忙了!苍天为他垂泪,青山为他默哀,乡亲们的悲哭声响遍村村寨寨。他平凡而感人的事迹,正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传出山外,感动着平民百姓,叩击着共产党员的心弦……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

这里是海拔1680米至2014米的高寒山区。这里的春天姗姗来迟。“山下开桃花,山上飘雪花”,祖祖辈辈,山民们传唱着这支歌谣,诉说生活的艰辛。

但是春天的脚步终归是挡不住的,并且白云生处迟来的春天别有一番美景。仿佛就只在一夜之间,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便都一起绽开了花蕾,一丛丛一团团像火把一样在熊熊燃烧。天空碧蓝,空气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一样清新纯净。野栗子树的枝头挂满了毛茸茸的青果,嫩芽初上落叶松,春笋插遍了水竹林,那山雀子的叫声声声打破山林的寂静,余音缭绕婉转入耳。

就是在这如诗如画的美好季节里,本文主人公,退伍军人,椿木营乡民政办主任(机构改革后改称为民政助理)周国知,开始了他生命历程最后123天的艰难冲刺。这一天是公元2003年5月8日,农历立夏日的第三天,天气晴朗。一大早,周国知就手拄木棍出了家门,踏着崎岖小路去看望一户户“消茅户”人家。病魔正吞噬着他的生命,而他本人却并不知道自己已是肝癌晚期,甚至错把腹部的疼痛误认为是胃病所致。工作劳累,生活无规律,饥一餐饱一餐,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有胃病是正常现象,大可不必在意,该干的工作,照干不误!

今日的“胃病”却来得有些凶猛,起床时就感到腹部一阵阵剧痛,直痛得他冷汗淋漓。但是他相信疼痛不会长久,像往常一样,忍一忍也就捱过去了。疼痛折磨得他咽不下早饭,那就索性饿着肚子上路。走一走,歇一歇,半晌午时分来到了勾腰坝村村委会。村支书黎青山见周国知脸色灰青,忙把他拉进屋,要为他生火做饭。周国知摆摆手,喝了几口开水又继续赶路。正午一点钟光景,终于来到了特困户胡柏春家。

所谓的“家”,只不过是一片四面透风的茅草棚。这正是周国知特别挂在心的重点“消茅户”,从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到拍照片、落实救助资金、签订建新房合同等等事项,他跑了一趟又一趟,今天已是第6次登门了。胡柏春老俩口都已年近花甲,见到周国知犹如见到了亲人,执意要留他吃午饭。周国知说,你家这么困难,叫我怎么吃得下?实在要留我,就给我煮一碗稀饭吧。

周国知对困难户的体恤之情,乡亲们无人不晓。因此主人家没有违背他的心愿,胡柏春的老伴丁桂春真的就只给周主任煮了一碗稀粥,又端上来一盘咸菜。而周国知双手紧捧着饭碗,竟然连这一碗稀粥也险些没能喝完。老俩口哪里会想到,剧烈的病痛此刻正折磨着他们的好干部周主任!

放下饭碗,周国知强作笑颜与主人告别。出了村,他越来越感到体力难支。他咬紧牙关,走一程,蹲下身子歇歇气;再走一程,又蹲下来吞一片止痛药。就这样走走停停,两三公里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当又一次从地上站起身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咚”一声倒在了路边的草地上……

天变了,山色朦胧,山风在树林间呼啸。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竟然没有人发现草地上正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

恩施州地处湖北省的西南边陲,巫山山脉与武陵山脉在此交汇挤压,“挤”出了一座座气势险奇的崇山峻岭,山高人稀,自古被称为“蛮夷之地”。宣恩县位于恩施州的东南端,更以“山高、坡陡、谷深”三大特色被喻为恩施州的“屋脊”。椿木营乡是全县9个乡镇中最偏远的乡,全乡面积204平方公里,只有3121户人家,平均每平方公里15户。因此,如果你来这里旅行,在山路上行走十里八里见不到一户人家也遇不上一个行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眼下,周国知就正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

眼看三个小时快过去了,周国知仍然没能爬起身来。难道他就要在这里永远地躺下去吗?

感谢苍天,苍天有眼!一位哑巴村民从山路上走来,突然发现路边躺着个“死人”。大着胆子近前细看一眼,人并没死,仍在艰难喘息。这个人,哑巴认识他,虽然喊不出他的名字,但却熟悉他的面容,也知道他是个受乡亲们爱戴的好人。好哑巴,急急忙忙跑回村,一边“哇哇”呼喊,一边向乡亲们比划着手势。乡亲们不敢怠慢,随着哑巴奔向村外,一个个不禁惊呆了:天啦,这不是我们的民政周主任吗,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快救救我们的周主任!临时扎成的担架从村里扛来了,松软的被子、褥子也从村里抱来了。乡亲们前呼后拥,把周国知抬到了村委会。

乡亲们说:周主任啊,你是为“消茅”工作累倒的呀!

其实早在两年前,自打周国知第三次担任民政办主任以来,他已是在强忍病痛拼命工作了。

周国知任过乡长、工业办支书等职,最使他感到不能有丝毫懈怠的工作便是民政办主任。只因民政工作是与最基层、最需要关怀的群众打交道,事事系着民心。又因为椿木营乡是高寒贫困山区,民政服务对象多,常年民政对象全乡就有300多户,占全乡总人口十分之一,要把工作做得让群众满意,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就说给烈、军属,红军失散人员等定补对象发补助金这桩小事吧,山里山外做起来就有区别。山外的平川乡镇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定补对象可定时到乡民政办领款,而周国知则不然。当过军人的周国知,对定补对象有更深的感情,他不忍心让他们跑几十里山路来乡政府,因此就起早贪黑上山下山亲自把钱送到一户户家中,为此一年要多磨破两双“解放”鞋。再如给优抚对象家拜年,不仅要送过年的肉、油、烟、酒,还要送烧火柴。每户2000斤柴禾,组织基干民兵上山去砍,一捆捆送到家中,这其中要付出多少艰辛?他说,谁让我是个“老兵”呢!我们多一份辛苦,军营的战友们就多一份安心。我喜欢穿解放鞋,它让我时刻想起部队对我的培养。

“消茅”,是2003年初春落在周国知肩上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虽说是阶段性工作,但周国知却对它特别地牵肠挂肚,只因它在乡亲们心中是一桩盼了多少年的大好事,大喜事!

说起来话就长了。新中国诞生已50多年了,谁会想到,在恩施州的大山深处,还有多少父老乡亲至今仍居住在风雪难遮的茅草屋里?更有一些贫困户连茅棚都住不上,只能以岩洞为家。这也许是一个让许多人不愿正视的现实。但是,别人不正视尚可,共产党员们不能不正视。共产党员的目光不仅要看到东部发达地区那一幢幢花园别墅式的村民新居,更要看到西部贫困地区的茅草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1000多年前的杜老夫子尚且能发出这般撼天动地的呐喊,何况我们这些身为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员?

