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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投稿中新社记者 夏宾
开局之年，中国如何应对下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保护挑战？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日，中新社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个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王金南：新时代十年，是我们对生态环境保护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成效最显著的十年。
用几个数字来说。新时代十年我们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水资源消耗不增加的情况下，支撑了年均6%以上的经济发展，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处于世界第一，出口对国际的贡献率也排在第一。
从老百姓的环境幸福感来说，全国重点城市PM2.5年均浓度累计下降57%，是全球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幅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提高近24个百分点，从物理化学指标来看，大江大河水环境质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环境质量。
在生态保护层面上，全国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分别是陆域国土面积的18%和30%以上，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提升作出了中国贡献。
再从“双碳”角度看，十年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5%左右，可再生能源发展引领全球，为建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
我觉得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身边的蓝天白云多了，北京举办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时，PM2.5已经到个位数，冬奥会期间实现碳中和、践行低碳，国际上对此也非常认可。冬奥会后，我们向全世界发布了十大绿色低碳技术和十大绿色低碳最佳实践模式。
总体上看，新时代十年我们为建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成就表明我们在美丽中国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创造了世界绿色发展奇迹。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引领者。
中新社记者：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有哪些？下一步该如何解决？
王金南：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还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当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化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全球环境治理交织，统筹发展与保护的难度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加大。
第二，生态环境所改善的主要是传统环境问题，改善基础还不太稳固。比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新污染物、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微塑料污染、电子废弃物等还没有全面纳入控制范围。
全国来看，空气质量总体受气象条件影响大，黑臭水体从根本上消除难度较大，生态破坏问题屡有发生。居民区附近的噪声、油烟、恶臭等成为影响民众获得感的突出环境问题。
第三，应对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博弈任务艰巨。国际上环境问题政治化趋势不断增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公约谈判斗争激烈，中国承担生态环境国际责任、提升履约质量和能力压力越来越大。
第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经过十年努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有很大提升，但离建设美丽中国目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
特别是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还有待规范和统一，政策工具一般指令性手段多一些、市场经济手段没有充分利用，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还有很大空间，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发现问题、监管执法和应急能力还有待加强。
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今年工作时强调，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下一步，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为统领，把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任务统筹起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中新社记者：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您如何看待？这体现了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有何区别？
王金南：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积极探索和科学认识。
二十大报告强调，到本世纪中叶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是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目标维度之一。同时，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又是五个发展理念的维度之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意义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资源掠夺、环境破坏来完成。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在传统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耗上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累积量非常大，而我们的现代化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美丽的、绿色的。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系统观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此，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四大战略任务，第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第二是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第三是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第四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中新社记者：生态文明建设对推动共同富裕将起到怎样作用？
王金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科学论断，包含了一个很深的意涵，就是富裕水平跟美好的生态环境产品是互相包含的，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对美好生态环境产品有更高需求。
像北京人均GDP水平高，对生态环境产品需求就非常大，所以“富裕”里面必然包含对生态环境产品需求的概念。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对生态环境产品的需求就越大，但可能在生态环境产品的资源容量上更紧俏、更短缺。反过来，很多山清水秀的地方，经济发展稍差，但生态产品相对较足。
因此，我建议要大力发展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从产业角度，一方面通过大量生产生态产品，让农民牧民林民得到经济效益，为他们的富裕创造基础，同时将这些产品提供给城市居民或收入高的居民，为这些生态产品生产提供一定的生态环境补偿。
现在东部地区已经在实践，比如浙江就把生态环境产品的需求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提供生态产品的地区跟生态产品需求比较高的地区之间怎么达成平衡，已经有非常好的实践。
中新社记者：今年全国政协增设环境资源界别，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金南：人大系统里面有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政协也有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但这些制度安排都适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会期间的机制。
在新时代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巨大成就，客观地说是因为有大量的、各领域的热爱生态环境保护的专家、企业家以及公众。在这个背景下增设环境资源界别，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
有了这个界别后，在生态文明建设方案的设计实践层面，会有更多专家资源，有不同人士参与，使得战略规划、实施方案、政策措施更加科学有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