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旋转门”机制与政策决策执行影响力
美国是世界各国智库中起源最早、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其中“旋转门”的人才交流机制是美国智库成熟、发达的关键因素。所谓“旋转门”是指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学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旋转”两三次。智库的学者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转变为决策者和执政者，同时，卸任的许多官员也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旋转机制使智库的影响力渗透到公共政策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方方面面。“旋转门”机制的重要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l0]. -是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如在政府中直接任职、给政府官员直接打电话、保持与国会}义员的密切关系等。二是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智库为学者们提供了与政策决策者进行紧密接触的舞台，使他们不但了解政策研究，还了解政治现实。三是推进“二轨外交”，这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
二、制约我国智库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和问题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转折期，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亟需大量高水平智库的支持。但是目前一些制度障碍和问题制约着我国智库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
（一)从智库产品的需求来看，尚未正式确立智库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全过程的制度安排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先决条件和实践前提。“十二五”规划纲要专门就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进行了论述，指出“完善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决策程序，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并特别指出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但是在当前的公共决策过程中，虽然强调专家的角色，但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环节和程序。从而使我国智库产品的需求不足，成为影响智库发展壮大的关键障碍。例如对政府决策是否经过咨询，哪些领域的决策向什么样的咨询机构咨询，采取何种方式咨询，如何评估咨询方案，咨询机构和政策方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等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11]。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咨询已成为公共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等各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德国在《联邦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公共决策中的一切公开项目都必须公之于众，以招标形式委托咨询机构进行预测和评估，咨询的结果在由政府部门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能实施。该法还设专节对咨询委员会做了相应的规定，从法律上为决策咨询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一些国家法律对官方智库的设立也制定了相关条款，这种法定的身份使得智库的咨询功能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从而大大提高了智库研究和提供咨询的积极性。
(二)从智库产品的供给来看，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官方智库一支独大，难以提供公共决策所需要的多种智力产品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智库约有2000多家，但大部分智库是作为党政职能部门或事业单位设置的，具有较强的行政依附性，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的智库，主要包括社科院、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所、大学的研究中心等。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智库占我国智库总数的95%左右，研究经费多来源于政府，研究者属于政府终身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编制，工资和职位由上级政府决定，研究课题由政府相关部门立项、指派，研究结果由政府部门来组织审核、评议等。因此这些智库往往缺乏主动探索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
资金筹措机制不健全，是导致民间智库难以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资金独立性是影响智库独立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社会投入机制是欧美智库发展的根基。这些智库的资金来源既包括政府的委托、拨款和补贴，也包括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此外还有个人的捐赠或其他经营费用等。为了鼓励社会捐赠，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制定了公司和个人对智库的捐赠可从应纳税额中扣除的激励政策。在我国，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大部分流向体制内的官方、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的筹资渠道非常少，有利于捐赠的社会环境远未形成，导致其生存异常困难，发展举步维艰。
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不完善是制约我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又一关键瓶颈。能否得到准确、全面的信息是智库能否产出高质量创新成果的基础。智库针对社会重大问题提出可行的决策咨询备选方案实质就是对各种相关信息的分析筛选后，作出的客观、中立的判断和政策设计，因此丰富的信息和第一手资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我国早在2007 年就开始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信息披露职责。但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不健全，人员及职能不落实等原因，导致一些具体细致的信息披露工作难以及时开展，信息公开内容不完整、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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