周国知生在椿木营,长在椿木营,对乡亲们的疾苦有着痛切的感受。盖一座新房(哪怕只是一座简易的吊脚楼)留给儿女,这是多少勤劳纯朴的山民为之奋斗一生的最大愿望。但是,就是这一最简朴的愿望,仍有不少乡亲苦挣苦熬一辈子也实现不了,临终时只能眼巴巴望着住了几辈子的破茅屋而伤心落泪。一个大大的“穷”字,山一般沉重,压得多少农民朋友直不起腰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宣恩县全县的农民年均纯收入也只有几百元,2002年创历史新高,人均纯收入1460元,平均每月也不过120元,而贫困户的资金就更加拮据,盖新房谈何容易?

消灭茅草房,消灭岩洞屋,周国知的心情比屋主人们更加迫切。屋主人们面对的只是一家的困境,而周国知牵挂的是千家的冷暖。“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周国知对这句话爱之深切。他钟情于民政工作,因为他觉得只有这项工作最能深入了解民情,最能及时听到基层民众的心声。与穷人打交道,做困难群众的贴心人,惟如此,才能让党的温暖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

像盼望春天一样,周国知早就在盼望全乡的特困户早日住上新房。2003年新年伊始,就不断有好消息从州里、县里传进山来。听说,元旦这一天,刚刚走马上任的州党委书记汤涛同志便前往利川市忠路镇太平山村看望村民。虽然他已听说这里是全州最穷困的山村之一,也听说村民们的住房条件很差,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仍然令他大为震惊:全村163户人家,竟然有152户住的是茅草棚或岩洞屋!屋外是皑皑白雪,屋内是黑糊糊的墙壁和破破烂烂的家具。当过共青团干部的年轻州委书记眼睛湿润了,心情沉重,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当即把身上所带的400元钱全部掏出塞进一位茅棚户户主手里。返城的路上,他突然叫司机停车,就在忠路镇召开特别会议,向同行的同志们发出心愿:一定要把恩施州的茅棚、岩屋尽快消灭干净,不然就愧对全州6县2市381万人民群众!

汤书记,你说得好啊,说到了我老周的心坎上!

春节期间又传来喜讯:州政府向各县市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对居住茅棚、岩屋的特困户做一次全面摸底登记工作。

3月,更大的喜讯飞进山来:全州人代会召开,会上决定必须在2003年12月1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20周年纪念日)之前在全州范围内彻底消灭茅草房和岩洞屋。新当选的州长周先旺同志特意到州民政局布置任务,要求民政部门担起消灭茅屋工作的“牵头人”重任,并要求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从此后,“消茅工作”、“消茅办公室”、“消茅户”,这些让发达地区的人们听起来费解的新词汇,便逐渐成为恩施州家喻户晓的暖心的话题。

喜讯连连,周国知像小孩子过年一样高兴。还没等上级下达具体任务,他已提前行动了。50多年啊,50多年没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今天终于要解决了,民政人有幸,遇上了一次向人民群众献爱心的难得机遇!他走访了全乡15个村委会84个村民小组,一组一组一户一户摸底调查,最后认定全乡的“消茅”对象有100多户。

2003年3月22日至23日,周国知在县城参加全县民政工作会议。会上,县长田金培同志正式下达“消茅”任务。这时,全州各县市的“消茅”工作也已全面启动,从州到县,到乡,各级政府都相继成立了“消茅工作领导小组”。除政府拨款之外,全州干部职工和社会各方人士也纷纷向“消茅”捐款,共计捐款280多万元。全州民政系统的职工更是人人捐款,最少数额也不低于100元。鹤峰县民政局局长陈本相同志一人就捐了1300元。

椿木营乡的“消茅领导小组”组长由乡党委书记李明山同志担任,具体落实工作交民政办公室负责。所谓的“民政办”,其实就只有周国知单枪匹马一个人。他必须承担“消茅”中琐碎的具体任务,这位退伍战士,以一种军人的作风和气魄,再苦再累,从不抱怨一声。要了解周国知是怎么在深入细致地抓落实,只需看看他手头上常翻的两大本(共127张)“特困户住茅草屋、住岩洞、无住房登记卡”便可窥一斑。卡上详细写明“消茅”对象的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家庭住址、住房类别、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等等项目,还留有上下两大空格。上格张贴现在住房的实拍照片(由周国知亲自到现场拍照),下格暂时为空白,待新房建成后拍出照片张贴,上下两张照片对比,以接受上级单位的验收。

再看看专为“消茅”工作印制的合同书吧。合同书上有详尽的条目,内容包括甲方(村委会、乡民政办)向乙方(“消茅”户)应提供的服务及补助金额,也具体列出了乙方在接受助资建房的同时该如何履行自己脱贫致富的义务,决定要在一年之内养牲猪几头、养山羊几只、养黄牛几头、种植药材几亩、实现现金收入多少等等等等,都得由户主签名盖章,保证兑现。这一张张登记卡,一份份合同书,体现的是党和人民政府对困难群众细致入微的关怀。不仅要解除他们的一时困难,更要放眼长远,推着他们拉着他们走上致富之路。既要为他们“输血”,更要提高他们自身的“造血”功能。事无巨细,点点滴滴挂在民政人心头,说起来实在是太琐碎太平淡了,而做起来却要付出多少努力啊!

要给全乡的茅草房、岩洞屋照相、登卡,没有照相机是不行的。乡财政这一次出手大方,给民政办拨出专款200元用来购买相机。货比几家,终于相中了一部二手货“傻瓜”相机,货主答应只卖200元。这相机成了周国知的心肝宝贝,走村串户不离身。每买一卷胶卷,照了多少张,洗了多少张,废了多少张,都一笔一笔做记录,并且留下底片准备让财务人员核对,绝不能浪费公家的一分钱。周国知1986年结婚,生有一女一儿,至今全家4口人从没照过一张“全家福”。儿子周辉今年已9岁了,还不知道照相是个什么滋味,如今见爸爸有了照相机,心里美滋滋的别提有多高兴多自豪。但是爸爸却坚决不让他碰一碰相机,也更没想过要给他照张相,以了却他可怜巴巴的小小心愿。妻子汪碧秀理解丈夫的心意,也不时地告诫儿子:不许碰你爸爸的相机!那是公家的东西,碰坏了怎么办?

