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中国减排成效瞩目

韩一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威胁愈发严峻，世界正加速进入“气候临界状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认真履行《巴黎协定》规定的减排义务，作为发展中大国带头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国内绿色发展，在国际社会获多方认可和好评。但部分发达国家仍不断施压中国承担超出当前国力和发展阶段的减排责任，其论据是显然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人均排放量来看，中国的水平远低于美澳等发达国家。根据牛津大学“我们的数据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提供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1吨，相比之下美国是16.1吨，澳大利亚是16.3吨。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尚不足美澳的一半。与近邻相比，韩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1.9吨，日本为8.7吨，也比中国要高。

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度超过20吨，而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数十年处于较低水平，只是近15年才略超世界人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目前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与欧盟水平相近，远低于美国和俄罗斯。

其次，从历史排放量来看，中国并不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从当前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看，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以2019年为例，全球排放二氧化碳364亿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2亿吨，占全球排放量的27.9%。但客观解读这一数字必须与中国是一个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人口大国这一事实相结合。从累积角度而言，中国并不是最大的碳排放国。

19世纪前，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基本全部来源于英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碳排放一度占到全球一半。“我们的数据世界”网站曾计算出，1750—2019年，全球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65万亿吨，其中美国占25%、欧盟占17.4%，中国则占13%，中国的累积排放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正是强调发达国家要对历史排放承担起责任。挪威气候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安德鲁指出，中国很晚才开始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中国不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

第三，从碳排放强度看，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碳强度稳步下降。碳排放强度指单位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4%。这意味着每创造1美元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较2005年降低了近一半，大幅超额完成到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说明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已见成效。

在2020年12月联合国召开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提高中国国家自主贡献（NDC）力度等一系列新举措，其中包括到2030年碳强度要比2005下降65%以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完成上述目标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更体现了中国脚踏实地落实《巴黎协定》的大国责任担当。

第四，从国际分工角度而言，中国不应为所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负责。迄今，国际排放统计数据通常基于生产者原则而非消费者原则。简单来说，中国制造的商品出口到他国，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只算在中国头上，而不需由进口国承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将大量生产过程外包出去，中国则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据“德国之声”报道，在21世纪头十年，出口商品约占中国排放量的五分之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二氧化碳排放的责任不应只由生产者承担，而应依据经济使用，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分担。

《巴黎协定》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衡量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和贡献时，要看这个国家是否付出与其国情和发展阶段相当的努力。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减排领域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

“十四五”期间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时期，也是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将继续有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责任编辑：郭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