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冠聪现象折射英国对港“殖民长影”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法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的鼎力安排与操作下，乱港分子罗冠聪再次粉墨登场，进入“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票选。2020年是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重大年份，从香港、中国到世界发生了那么多大事，有那么多新闻点和新闻人物，为何彭定康对罗冠聪情有独钟，一推再推呢？

作为香港“时代革命”的小人物，罗冠聪偶然进入了西方“新冷战”的大布局，而彭定康自觉充当了无限包装罗冠聪的政治推手角色。彭定康并非真正厚爱香港或罗冠聪，他在香港回归以来的所作所为满足的不过是英帝国日薄西山的“殖民虚荣心”，他在精神上始终是英国的殖民一代，对罗冠聪的用心用情不过是其“殖民长影”的自然投射而已。

为什么是罗冠聪？这里显然存在一个“代理人挑选”过程。罗冠聪代表了香港本土派青年精英的若干关键特征：其一，隐瞒内地早期身份，宣扬极端本土价值，属于精神上受到西方深度影响和塑造的香港人；其二，积极参与香港学生运动，成长为学生领袖之一，在政治立场和论述能力上相对凸显；其三，具有一定的综合素质及国际交往能力，以“香港青年”身份到处窜访，污蔑“一国两制”和中央管治行为，有效配合了西方的新冷战布局；其四，2016年参选立法会，以23岁之优势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尽管由于宣誓违法被取消资格，但具备了反对派中的政治代表性和议价能力；其五，香港国安法下，有人留守，有人跑路，罗冠聪属于港独“国际路线”的重要代表，是英美势力重点培养的运动骨干。

在包括彭定康等西方政客的包装和安排下，罗冠聪的各种“机遇”和“荣誉”纷至沓来，而他自身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种外部势力营造的“光环”下日益迷醉，失去自我；另一方面则与香港的“一国两制”及民主运动渐行渐远，南辕北辙，日益脱节。罗冠聪日益成为一个“政治木偶”式的符号，被西方政客反复操弄，满足于西方在国际舆论及干预香港事务上的各种需要，他只是配合表演而已。罗冠聪的政治悲剧在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求为何，曾经接受的民主理论教育是浅表的，未经与“一国两制”及严格的法治价值相平衡和兼容，后又受到外部势力过度的包装与蛊惑，两脚离地，漂浮无定，根本把握不住自身的政治命运，也谈不上对香港民主的建设性贡献。

彭定康的推波助澜，折射了英国对香港的某种“特殊情感”，这种情感根源于长期的殖民历史以及英国作为史上最大殖民帝国的道德骄傲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殖民者情结。在这一特殊历史情结的作用下，彭定康本人长期从事着延续英国影响力、扶植本地代理人及破坏“一国两制”与中央依法管治的对抗行为。其负面后果至今未能消除：其一，彭定康的“末代港督”治理行为是以帝国撤退计划为中心的，包括推动激进直选、居港权计划、人权法案的凌驾性实践、机场财务计划、弱化政府能力的修法计划等等，为香港和平回归及回归后治理制造了诸多深坑和陷阱；其二，回归以来，彭定康保持了对英国涉港政策的影响力以及高频率的干预性言行，以“末代港督”的旧身份继续在港推行“代理人统治”，左右香港政局发展，严密戒备“一国两制”下爱国者治港的正常进展以及中央管治权的正当行使；其三，长期协调、物色及培养香港青年中的反对派骨干，牵线搭桥国际资源支持香港本土主义蔓延扩散，推动香港问题国际化及香港抗争“国际路线”的形成，对香港管治恶化及外部干预的深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四，无节制利用自身在香港殖民末代治理过程中积攒起来的外部资源和香港本地资源，以“两制”对抗“一国”，帮助香港反对派追求“完全自治”的政治进程与目标，离间和破坏香港泛民主派与政府的正当合作及朝向“忠诚反对派”的理性转化。

彭定康的种种行为，似乎构成了整体的一幕“殖民长影”的政治戏剧，对传统泛民如陈方安生、李柱铭等人，以及本土激进派如罗冠聪、黄之锋之流，逐渐产生了隔代影响力和长久支配力。为了延续英国对港影响力和干预力，彭定康似乎并无确定性原则，两面下注，既支持传统泛民在体制内抗争，也帮助激进本土势力在体制外对抗，而他本人就像这场干预大戏的导演一样，坐看风起云涌，香港变乱，将两代香港民主派操弄成提线木偶。

回到《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的闹剧，这是西方政客干预香港事务的惯用手法了。2014年占中运动捧出了黄之锋，使之成为《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人物，并获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青少年”。但黄之锋某种意义上属于街头打拼的学渣型人物，难以满足西方政客包装香港青年民主领袖的升格需求。罗冠聪填补了这一空白，在今年冲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以便被进一步塑造为香港精英青年的政治代表，在国际空间获得更大的存在感、影响力和认受性。类似的全球人物评选本身已经不是促进和解、团结与共同发展的理性过程，而是政治化滥用西方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优势的冷战技法，其评选结果也必然日益丧失公正性和影响力。这些被过度包装的政治“小人物”越多入选，此类国际性评选的含金量就越差，这其实反映了西方整体上在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层面的“通货膨胀”，是其整体性衰落过程的一部分。

总之，罗冠聪现象折射了英国“殖民长影”对今日香港仍然残留的影响力和作用机制。这个“长影”的一头连着英帝国的殖民情结和衰落恐惧感，另一头连着“未经去殖民化”的香港本土派尤其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漏洞和身份迷失。罗冠聪是这些本土派青年中的代表，他的聪明、机遇和各式光环都已飘离香港现实的社会、制度与发展进程，而自我塑造为一种甘为西方政客“新冷战”马前卒的卑琐人格符号。为了所谓的港独“国际路线”，罗冠聪已声明与父母断绝关系，并对香港基本法与香港国安法保持足够的敌意，严密配合西方政客的各式政治表演，在“政治木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罗冠聪不是什么香港民主的代言人，而是身份迷失的一代香港青年，是误入歧途但日益自觉追随“殖民长影”的政治羔羊，更是触犯香港国安法而被通缉追捕的逃犯。罗冠聪被推荐参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是对西方价值观的过度消费和反讽，也是对正义和良知的背离。（责任编辑：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