现在,让我们的叙述再回到2003年5月8日这一天。乡亲们把周国知抬到村委会,又端水又喂药,团团围在他身边。周国知醒过来,心里好不内疚。他说,这样打扰乡亲们,对不起大家。我这是老胃病了,痛一阵就过去了,你们都放心回家吧,我一定在村委会好好休息。谁料在乡亲们离开之后周国知又上路了。谁也不知道他这一走又走访了几家贫困户,又在路途痛倒了多少次,只有他16岁的女儿周莉清楚地记得当晚的情景。已是深夜12点了,睡梦中的周莉被爸爸的敲门声惊醒。她急忙穿衣开灯,拉开房门,只见爸爸正靠在门框上大口大口喘气。女儿忙把父亲搀进屋,又急忙点火,为爸爸煮了碗热腾腾的鸡蛋面。爸爸说,真香呀!但是爸爸只吃了半碗就捂着肚子上床休息。妈妈不在家,因类风湿病加重,正在乡政府卫生院住院,女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正在读初三,眼看中考的日子就要临近,但是妈妈在住院,爸爸在忙工作,家里的事不能不落在她的肩上。学校在乡政府所在地椿木营,家在勾腰坝村的火烧棚,两地相距5公里。每天放学都要匆匆赶回家,喂牛喂猪,还要照料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弟弟。今晚爸爸回来得这么晚,应该让他睡个懒觉,天明起床时不要惊动他。朦胧中听见爸爸在床上不停翻身,女儿本想坐起来问一声爸爸怎么了,但是瞌睡实在难耐,没等再多想便“呼呼”睡着了。天擦亮就早早起床,唤醒弟弟,一人带一包方便面赶往学校,把爸爸一个人扔在家里。晚上回来才知道,爸爸根本没睡懒觉。女儿前脚走,爸爸后脚就爬起床,把屋子清扫一遍,又把4头猪和两头牛都喂了一遍,然后便背上背篓、拄上木棍出门,继续去走访“消茅户”。

女儿是多么后悔啊,后悔那一晚没有起身去关心关心爸爸的病痛,后悔早上起来没给爸爸做一口热饭。那时她太粗心了,那时她怎么会想到,一夜之间爸爸疼得死去活来。也许爸爸在想,今天的腹痛为什么来得这么凶猛,这么难忍,难道我这病没治了吗?假若我现在就躺下,怎么对得起“消茅户”们那一双双期盼的目光?也就是在这个夜晚,爸爸决定要更加拼命地工作,尽早让“消茅户”们都住进新房。他要同病魔抢时间,他要为生命争速度,他在这一天用无声的语言写下的人生日记,将永远铭记在女儿的心中!

周国知去世之后,接替民政助理工作的是魏光荣。魏光荣回忆说,自从“消茅”工作开展以来,周国知的肩上没有离开过背篓,背篓里装的是干粮、雨伞、换洗衣服,还有照相机和表格,没日没夜地走村串户,来来去去行程加起来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椿木营,高山入云,深涧临渊,沟沟坎坎,羊肠小道,哪一条山路上没留下周国知的脚印和拐杖印?夜晚就住在贫困户家,从5月中旬到6月初,他有半个月没有回过家……

003年6月3日,乡领导见到了已半月未见的周国知。老周啊,你这是从哪个村回来的,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呀?

此时的周国知,真如一头耗尽了体力的老黄牛,1.7米的汉子,体重竟不足50公斤,即使是拄着木棍,走路也踉踉跄跄。老周啊老周,你这哪里是在工作,你是在拼命啊!

“老周,你先把工作放下,到县城看病去”!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同时向周国知下达命令。周国知却向李书记、张乡长请求:只剩下最后几户“消茅户”还没拍照、登卡了,等我把这几户搞完,一定到县上检查身体。

然而,周国知身背背篓,又行走在山村的小路上。一条条小路曲曲弯弯,犹如一条条纽带,把党心和民心紧紧相连。周国知,这位最基层的民政干部,这位两袖清风一腔豪情的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正用他生命的最后几滴热血,把这一条条红色纽带编织得更加光彩夺目!

终于,127家“消茅户”的实地调查、合同签订和归档工作全部圆满完成,两本厚厚的资料本,从周国知颤抖的双手里郑重交给了乡党委领导。周国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老周的病不能再耽搁了!6月11日,周国知被送往县人民医院。他的大哥周灵知正在医院门口翘首等待他的到来。

周灵知比周国知年长4岁,也曾在椿木营当过基层干部,如今在县畜牧局工作。他早就劝弟弟入院治病,今天终于接到电话,得知弟弟已经下山的消息。

大哥搀着弟弟,在医院登记处与工作人员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什么人?”

大哥代为回答:“乡干部。”

问:“有没有医疗保险?”

答:“没有。”

“那就先交钱吧。”

周国知身上带了1500元,是为了治病刚刚从信用社贷的。大哥又掏出400元凑上,然后把弟弟送到病房。第一天做了透视和B超检查,第二天又做CT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把大哥请进办公室,关起门来交谈。“你弟弟已是肝癌晚期,为什么不早点送来?按现在的情况,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告诉他实情,他最多只能活一个月;第二个可能,瞒住他,还能再活三个月。”

大哥选择了第二个可能,强忍悲痛,脸色平静地来到弟弟病床前,轻松地说道:“检查单我都看过了,医生说你得的是肝炎。”

周国知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要求马上出院:“哥,让医生开点药我带回去吧,住院太花钱。”

大哥板起了面孔:“不行!医生说了,虽说只是肝炎,但也得静心治疗,不然就难治好。我今天就给乡党委打电话,转告医生的决定。”

弟弟仍在请求:“哥,我下山的时候,乡福利院烧火的煤已经不多了,我得回去给五保老人们买煤。”

大哥说:“我来帮你。”

弟弟回答:“哥,你一定要上山一趟,找黄书记取1000元钱,给福利院买煤。”

大哥点了点头,第二天就赶到椿木营乡,把弟弟托付的任务圆满完成。

住院一个月后,病情并不见好转,周国知坚决要求出院。

这时候周国知的家已经不像个家了,妻子汪碧秀因类风湿病加重几乎瘫痪,已经在乡卫生院住了许多日子,家里欠下一屁股债,只能靠卖牛、卖猪来交医疗费。

汪碧秀是位勤劳的土家族妇女,往年每年都要喂养七八头猪,如今体力不支,只喂养了四头猪。说起来卖猪的事,夫妻二人还发生过几句争执。汪碧秀给周国知捎话说,把家里的猪卖掉两头吧。周国知捎话回来:“要卖就卖给福利院,不要卖到市场上。”卖给福利院,价钱低;卖给市场,价钱高。为什么不愿多卖几个钱?谁都明白他这是在为福利院的五保老人们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妻子一时想不通,捎话给丈夫:还是卖到市场上吧?丈夫则主意坚定,急忙托人回答:不,一定得卖到福利院!

