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闭关锁国”

张茂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表述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确定了方向，具有重大意义。转向以“内循环”为主，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和未来大趋势。当前，中国GDP总量已达1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自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但也面临着国际市场“增长极限”，扩大内需时不我待。

在此背景下，中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扩大内需，使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彻底告别了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最近，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其重要性不亚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落地将主要依托消费内循环和科技内循环两大抓手进行。在这两个方向上实现内循环为主，长期来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用10年时间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大国。当时中国工资水平低，国民消费能力不高，强大的工业产能依靠大量对外输出，中国经济对“外循环”依赖日深。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工资水平不断上涨，社会保障日趋完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等）已经大规模向东南亚、南亚等国家转移。

在科技创新上，中国发挥后发优势，沿着发达国家已探明的技术路径进行研发和快速追赶，与发达国家科技差距逐渐缩小，并已在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站在了世界前沿。然而，中国科技的快速跃升引来了今日美西方国家严厉的封锁和打压，科技“脱钩”形势严峻，中国部分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面临严重的“断供”威胁。中国主要依赖外部市场和科技的模式已经弊端尽显，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和逆全球化升温的当下，中国同时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向挤压”：一方面，消费市场依赖国外，如果出现疫情或遭到制裁，出口订单将被大面积取消；另一方面，供应链上的一些关键技术、原材料和配件依赖国外，外部动荡可能导致短缺乃至生产停摆。

事实上，近些年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向“内循环”过渡。2008年以后，中国仰赖多年的外贸订单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国政府不仅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刺激“铁公基”（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还推出家电下乡补贴，刺激农村消费市场发展。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回落的过程。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贸易总额/GDP）为31.8%，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此后，内需成为中国各界的关注焦点，中国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19年重新回到31.8%。

而且，中国内部消费需求潜力仍然巨大。据统计，2017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9%，不仅远低于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和韩国（47.8%），甚至低于印度（59.1%）。再以汽车为例，美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达到140台，差距巨大。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内需将进一步释放，从而为国内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需要指出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转向狭义的“自力更生”，更不是重回“闭关锁国”或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内外需相互促进，综合发力。中国经济将在“内循环”中实现补短板、扩内需，打破外部技术和贸易壁垒，更加高效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中国经济抵御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从而“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

在新的内外“双循环”下，中国将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中心升级为供给和需求双中心。而且，凭借“内循环”的韧性，中国将为全球经济提供可贵的“稳定锚”，进而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可以说，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中国经济回归均衡的有效战略，更有望长远驱动中国经济更上层楼，成为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责任编辑：郭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