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腕台独分子”为友为“师”

    与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辉和“台独教父”彭明敏谈论他俩“友谊”的事，在李登辉上台前后的几年里，是台湾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而且“彭明敏在说到李总统时，总掩不住心情的喜悦”。从他俩的口中人们了解到：台湾在日据期间，彭明敏读东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长崎的路上，被盟军飞机炸断左手臂，李登辉则读京都帝大。战后回到台湾为台大同学，在学生宿舍，二人于焉认识，因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时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学帮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辉也常助彭一臂之力。两人在宿舍里，“总彻夜长谈聊个没完没了，久而久之形成莫逆”。后来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誉国际，身份地位远远超过李登辉，但彭还是对老友以礼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辉深感友谊的可贵。此后两人“友谊之树，常绿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制“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还和李登辉在一起吃过饭。

    彭明敏外逃后，虽然李登辉成了通缉彭明敏的“党和政府”负责人，但俩人仍然“心魂相系”，正如台湾媒体指出的那样：“李登辉彭明敏貌离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辉接见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会长、彭明敏信徒杨黄美幸的丈夫杨次雄时，杨向李耳语说：“彭先生向您问好”。刚上任不久的李登辉却毫不避讳地说：“现在不必这样神秘兮兮了，请你转告彭先生，请他好好研究，如何来对付那一边（指中国大陆）。”

    1988年1月李登辉“荣登大宝”，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个“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并“祝他好运”，“希望他能排除万难……让台湾和平地完成体制的转变。”还不无吹嘘地说：“在台大时，我们常接触，彼此很谈得来，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里聊天，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以后彭明敏就总不时地称赞李登辉“学识渊博，具有道德人格”、“是台湾和平实现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还间或有书信往来，彭明敏曾就台湾问题“写过几点意见托人带给李登辉”。在1990年春台湾围绕“总统”选举展开激烈政争时，彭明敏以“亚太民主协会”主席之身，毫无顾忌地公开支持李登辉，说什么我“大胆在特殊的处境中为李登辉背书，是因为台湾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当总统。”

    和刘庆瑞“相濡以沫”。民进党人办的《民进》周刊，1989年2月刊载一篇文章说：“认识李登辉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辉具有相当清楚的台湾人意识，尤其在尚未与国民党的政治圈接触之前，李登辉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对酒时，出现极为激昂的台湾人意识。”那时，李登辉和刘庆瑞郭婉容夫妇“相濡以沫”。台湾大学的学生戏称他们的这三位老师是‘铁三角’。”

    文章指出“刘庆瑞不但是个知名的‘宪法’学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领悟到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台湾人……早期台大法学院有一个很普遍的传言说，当时彭明敏和他的学生所发布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其实还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个时间里，据说刘庆瑞已经完成了一部‘台湾新宪法’，倘若发表，将是独步全球的台独经典之作。”《民进》认为刘庆瑞是“台独”分子的判断，为“宣言”炮制者之一的谢聪敏所证实。刘是谢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谢在1992年回忆说，“经过和彭明敏、刘庆瑞、殷海光几位老师的讨论，我已经认识到：如果国民党不变，这样下去，台湾是一个悲剧。”于是就投入了“台独”的行列，“才有了后来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国创办的“台湾国际关系中心”，是“海外五大台湾人社团”即五大“台独”组织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时的同学、“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们返台探亲时，李登辉在日理万机之中，拨出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些“台独”老同学叙旧、聊天，而且让他们大门进大门出，丝毫不在意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师”。李登辉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奉行“入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在岛内“台独”活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人权宣言》等三个东西，被认为是岛内“台独声音发皇的根基”。《人权宣言》宣称：“面临中共企图并吞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它还提出“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宣言”就是在翁修恭当“长老教会”总会代理议长期间，炮制出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岛内公开倡言台独主张的前锋人物”。

    就是这个“台独前锋人物”翁修恭，却在1988年底，就是说在蒋经国逝世的当年，却被李登辉聘请为“家庭牧师”。

    与黄彰辉是“教友和旧识”。黄彰辉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是该教会“本土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由于“和彭明敏时有联系”，在彭因“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被捕之后，离开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美国先后发起组织“海外台湾基督徒自决运动”和“台湾人自决运动”，成为海外“台独”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黄彰辉于1987年7月回到台湾，获得“李登辉副总统的茶会邀请”，见面时，当李登辉邀请黄彰辉上座时，黄彰辉一语双关地说道：“时阵（候）一到，该你坐的位子，不要迟疑，尽管就座吧！”俩人还就“变更台湾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充满智慧与爱心的对话”之后，黄对李“颇有好感”，当即对李期许道：“有你在位，我们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点08分，“时阵到了”，李登辉在“总统的位子”“就座”，黄彰辉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并呼吁海外台湾人：“我们应该给李登辉一个机会，让他完成理想，因为李登辉知道掌握变更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辉的交友、择“师”，十几年前台湾媒体指出：“这是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于台湾独立运动一个悠远而深沉的表态，表示他从未忘记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朋友。”这话点中了要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李登辉“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当《圣经》中的“摩西”，妄图带领台湾演出一场“出埃及记”。

    靠“反台独”当了蒋经国接班人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问，这样一个李登辉，怎么让坚决反对“台独”的蒋经国选中当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辉就是靠“反台独”被蒋经国看中的。这是“追随经国先生左右16年”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在一篇题为《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之我见》的文章中披露的。

    这位“追随者”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生活起居甚为简朴”。但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的，是李登辉的“反台独”。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将文章有关部分原文照录：张文写道：“上述几件事情，固然都为当时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较有利的地位，不过，真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优势，则在于李的另一表现。因为经国先生在考量搭档伙伴条件时，除了前面说的各项要求之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基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这样的条件，李登辉怎么被蒋经国选定的呢？文章紧接着说：“而就在民国73年10月间，台湾省李主席向第7届省议会提出施政报告，并接受省议员对省政的总质询，于经过连续若干次会期答复质询之后，轮到党外议员（当时民进党尚未成立）的联合质询，贸然提出‘台湾独立’问题，要求省主席表示态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轻，省主席尽可以超越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主席却面对问题，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两句话明朗回答：‘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鲜明显示了他正确而坚强的国家意识。次日经国先生于阅读此项剪报之后，频频点头称是，连说‘很好、很好’。这一经过，距离7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12届2中全会，通过蒋主席提名李登辉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不到二个月。毫无疑问，（蒋经国这样做）那段省议会的答询词，有了极大的关键作用。”

    很显然，李登辉这个“台独”分子，在蒋经国面前耍了两面派。1994年他和司马辽太郎倾心交谈时，在“成为蒋经国的接班人”一节中，坦承蒋经国之所以选他当了接班人，是因为他对蒋经国使用了“政治策略”。请看当时二人的精彩对话：

    李登辉：“我猜想（蒋经国选择我当接班人）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只会想想日本的学问啦，农业问题啦，政治上的事，好像一点也不感兴趣的缘故吧。”

    司马辽太郎：“李先生是一介学者，但却深谙政治的个中三味。不愧是政治家，同时又懂政治策略，连一些黑洞洞的部分都能洞烛。”

    李登辉：“这是因为我从小就相当机警。总在思索着如何收敛自己。对啦，日本不是有一句话吗？‘吃闲饭的，第三碗要静悄悄地递出碗来’。”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200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