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的行政-立法关系将为香港带来新发展

郝诗楠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国香港）香港学会会员 

1月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在立法会会议厅举行。在国徽、国旗与区旗面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确认首届90名立法会议员的宣誓全部有效，他们也将从即日起正式履职。相比以往，这些议员具有更加坚定的爱国爱港立场、多元的职业背景以及强烈的服务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新一届议员就任之后，香港的立法会在职能上将“重回正轨”，并由此逐步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行政-立法关系。在此基础上，香港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未来可期。

从历史上看，正如去年末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所言，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并不存在民主。其时港督总揽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在香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特权。在这种制度架构下，立法局不过是一个依附于港督的咨询机构，并不存在对行政权（尤其是港督权力）的有效制约。然而，在香港《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中央政府根据香港的实际以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设计出了一种新的行政主导体制。这种体制在保证了行政长官施政能力的同时，也确立了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也包括了对于特首的“弹劾权”）。可以说，《基本法》所构建的行政主导体制相比于港英时期在民主水平上有了几何级数的提升。

不过在回归以后，这套体制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反中乱港分子们利用，削弱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效能，甚至阻碍了中央-特区关系的发展。特别是立法会一度成为了某些“黑暴”议员的表演舞台，而爱国爱港、关注民生的理性声音却一再被压制。可以说，行政-立法关系的失衡和扭曲是过去多年来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的制度根源之一。它使得特区政府无法安心聚焦于民生改善，而这又会进一步引发社会的不满，形成恶性循环。

“修例风波”后，中央政府果断出手，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与改革选举制度等“组合拳”堵住了香港原有政治体制中的漏洞。而在随后进行的选举委员会以及立法会选举中，我们不难看出香港的管治者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特别是在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前后，一些以往难以发声的爱国爱港“能人”辈出，纷纷投入竞选，部分候选人最终通过民主程序当选。在此次立法会议员宣誓之后，很多议员都表达了自己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愿望与热情。

凡此种种，都代表着一种理性化的行政-立法关系正在成型。具体而言，在这种行政-立法关系之下，香港立法会将与特首及其管治团队达成相当程度的相互理解、谅解与共识，并在与行政机关拥有共同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建设性而非泛政治化的监督使得特区政府更好地施政履职。简言之，立法会不会再是某些反中乱港分子利用程序漏洞“拉布”甚至暴力争夺特区管治权的平台。相反，立法会将与特首一道从多个方向上共同致力于特区政府管治效能的提升。

可以预见，理性化的行政-立法关系将有助于坚持与完善行政主导体制，这对于香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理性化的行政-立法关系能够扭转香港政治长期“失焦”的状况，在降低摩擦成本的前提下让特区政府集中精力解决诸如就业、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本地民生难题；另一方面，在这种新形态的行政-立法关系之下，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将更加有效地促进“十四五”规划中的涉港内容以及中央惠港政策的及时“落地”，并在降低沟通成本的前提下让这些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真正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进一步融合，为香港经济社会带来新的发展。（责任编辑：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