通情达理的汪碧秀,最终没有违背周国知的意愿。

周国知又回来了,回到他深深热爱的椿木营,回到同志们和亲人们身边。乡党委决定,让魏光荣同志接任周国知的民政助理。乡领导已知道周国知的病情,但又不能不瞒着他,就对他说:你治病期间民政工作暂由老魏接替,等你病好后再交给你。周国知舍不得撂下担子,只因他对民政工作爱得太深了。但是,让魏光荣接替工作,他又感到欣慰,因为老魏也是退伍军人。他拉着魏光荣的手说:“老战友,把担子交给你我放心,但你不要扔下我。你身体好,你在外面跑,我在家替你守摊子,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替你减轻负担。”一番话语,直说得魏光荣这条身强力壮的汉子忍不住喉咙一阵阵发酸……

7月16日这天,周国知正式向魏光荣移交工作。各种表格,各类账目,还有一件件财产,从一部“傻瓜”相机到几支圆珠笔,以及自己没写完的工作笔记本,点点滴滴,都移交得清清楚楚。账目没有一分一厘的差错,而仓库里的救济棉被居然还比帐上的数字多出了3床。原来这3床被子是周国知2001年8月从前任民政办主任手里接过来的,因为是捐赠的旧棉被,当时便没入账。周国知把这3床被子拆洗晾晒,并且换了包布,旧棉被就变成了新棉被。

民政办公室的帐上有18000元,这是全乡数百户各类民政对象的救命钱,需要把它郑重地移交给魏光荣。办妥这件事需跑两家银行。魏光荣搀着周国知,在小镇上艰难地走来走去,跑了储蓄所又跑信用社。周国知累得脸色大变,一个踉跄摔在地上直喘粗气。魏光荣说:“老周,咱回去吧,等你休息好了再来办。”周国知回答:“不要紧的,早办好我早放心。”魏光荣低头望着周国知,望着这位在一个村子里一起长大的童年伙伴,当年他俩一前一后参加解放军,都是在兰州军区当兵,那时候的周国知身体多棒,又精神又潇洒啊,如今竟瘦得皮包骨头叫人不忍目睹。想到这里,五尺汉子魏光荣如鲠在喉,抬起头恳求银行工作人员:“同志,你们快办,快点办吧!”

魏光荣向苍天乞求,希望县人民医院是误诊,希望周国知患的不是肝癌,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希望在哪一天突然见到周国知扔掉拐杖又朝气蓬勃地走进紧挨着乡政府大门口的民政办公室……但是,天意不遂人愿,周国知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2003年8月14日,周国知再次被送进县人民医院。

当天就有人从乡下赶来看望周国知。接着,陆陆续续每天都有人来医院探望,并且都异口同声地安慰他安心养病,把心放宽,身体一定会好起来……

越是这样安慰鼓励,周国知越是觉察到病情的不妙,也就越发牵挂椿木营乡的乡亲父老。“消茅”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福利院那两个孤儿,田申凯和田申奎新鞋子穿上了吗?春天里遭过风灾的农户,补种的庄稼如今都长得好吗?一桩桩一件件平凡小事,事事关情,没有哪一件不是周国知心中的大事、要事。眼下,面对着三尺病床,只有大哥周灵知是最得力的帮手了!

“哥,你去帮我找一个人,我想尽快见到他!”

周国知迫切想见的人名叫余宏进,就住在县城,是一位客车司机。

余宏进来到了周国知的病床前,才知道老周是要向他求情。不是为他自己求情,而是替余宏进的老岳父,年近七旬的王定国老人求情。老人家住在椿木营乡长槽村2组,家境困难,茅草屋低矮潮湿。这次“消茅”,政府已给老人家发了两次补助金。但是光靠这点补助金怕是不够的,因此周国知请求经济条件也并不宽裕的余宏进伸出手来帮一把岳父(同时也是帮了一把民政工作),帮助老人家尽快把新房盖起来,千万不要拖了全县、全州“消茅”工作的后腿。

老周啊,你都病成这样了,心里还总在惦记着别人!面对这样的请求,余宏进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他连连地点头,含着眼泪与周国知告别。两天之后,他就带着凑来的现金上了长槽村。

“哥,勾腰坝村2组的军属汤生彭我放心不下,你得抽空上山替我给他捎句话。他家也是‘消茅户’,我早已在沙道沟镇为他联系到便宜瓦(沙道沟镇距椿木营乡有几十公里路程),现在我不能帮他去拉了,让他带上我写的这张条子去找人,快把瓦拉回来……”

“哥,你别忘了给乡民政办的老魏联系一下,告诉他那仓库里的90几床救济棉被,天晴时别忘了拿出来晒一晒!”

国知啊,好兄弟,你的话,你交代的事,大哥一句句一件件都记下了。军属汤生彭家,周灵知专程上山去了一趟,并把拉瓦的事也落实了。新任民政助理魏光荣,工作也像周国知一样踏实认真,交在他手里的“傻瓜”相机正在发挥新的作用,把一幢幢新盖房屋拍下来登记入卡,让它们昂起头来骄傲地宣布:茅草屋的时代从此一去不返!

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病床上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周国知终于醒悟,他的病根本不是一般的肝炎。家里的亲人,乡上的领导,还有县民政局的领导,他们一定都在瞒着我什么……

9月1日这天,周国知让大哥坐到他床边,抬头问道:“哥,你实话告诉我,我到底是啥病?”

再也瞒不下去了!大哥肝肠寸断,哽哽咽咽回答:“国知,你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

虽说是一声晴天霹雳,但周国知并没感到震惊。他心里早有了准备,这时候他没有替自己悲伤,而是为花费了国家的医疗费而惋惜。他期期艾艾地埋怨大哥:“哥,既然你们早已知道我是这病,为啥还要送我住医院,为啥还要叫国家为我花冤枉钱?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你给乡党委打电话,我要出院,一定要出院!”

第二天,县外贸物资行业办公室主任黄子成来探望周国知。俩人曾是一对好搭档,自1988年11月至1990年11月间,周国知任椿木营区后坝乡乡长,黄子成任乡党委书记,俩人共同努力,曾为后坝赢得了一面又一面先进红旗。现在,当年的书记仍在为党工作,而当年的乡长却将永远地倒下了。想到此,周国知怎能不万念俱悲,对黄子成说道:“老黄啊,我不行了!老天为什么不叫我多活几年?”

