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8日一早，周国知动身前往勾腰坝村七组他的“消茅”联系户胡柏春家，这已是他第三次去胡家，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一路上走走歇歇，到胡家已是中午时分。在为他家拍照后，国知又和胡柏春商量一些建房的细节问题，便起身要走。胡柏春对记者说：“周主任以前来我家，看我家困难，从没有吃过一顿饭。那次来，我看他气色不好，坚持让他吃些东西，他最终喝了碗稀饭。”要知道那是他两天来吃上的第一顿饭啊。

没走多远，国知感到肝部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他用手顶着肝部，勉强支撑着坐了下来。谁知这一坐竟然晕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过路的一个哑巴发现了国知。他认识周主任，看到国知倒在这里，连忙跑到附近的人家比划着，请乡亲们过来救人。不一会来了七八个小伙子，快速地搭起了担架，铺上棉絮，把国知抬去几公里外的后坝工作队。

国知的身体状态从那以后每况日下，那时又是“消茅”工作的关键时期。他绝舍不得离开岗位，但他消瘦的体貌和多次晕倒的消息让领导和同事们很不放心。国知的同事也是好友谭生泽多次会同乡领导劝说国知去医院看病，“国知总是说，那是一点老毛病，打点吊针就好了，他还要赶快把材料整理出来”，谭生泽回忆说。2003年6月9日，国知连走路都困难了，但他坚持要完成最后20多户“消茅”对象的建档工作后再去治疗。这一次，领导和同事再不“妥协”了，他们强行把国知送到宣恩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11日，结果出来了，周国知被确诊为晚期肝癌。

同事和妻子含泪忍痛隐瞒了他的病情，告诉他得的是慢性肝炎。国知说：“慢性肝炎在家调理就好，哪用得着住院嘛，再说还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做。”“住院期间，国知曾多次求我们给他开些药让他回去治，他一再表示那边的工作没人手了”，国知住院期间的主管护师龚秀云说。住院一个月后，国知没感到有什么治疗效果，却告诉家人和同事“自我感觉十分好”，硬是回到了椿木营乡。乡里为去除他的工作负担，让他安心养病，派了魏光荣接替他的工作。国知得知后，十分不满，说：“何必小题大做，我不过是住了几天院嘛。”

8月14日，病情已严重恶化的周国知又被送到了医院。“癌症的疼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国知总是一生不吭，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在爱人的陪伴下，他才会偶尔呻吟一两声”，龚秀云说。眼看着国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的疑虑也越来越多，他的家人才向他透露了病情。国知获知实情后第一反应是怒斥他的哥哥周灵知，他说：“你们怎么糊涂啊，明知道我得的是绝症，还让我住院，这不是浪费国家的钱吗？”说罢，就要出院。家人、同事和医生们苦苦的挽留丝毫没有打动他，他在医院拿了些杜冷丁回到了家。

此时，国知的爱人因为风湿性关节炎还在医院住院，两个小孩也在上学，冷清的家中只有一只狗和一窝刚出生的小猫与国知做伴。怕自己身后没人照顾这些小生命，国知把小猫小狗托付给了邻居胡孟军。

国知病逝前9天，魏光荣去看他。国知拉着魏光荣的手说：“我没几天活头了，和你说点事：一是民政工作面对群众，不好做，你一定要细致公道耐心；二是我爱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生活自理困难，孩子还小，父亲也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再加上这几年治病还欠了五六千块外债。我想请求组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照顾照顾他们。唉，这两件事都令我无法心安啊……”魏光荣哽咽了，国知在生命弥留之际为自己没有完成工作而感到遗憾，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家庭而感到内疚。一个堂堂七尺男儿，这辈子第一次向组织开口，这之中承受了多少的无奈和痛苦啊。

魏光荣介绍国知交代的最后几件事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国知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挪到椅子上。他对妻子说：“孩子们还小，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死在床上，怕她们以后害怕，不敢待在屋。就坐在这吧……”

2003年9月27日凌晨，烟雨弥漫，年仅42岁的周国知带着对故乡热土的挚爱，带着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带着对爱人孩子的愧疚，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有人说/你远去了/可你没有/只不过站的更高/肩负黄土/凝固成一尊塑像/每一个日夜/还在/用你不曾疲惫的双目/守望着这一片/你放心不下的/乡土

青山绿水埋忠骨，烈士英名昭人间。也许国知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许他还算不上什么大英雄，可是，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与乡亲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如此，乡亲们才把这些事点点滴滴记在心里。

那天，在国知的墓前，鲜花堆成了小山，鞭炮放得震天响。乡亲们唱起采莲调，以此赞美活在他们心中的国知，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受到，国知并没有离开他的乡亲们远去。

周国知，你依旧在巍巍大山的怀抱中，守望着那片你爱得很深的山川河流，牵挂着令你魂牵梦绕的父老乡亲。你用你艰苦奋斗，勤政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鼓舞着人们前行，你那用生命铸成的丰碑永远矗立在百姓的心中！ （张曦 张斌）

中国网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