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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5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曾在新冠溯源调查被炒到最热的紧要关头，签署了总统令，责成美国联邦情报部门加大力度，进行所谓“新冠溯源调查”。
正如许多明眼人从此事肇始便一针见血指出的，这是一场“有态度”的单边调查——所谓“态度”，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态度。
如果说，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政府，还是较为粗放地将新冠病毒起源无根据地指向中国，那么他的继任者拜登及其民主党政府则推出了“新冠溯源2.0变异”。其核心论点是所谓的“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说”，并将矛头直指中国传染病和微生物研究机构——武汉病毒研究所。
“溯源2.0变异”较之“1.0版本”，针对性、指向性更强，指控的严重性也不可同日而语：特朗普的“1.0版本”虽也“甩锅”中国，但众所周知，病毒在自然界由哪里起源，所在国和首发地是没有“原罪”的，一如“德国麻疹”“西班牙流感”不能归咎于德国和西班牙。事实上，自“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命名引发地域污名化争议后，WHO和国际社会已注意到流行病命名地域化可能导致的副作用，并随后推出了迄今普遍应用的非地域性命名法。
此次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即是如此。一度流行的“英国变异病毒”“印度变异病毒”被统一规范命名为阿尔法、德尔塔等希腊字母，也是出自同样的理由。不论此次新冠疫情是否真的在中国首先自然流行，这种溯源指控的杀伤力都是有限的。而“2.0版本”则推出所谓的“病毒实验室泄露说”，其指控核心已非新冠病毒首先在哪国、哪地形成社区传播疫情，而是“该病毒是否人工培养和人为泄露”。
然而指控越严厉，可信度也越低：“溯源2.0版”虽然构思巧妙、运作老道，在国际专业圈却得不到多少认同，甚至许多美国自己的专业卫生研究机构和专家也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长期、密切合作关系），尽管拜登政府和某些美国政要、机构一再施压，自然起源说仍然是此次新冠起源的压倒性共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拜登的5月调查令才迫不及待地出台。
很显然，在美国联邦政府“有态度”的背景下，由美国联邦机构“带任务”承担的所谓“溯源调查”，过程无非罗织二字，而目的则更是路人皆知——给中国“定罪”。
在这种背景下，就连《华尔街日报》、德国之声等美欧传媒也一再表示，如此调查“或无法得出结论”，且不说牵头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Avril Haines）是律师出身的情报老手，虽和民主党、拜登交情非常，却与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有态度”的调查不论作出怎样结论，都很难服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据悉7月中旬海恩斯班子向拜登提交了一份“45天中期报告”，结论似乎是“90天内可能拿不出确切结论”——翻译成我们更能理解的语言，就是没办法完成拜登政府所赋予的“罗织定罪”任务。鉴于此，部分美国传媒一度认为，拜登政府“或许会降低期望值”。
但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拜登政府的“态度”：90天期限将至，所谓“美国情报部门已从秘密渠道得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情报”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却又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很显然，此前坊间传言“45天报告”提交后，拜登给出的“突出重点、密集且有时间限制”的新任务正在发生奇妙的效力——“有态度”“带任务”的美国联邦情报部门团队开始交作业了。
且不说这样的作业迄今仍然是云山雾罩，拿不出半点有说服力的实锤。即便随后抛出些所谓“线索”，在这种“有态度”“带任务”的操作下，又岂能有任何说服力、公信力？更何况，这样一个官方情报机构，还可以“保密”或“中方不配合”等理由，去搪塞外界的质疑和追问，把一根莫须有绣花针，舞动宛如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有态度”“带任务”的所谓“调查”“审判”，都不过是倒因为果，罗织闹剧，或可喧嚣一时，却终究不能取信于天下。（责任编辑：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