走出病房,两眼忍着泪水的黄子成没敢回头……

9月3日,周国知离开医院,回到勾腰坝村火烧棚。

家乡啊,你的儿子又回来了,回到你高山连着高山贫瘠而温暖的怀抱!屋前的小平坝,苞谷穗子正在吐须,今年能有一个好收成吗?屋后的山坡上,那引进的适合高山生长的日本落叶松已片片成林,苍翠的枝叶,在对山风诉说着什么?生命是多么宝贵,树木落叶之后又能返青,人,为什么就不能再活一次?

这一天,周国知同志的生命之钟,开始了最后24天的倒计时……

最后的生命之钟,仍然在为老百姓们的冷暖而跳动。回家的第二天,他就托人把家住丁家老屋场的胡柏青请到家里来。4个月前的5月8日那天,周国知就是从胡柏青家走出之后昏倒在路边。这是一户特困户,属民政重点帮扶对象。紧紧拉着胡柏青的手,周国知字字艰难地说道:“老兄弟,我不行了,我没帮你把新房子建好,对不起你啊!你要听政府的话,搞好生产,还要向我保证早日搬进新居,过上好日子!”

胡柏青泪流满面:“周主任,我这辈子,不晓得用什么办法报答你啊!”

周国知回答:“你过上好日子,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周国知开始向亲人们交代后事。他对妻子说:“我死之后,你要到乡上我的宿舍里仔细查查,凡是属于公家的东西,一律交公。我盖的那床军被,你要保存好,让周莉和周辉记住,他们的爸爸当过解放军……”

面对80岁高龄的老父亲周东海,周国知觉得心中有愧。“爹,我对不起你!你也算得上是老革命了,参加过抗美援朝,身上两次负伤,还当过十几年生产队长。实行责任制那年,你把好田好地让给别人,自家承包了最远最差的山地。儿子没能对你尽孝,就连你过80大寿生日那天,我还在走访困难户没回家看你。你是老复员军人,除了每月享受90元的定补之外,许多困难都是你自己克服的;我是民政干部,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补助你一分钱。爹,你要理解儿子,不要责怪我呀!”

周国知也觉得对不起姐夫和弟弟、妹妹。大姐已去世,姐夫已是花甲老人。妹妹周金枝,弟弟周小平,也都和姐夫一样,是一年四季靠刨土过日子的庄稼人。庄稼是他们的命根子,但是去年春天的一场风灾,他们这几家的庄稼苗都遭到严重损失。政府拨下了救灾款,制定发放计划的主要责任人就是民政办主任周国知,可是别的受灾户都发放了救灾款,偏偏周国知自己家和父亲、姐夫、弟弟、妹妹家都榜上无名。姐夫不服,指着周国知的鼻子怒骂,周国知说:“救灾款有限,你别生气,谁要你是我的至亲呢?”

发放救灾款,家人和至亲们无份,但是尽义务做贡献这些人却哪一次也不拉下。全乡号召种烟叶,原因是烟叶每亩的收入是种苞谷的5倍,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开始时村民们有顾虑,尽管是好事也难得推广。周国知在自家地里带头种,又要求姐夫和弟妹们也来带头。为这事,姐夫不知同周国知脸红脖子粗地吵了多少回,最终还是没犟过周国知。还有当年推广地膜覆盖,再有搞计划生育,哪样事周国知不是要求亲人们带头做榜样?修路、修桥,周国知把锄头往肩上一扛,首先被喊出家门跟他一同前往的必然是这几家至亲。消灭茅草屋,为“消茅户”帮工、帮料,周国知的家人和至亲们也都是齐刷刷上阵。

亲人们啊,你们为我担累受苦了!

但是如今,面对着脸色一天比一天憔悴的周国知,亲人们的一切怨言全部烟消云散,有的只是肝肠寸断的心疼。国知啊,你的心意我们不是不知晓。我们因为你而吃了亏,但是却又因为你而赢得了乡亲们的好评和尊敬,你是真正为我们好啊!

谁说男儿无泪?谁说英雄无情?回忆起一幕幕往事,周国知的妹妹周金枝终生难忘……

大约是5月11日前后的一天,就是在周国知昏倒在地已发现病情恶化的时候,周金枝来火烧棚看望父亲和二哥。分手时,周国知恋恋不舍,坚持要送妹妹一程。妹妹家住长槽村3组,两家相隔并不遥远,以往妹妹每次来二哥都没送行过,今天是怎么了?

兄妹二人走在高低不平的田间小路上,心里藏着千言万语的周国知终于开口说话:“妹,我的身体怕是不行了,我估计还能活两年。我若一死,你嫂子怎么办?我成家这么多年了,家里的事我管不了,我对你嫂子抱愧。你嫂子辛辛苦苦种烟烤烟,攒下的几个钱治病都花完了。现在你嫂子还在住院,我又工作忙,两个孩子可怜。你嫂子若走在我前头,我心里还好受些。我若死在你嫂子前头,那才叫没名堂,孩子们还小……”

听到这里,妹妹的心被一把把揪紧,急忙劝说道:“二哥,你把工作先放一放吧,快去检查身体。”

周国知摇头:“工作不能放,我不能拖全县‘消茅’的后腿。”

妹妹说:“虽说是国家培养了你,但身体是本钱,等治好了病,国家有多少事你才能办好多少事……”

妹妹的话语朴实无华,感动得周国知无言以对,站在路当间,久久地目送着妹妹的身影。

又过了两天,妹妹突然在自家的苞谷地里发现二哥,他正蹲在那里帮忙拔草!妹妹冲上前说:“二哥,你身体成了啥样子,怎么还来帮我干活!”周国知脚不停手不歇地回答:“这些年来,二哥对你家照顾得太少了!”“二哥,你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说了这两句,妹妹已是泪如雨下……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骨肉亲情,点点滴滴,细致入微,感天动地,日月可鉴!

周国知弥留之际的最后一段日子,汪碧秀也停止了住院治疗,一直守在丈夫身边。妻子端来开水催丈夫吃药,丈夫却把水杯推给妻子,说道:“我的药就不必吃了,你的药要坚持吃下去,我看着你吃!”

