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历史的镜头拉到了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次拉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幕：将土地承包制从长期不变改为长久不变，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多人看到了此间蕴涵的能量，认为它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推动，它的突破性不亚于当年杜润生主持草拟的“一号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杜老看到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事实，多次建议国家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并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赋予农民长期并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和处置权，与此相联系，提倡依照宪法规定，重视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整顿土地市场，规范国家征地、企业用地，防止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杜老在这方面的推动和呼吁，为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至今，杜老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农民，“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当前最重要的是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权益不被基层政府侵害。”杜老一再强调：“土地使用权流转要有序。”

杜润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所带的学生现在大都已经成为国之栋梁，如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等，周其仁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一个他关心了二十余年的问题再次盘梗在他心里：一个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一个是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全世界农民都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中国的工人、妇女、青年也都有自己的协会，农民却没有。”杜老一直心有所牵。农民协会以前有，后来取消了，80年代中期，杜润生曾经向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农民协会。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结果三年到了，因为其他事情，就顾不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如今，已然九十五岁高领的杜老听力严重衰退，世界在他耳畔清寂一片，但思想的汪洋，从未停止奔淌，那股滔滔热流仍然激越，有力。在《决定》通过不久，他颤巍巍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高声讲到：“如今，农民已经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接下来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要跟上。”

这位做了一辈子农民代言人的老人，如今最牵挂的依然是农民的国民待遇与遥遥无期的“农民协会”。九十岁生日时，他说，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九十五岁，他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

杜润生简介：杜润生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50年代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参与过新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农业合作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随后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建国以来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公认并具有深刻影响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人物之一。杜润生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本书记述了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农村变革的有关情况及作者长期对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三卷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本书汇集了杜老近30年间发表的几乎全部讲话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