妻子只能偷偷落泪。想起18年前,汪碧秀还是个待字闺中的标致姑娘,家住深湾村,距火烧棚20多公里。有人给她介绍周国知,立即遭到亲戚反对,说是周家太穷。但是汪碧秀见过周国知,她不嫌穷,看中他是个有志气的退伍军人。1986年7月结婚,新房是一间四面透风的吊脚楼,被人们笑称为“凭天吃饭”。从那时起夫妻二人便攒钱盖房,整整奋斗了18年,如今的房子还是用一块塑料布挡风遮雨代替堂屋的墙壁。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衣柜和箱子还是汪碧秀当年的嫁妆。过这样的苦日子为的是什么呀?但是汪碧秀无怨无悔,因为她读懂了丈夫的一颗赤诚之心……

周国知去世的前9天,魏光荣来看望。见到老魏,周国知感到分外亲,因为老魏现在是民政办助理,“民政”二字把一对老朋友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周国知伸出一根指头,艰难地对老魏说道:“我最多还能再活10天,有几件事托付给你。第一件事,民政工作是个过细的活路,把工作做好不容易,你要多耐心,要让老百姓满意。第二件事,我死之后乡亲们会来给我守夜,我家里的煤不多了,你帮我买点煤回来,好给守夜的乡亲们烧两盆火烤。第三件事,我死了不要紧,但是老婆遭孽,我担心她的风湿病会瘫得站不起来,两个孩子还小。真到了那一天,请组织上考虑,给她们、给我父亲适当照顾……”

当着周国知的面,魏光荣满面是泪,心里在想:这“照顾”二字,是周国知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向组织上开口啊,并且还特意强调只给“适当照顾”!他是经过了多少次思想斗争,才在这将死之时吐出了这句话啊?因为他实在放心不下病重的妻子、年幼的儿女,也放心不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年迈父亲!

椿木营山高地寒,山里人家每年只有3个月不需要烤火。周国知危在旦夕之际还在操心别让乡亲们冻着,所以特意请求魏光荣帮助买煤。第二天,老魏就把几百斤煤炭拉到了周国知家中。

9月26日,大哥周灵知再次上山看望弟弟。这时,周国知说话已十分艰难,但心里仍是明明白白的。断断续续的话,大哥听明白了弟弟最后的交代:一、给县民政局打声招呼,就说我感谢领导的关怀,我没把工作做好。二、县医院给我特批的10支针剂杜冷丁,我没有用,这药不可流散到社会上,你把它带下山,如数交还给县医院。

“哥,我真想再有一次生命啊!”

这便是周国知留给兄长的临终遗言。

9月27日,宣恩县召开全县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动员大会,会场在县一中礼堂,县委书记瞿赫之、县长田金培主持大会并讲话。周灵知也参加了会议。坐在台下,他静静地听着台上的发言,弟弟啊,此刻你躺在病床上心里在想什么?听吧,从广播里一次次传出这响亮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知弟弟你听见了吗?是的,你听到了,虽然你没有亲临会场,我想你是听得到的,因为这声音就一直响在你心里,刻写在你的生命之中!

9月27日下午,周国知已进入昏迷状态。但他仍然一次次从妻子的呼唤声中睁开眼睛,一分一秒地与死神抗争。在这离别人世的最后时刻,他渴望见一眼女儿周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仅16岁的女儿早已是爸爸妈妈的一条臂膀。她学习刻苦,成绩总在全年级名列前10名,但在她迎接中考的关键时刻,妈妈、爸爸相继住院,她又要到卫生院照料妈妈,又要照顾家中的弟弟,致使中考没考出理想成绩。现在她在恩施市的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系读书。为了不影响她学习,周国知不准叫人通知她回家看望。但在死之将至,又多么想有女儿守在床边为自己送终啊!

生命的油灯眼看就要燃尽,但是妻子清楚,丈夫只要从昏迷中醒来,心里仍是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是清楚的。这样的情景,实实在在是最痛苦的生离死别啊!

黄昏来临,周国知的目光落在了卧室的木板墙壁上。墙上糊着报纸,还有一些旧刊物封面,其中最醒目的便是《中国民政》月刊的封面。那红色的“中国民政”四个大字,虽经岁月侵蚀,但依然像刚刚写在墙上一样鲜艳。望着这些像火一样熠熠燃烧腾腾跳跃的方块字,周国知想对亲人们说些什么?

他没有说出口,他把万千的话语,无尽的情思都静悄悄地带走了。

夜晚10时,周国知的眼睛已无力再睁开。

“爸爸!爸爸!”在9岁儿子周辉的哭声中,周国知同志走完了他42岁的人生历程。

这一天是公元2003年9月27日。

9月28日凌晨4时,女儿周莉终于赶回家。推开门,只见父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爸爸!爸爸呀!”撕心裂肺的呼唤声撕破夜幕,一声声传进乡亲们的睡梦之中……

周主任走了,我们的周主任走了!

噩耗很快便传遍了村村寨寨。

就在周国知在县城住院的时候,乡亲们便开始关注他的消息,先后有130多人赶到医院看望过他。回到家里后,每天来探病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拿不出什么值钱的礼物,20个鸡蛋、10个鸡蛋,也算表达了一片心意。现在,周主任再也起不来了,乡亲们的追思之情更是难以抑止,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再看周主任一眼。来自最偏远村组的乡亲,天不亮就出发,行走近100华里山路,花费一整天时间。他们却说:“记不清周主任活着时有多少次翻山越岭去看望我们,我们今天来看他最后一眼,也算是个报答啊!”

宣恩县,土家族、苗族、侗族占全县人口的66.4%,而椿木营乡更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山乡,周国知、汪碧秀夫妇二人都是土家族的儿女。

土家人重习俗,乡亲们选定了吉日,要让周主任入土为安。

下葬的前一晚守大夜(通宵守灵),天却下起了绵绵冷雨。乡亲们扶着、搀着,从10公里、20公里、40公里之外冒雨赶来,一下子竟汇聚了近300人!屋子里坐不下,邻居家腾出房子,大家轮流到灵前坐一坐,站一站。周国知几日前对魏光荣的交代果然没错,这雨天之夜,天气竟如冬天一般寒冷,幸亏提前买回了煤炭,生着了火盆为亲爱的乡亲们驱一驱风寒。

天亮了,小雨变成了大雨。老天爷也伤心啊,“哗哗哗”落泪不止。盖棺之前,最后再看一眼亲人,屋里屋外一片嚎啕之声。有人哭昏在棺木前,有人久久凝视着周主任的遗容不让盖棺。亲人啊,你怎么就这样丢下了你的乡亲,你是为我们而累死的呀……

起棺了。人们前呼后拥,帮助抬棺的汉子们越沟过坎,帮助用茅草垫路防滑。抬花圈的队伍排成了一字长龙,为了遮雨,用塑料布罩着花圈。棺木要从几片苞谷地穿过,黄秀林、唐生璜、唐生泽这几户苞谷地的主人,毫不犹豫地把正在生长的苞谷苗割掉,为送葬队伍开出一条通道。

上山,上山,再上山。鞭炮声响成一片,哭声连成一片,织出了一支悲壮的无字之歌。周主任啊,请你安眠于家乡的高山,面对你献出了全部爱心和一腔热血的家乡土地,看春种秋收,看月落日出,听孩子们的读书声和老人们的欢笑声,等待着贫困山区变成富裕之乡的好消息吧!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为什么如此受到群众的爱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冒雨为他送行?

宣恩县委做出决定:组成调查组,循着周国知同志的足迹,对他的事迹进行调查、整理。

调查组上山,兵分四路,深入到农家访问。

讲述者在落泪,听的人也在落泪。乡亲们的话语是朴实的,而周国知为大家所做的事情也是平平常常的。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像春蚕吐丝一样的默默奉献。提起他的事迹,全是些不起眼的小事,但就是这一件件小事温暖着民心,做起来并不比惊天壮举更容易。让我们千里挑一,听一听乡亲们和同事们的几段叙述吧--

周国知能够成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优秀基层民政干部,得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他从小就崇拜军人,崇拜董存瑞、黄继光这些英雄人物,盼望参加解放军。如愿以偿,入伍以后在部队迅速成长,入团、入党,又当上班长。退伍时有的农村兵不愿返乡,要求政府安排工作,周国知劝说他们:要相信自己,一名军人无论在哪儿都能闪光。他没有伸手要待遇,脱下军装又成为一名普通农民。但是,这农民又不普通,仍像一名优秀军人。村里拆旧仓库分财物,他一砖一瓦都不要,都让给困难户。政府号召推广地膜育苗,全村他第一个带头,并热心宣传,帮助一户户乡亲科学种田,当年就见效益,地膜苞谷亩产由200斤增产到700斤。乡亲们选他当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副连长,他办起“民兵之家”,利用这块园地宣传科普知识和法律知识。1984年8月,全县公开招聘基层干部,乡亲们一致推荐周国知。

周主任这么个好官,为什么没被提拔?因为他只是个高中生,“四化”缺一化。乡上的同事们曾多次好心劝他读个文凭,读不到本科读个大专也行。但是周主任坚决不读,他不愿为文凭而耽误工作。他说,我高中毕业后上的是解放军“大学”,身为基层干部,老百姓的满意就是我最好的文凭。

乡福利院买煤,周主任舍近求远,近在眼前的不买,偏要穿过恩施市,跑到建始县去买。为的啥?为了给福利院的老人们节省开支,远处的煤比近处的便宜。老人们得便宜了,周主任可受罪了,跟着大卡车穿州过县,夜晚就睡在驾驶室里。就连装车也舍不得花钱雇人,自己装。

周国知曾担任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计生”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他先从自家的家人亲属开刀,严格要求。给育龄妇女做结扎手术,每年4次,把县医院的专家请上山,全乡做手术的妇女集中在乡上,居住7天至10天。周国知为这些妇女背铺盖、背灶具、背娃娃,安排她们住宿。他还要自己掏钱买挂面、买红糖去看望这些妇女。土家族旧俗,月母子进屋不吉利。但是有一位做结扎手术的月母子没住处,周国知就把她背进自己宿舍。他得了“计生”工作的奖励,把奖金全部献出来,用于全乡的“计生”宣传工作。

周国知在后坝小乡当乡长时把林药场办了起来,如今年产值达300万元。当年在林药场开现场会,请周国知讲体会,他只说了两句话:“群众生活苦,党员脸无光!”

周国知把民政工作做到了家家户户,做到了人心里。自打担任民政办主任以来,他回家更少了。但是每次回火烧棚,心里仍记挂着民政对象,只要不是病得走不动,总是先到军属、烈属和困难户家里看一看,不然回家就睡不安稳。过春节,总是在福利院同五保老人们一起吃团年饭,直到天黑才回家。

在乡政府办公楼,民政办公室只有一间屋,它是乡亲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每逢镇上赶集,乡亲们总要来看看周主任在不在。若在,乡亲们便高高兴兴进来坐一坐,周主任就与他们拉拉家常话,夏天递烟倒茶,冬天生火送暖。

民政工作也免不了得罪人,周主任总是受屈受气无怨言。一位未满法定年龄的青年要求开结婚证,周主任不同意,这位青年气急之下用脑袋对着周主任的肚子猛力撞过去,周主任痛得呲牙咧嘴从地上爬起来,又连忙笑着做解释工作。还有一位村民想替儿子早领结婚证,先来软的,给周主任送烟、送酒,被周主任原物归还;接着他来硬的,以老辈子身份骂周主任。周主任回答:“莫生气,等您儿子满了22周岁,我一天也不耽搁给他开证,到那时叫您骂我您也不骂了!”

为了推广种烟叶,周主任自己拿钱买烟苗分给群众。他帮困济贫,就连从部队带回的一套舍不得穿的新军衣也捐给了困难户胡国春。可是他处处克扣自己。他喜欢抽烟,抽的都是九角五分钱一包的烟。他长年住乡上的临时宿舍,妻子惦记他,有一天从家里背一块腊肉送到乡上,叫他补补身体。恰巧,周国知正与来自施家坪村2组的贫困户王召华谈话,他就提起这块腊肉递给王召华:“老王,这块肉你带回家吧!”妻子心疼他,说:“没肉吃的人家不止他一户,凭你一个人帮得过来吗?”他回答:“能帮就帮,多帮一户多一份心安。”

还有几件小事,经调查组调查,又经记者采访记录,后来已刊登在《中国社会报》上,这里不妨抄录如下:

“肢残人易平然不能站立,走路如同爬行。2000年的一天,他来到乡民政办,提出若干要求。周国知没有贸然答应,易平然火了,抱住周国知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易平然回到家,不再指望救助;没想到,周国知却登门拜访来了,看到易家确实困难,不但为他们解决了吃的粮食,后来,还背着沉甸甸的背篓送来种子。”

“王胜力一家3口,本人腰背残疾,妻子智残,小娃四五岁。因家里卫生差,少有客人上门。他家离乡政府10公里,周国知却常去;一只竹背篓,春送种子,冬送口粮,种地送化肥,过年送补助;还两次为他整修房屋,将茅草顶换成瓦。”

“民政负责查灾,周国知闻灾必到。村民们相信:‘无论下暴雨,下冰雹,天上落什么,周主任都会赶来。’2001年春季的一天,气象预报夜间有冰雹。周国知晚上听到消息,即刻动身,徒步8公里,赶往地处高寒地带的村落,组织群众用被子遮盖烟苗苗箱,整整忙了一夜。2002年,挖断山村发生风灾,村民张宗圣的房屋倒塌。周国知听说后,天不亮出发,14里路,清晨赶到。他组织村民帮助张家清理物品,找地方借住,发放救济款,解除燃眉之急,今年(2003年)又将张家纳入‘消茅户’。”

周国知去世后,乡政府要为他放大一张遗像。家里找,办公室找,就是找不到他的照片。妻子说,没见到他照过相,也没给家人照过相,就连我俩结婚时也没照过合影。无可奈何,乡领导翻出他5年以前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撕下上面的登记照为他放大。现在,这张遗像,就成了最珍贵的纪念品……

调查组的同志们怀着崇敬之情,翻阅周国知留下的笔记本,想从中找出几句激动人心的闪光语言。但是没有,有的只是救灾款发放名单之类的名目详尽的“流水账”。终于,他们翻到了周国知于1984年8月10日在《招聘干部考核表》上写下的一段话:我决心努力学习,密切联系群众,敢于与坏人作斗争,大公无私,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这些话并不“闪光”,也许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写过。而周国知同志的这段话,却是他用生命研墨写出来的。山里人说话实在,而一名共产党员,更不可虚语假言空喊口号,都应该像周国知同志一样,掷地有声,说到做到!

周国知的事迹从宣恩县传到恩施州,又从恩施州传到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傅德辉立即与恩施州民政局联系,委托州民政局代表省民政厅前往周国知家慰问,给汪碧秀带去了慰问金和粮、油等慰问品。

消息传到了北京,《中国社会报》专题新闻部主任祝小惠同志闻风而动,马不停蹄地赶往周国知的家乡采访。

面对周国知家用塑料布遮风挡雨的房屋,祝记者的眼睛潮湿一片,她举起了相机。乡党委副书记黄长喜拿起一只背篓,对祝记者说:“看,这就是周国知用来为民政对象送粮送物的遗物。”照罢了背篓,记者的手在颤抖,她请汪碧秀把丈夫的遗像捧在胸前照一张“合影”。一对患难恩爱的夫妻今天又站在一起了,这样的合影,这是一张迟到了18年的合影。

2003年12月9日,《中国社会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由祝小惠执笔采写的报道《鄂西大山为他悲歌--记湖北省宣恩县模范民政助理周国知》。报道的最后这样写道:

“追悼会后,周国知的遗像仍然摆放在堂屋,双眼大大地睁着。也许,他还在想着‘消茅’,想着民政对象,想着亲人。那么,无论有多少牵挂,都请你放心吧!‘消茅’已圆满结束。你挂念的工作,都在继续做。你的亲人,你还记得吗?在汪碧秀身体不好时,淳朴的乡亲们热心帮忙喂猪、喂牛,做农活;甚至远在十几公里外的杨柳坨村委会主任熊成王也组织村民来帮你栽烟、种苞谷。人们怀念你,《宣恩报》、《恩施日报》、恩施电视台宣传了你的事迹,恩施州在总结‘消茅’工作中,给予你表彰。州民政局党组决定,号召全州民政干部向你学习。湖北省民政厅傅德辉厅长关心你的家庭,委托州民政局前往看望慰问,殷殷叮嘱一定要关照好。你的事迹在不断传扬,为群众利益鞠躬尽瘁的精神,一定会有更多人发扬光大!”

《中国社会报》久久地铺在湖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傅德辉同志的办公桌上。虽然对周国知的事迹他早已熟知,但是读了今日的报道仍然心潮难平。从周国知的身上,他仿佛看到了许多人的身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多少人是农民的儿女啊!傅德辉也不例外,并且也曾像周国知一样做过基层干部。来自于基层群众之中,怎能不对群众的疾苦、群众的愿望体会至深萦萦在怀呢?自从担任厅长以来,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承前启后的新时期,面对随之产生的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被广大人民群众以“孺子牛”精神所期盼的民政干部,该怎样才能更好地不负厚望,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呢?周国知同志平凡而感人的事迹给了他答案。因此,他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就在《中国社会报》的报端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请党组同志一阅。周国知同志不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三个代表’,而且树立了新时期民政人的形象。我们要努力学习他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群众的精神;学习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学习他公私分明、一尘不染的精神;学习他热爱民政事业,用生命维护民政形象的精神,努力做一个新时期合格的民政工作者。建议在全省民政系统中倡导向周国知同志学习。”

2003年12月24日,湖北省民政厅作出了“开展向周国知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决定号召:“全省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周国知同志为榜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化典型的精神为动力,以昂扬的斗志、创新的思维、扎实的作风、开放的姿态投身我省民政事业的改革与实践,为湖北民政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就在12月24日这同一天,中共恩施州委和恩施州人民政府联合作出“关于开展向周国知同志学习的决定”。次日的《恩施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这一决定。报社特意将这一日的报纸多印了几千份,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广为散发,一日之间,周国知的名字便传遍了千家万户。

看了周国知的事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批示:请各位书记、育英、昌尔同志阅。看了《中国社会报》的报道,心灵受到了震撼。周国知同志舍小家、顾大家,舍自己为群众的忘我献身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很好学习。建议宣传部深入总结、调查周国知同志的事迹,向省委提出建议。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罗清泉,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杨永良,省政协主席王生铁,省委副书记黄远志,省委副书记邓道坤,省委副书记陈训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宋育英,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苏晓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坚卫,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孙志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昌尔,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少三,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刘勋发,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蒋大国等省领导也先后就学习、宣传周国知同志的事迹作了批示。

时值隆冬,风雪连连,但省委领导同志的批示却使民政人心里升起阵阵暖意,更觉得肩上责任的重大和光荣。周国知同志,你安息吧!生前你曾渴望过再活一次,我们知道,假若再给你一次生命,你会更加珍惜,加倍努力,为人民的利益而鞠躬尽瘁。周国知同志,你的生命并没停止,它正在千万个共产党员前进的脚步声中延续。任重道远,前程似锦,家乡的面貌,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周国知同志,为你无悔的选择而欢笑吧!

湖北省民政厅组织的“周国知同志事迹采访组”一行4人,于2003年岁末风雨兼程前往周国知的家乡。连续数日的采访,已形成以上文字。意犹未尽之言,是为后记。

一、采访工作得到了恩施州民政局,宣恩县委、县政府和县民政局的大力支持。宣恩县委书记瞿赫之同志参加座谈,县委副书记向阳同志自始至终陪同走村入户进行采访。时值隆冬,高山上滴水成冰,而椿木营乡党委、政府的干部们,在没有取暖设施的会议室座谈至深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二、民政厅机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委托采访组将1000元捐款交给周国知的家人。采访组成员也分别向周国知的父亲、妻子和正在上学的女儿当面捐款,在此应随记一笔。

三、周国知手中的相机,从没用在渴望照相的儿子小周辉身上。采访组为了却周辉的心愿,特意安排他手捧父亲的遗像为他拍了照片。但愿这照片也能给周国知的英灵带去些许安慰。让我们再次深情道一声:周国知同志,安息吧。杨世运

中国网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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