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活动中的“南北问题” 
王建民

目前,台湾岛内选情不断升温,蓝绿阵营已全力动员,采取种种措施争取选民。然而这些动作会不会改变台湾“北蓝南绿”的社会政治结构与投票行为,至为关键。“泛蓝”在南部处于劣势,较占优势的北部票源也有松动之势。民进党在南部占有较大优势,又将开拓北部地区票源提高到战略层次,可能会扭转不利选情。在这种背景下,下届台湾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很可能将取决于“南北问题”。

台湾呈现南北对立的社会结构

南部地区民众以闽南人为主,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较北部高,更倾向支持本土性更强的民进党。特别是在民进党的族群意识动员下,南部民众有进一步排斥“泛蓝”与继续向民进党靠拢的趋势。在地方性的选举中,北部与南部民众的投票行为差异并不大,但在重大单一选举中,南部民众支持民进党的倾向与对选举的影响更为明显。

台湾的南北差异与政坛上形成的“泛蓝”、“泛绿”两大政治阵营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北部地区,“泛蓝”阵营占有优势,在南部地区支持力量较弱;“泛绿”阵营在南部地区占有较大优势,而在北部地区相对较弱。但就正相关程度而言,“泛绿”与“泛蓝”阵营在北部的差距相对较小,“泛蓝”阵营在南部与“泛绿”阵营的差距则较大,从而在整体上“泛绿”阵营相对处于优势。

北部经济发展程度高,社会多元化,现代化程度高,中产阶级居多,投票行为较为理性。南部经济落后,劳工阶层为主导,传统性强,草根性强,易于社会动员,抗争性强,较倾向民进党。但南北问题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独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南北矛盾与统独、政党、阶级矛盾又存在某种交叉关系,相互影响。

台湾南北内部也存在差异。由于台湾社会的人口迁移与流动,造成南北人口社会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即人口迁移主要是由南向北部或大都市迁移,从而改变着北部地区的人口社会结构。以北部的台北县与台北市为例,是台湾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来自中南部地区的人口有较大增加,形成不同势力的同乡会组织与对不同政党的支持群体。台北市西北部的北投区、士林区、中山区、大同区、万华区等,是民进党的票仓区,在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在这一地区均获得领先,得票率在40%以上;“泛蓝”阵营则在内湖区、松山区、中正区、大安区、信义区、南港区与文山区,占优势,在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亲民党与国民党占有较大优势。在2002年台北市长选举中,尽管马英九在民进党的优势地区得票超过李应元,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马英九的个人魅力,而不是结构性的改变。同时,台北市外来人口多,形成不同势力的同乡会势力。像参加2002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民进党候选人李应元,是云林县人,云林同乡会约掌握10万人的选票,且主要集中在士林区,成为其主要支持得。这种结构也在改变着南北差异,影响着投票行为与结果。

南北选民结构与投票行为差异大

南北社会结构的差异、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与“重北轻南”政策的推行,造成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区别,从而影响到南部民众的选举投票行为。

台湾的南北矛盾与差异是台湾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台湾政局有着重要影响。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重北轻南”政策,造成南北矛盾,引起南部民众对北部的反抗与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在政治斗争下转化为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并成为国民党失去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进党当政后,开始改变“重北轻南”的政策。其中支持民进党的文化界成立的“南社”是一个重要行动。“南社”负责人表示,南台湾其实是一种“精神理念”,不是地理名词,它代表的是一种台湾意识、土地关怀。“南社”以南台湾概念而成立,希望借由原乡精神重建概念先融入南台湾,让台湾观点不再全由北部支配。这再次反映了,南部民众对南部理念的追求以及南北的对抗情绪。

特别是民进党执政后,南北矛盾不仅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在2001年县市长选举与2002年北高两市长选举中,再度突显“北蓝南绿”的格局。而且在台北市与高雄市的议会选举中,“泛绿”阵营在南部优势明显,民进党在高雄市议会成为第一大党,“台联党”也有收获,而在北部进展有限,“台联党”在台北市议会更无一席之地;“泛蓝”阵营在南部势力不仅未有增长,而且有所下降,在高雄议会选举中已处于下风,但在台北市仍占有较大优势,其中新党在台北市议会取得五席与高雄市一席未得,更突显南北差异背后的统独分野。这一问题不仅在短期内似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会对台湾的重大选举与政治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客家票也有南北之别

客家人是台湾的一大族群,有400多万人口,约有200万多万张选票,虽不能决定选票结果,但可发挥重要影响力。从客家人的投票行为看,主要服从南北区域的分野,而非对政党的认同。在2000年台湾领导人的选举中,北部客家人倾向支持“泛蓝”阵营,南部客家人倾向支持民进党(“泛绿”阵营)。在北部的桃园县、新竹县与苗栗县,宋楚瑜的得票率分别为43.8%、51.6%与49.6%,远高于其他候选人;但在高雄县与屏东县的客家人地区,陈水扁与吕秀莲的得票率分别为41.9%与51.6%,远高于宋张与连萧等候选人。

为此,陈水扁已将争取客家大本营桃、苗、竹等北部地区客家选票作为下次大选的战略部署,不断到这一地区基层走访,提供许多基层建设经费,还特别设立了客家电视台,提供2亿元新台币的预算经费。客家票已有松动迹象,北部地区客家人支持“泛蓝”与民进党的选票差距已从上届大选时的65万票降到2001年县市选举的不足30万票,最近一些客家地方人士已脱离“泛蓝”阵营,加入支持陈水扁的行列。在明年选举中,若陈水扁在这一地区得票进一步与“泛蓝”拉近,在总体选举形势呈现“55波”的情况下,对大选结果可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北蓝南绿”政治格局更为明显

2000年3月台湾领导人的选举,更清楚地揭示了南北投票行为的差异性,形成典型的“北蓝南绿”的政治地域格局。在本次“大选”中,陈水扁与吕秀莲得票率获得第一的10个县市,除宜兰县位于北部外,其余9个县市全部在南部,即浊水溪北岸的彰化县及以南的云林县、嘉义县与嘉义市、台南县与台南市、高雄县与高雄市、屏东县。陈、吕在南部地区的得票数(包括连江、马祖与澎湖)为176.3万张,得票率为47.5%;在北部地区得票数为196.2万张,得票率仅为35.7%。“泛蓝”阵营的宋楚瑜与张昭雄则获得除宜兰县外所有北部与东部13个县市得票率第一的优势。“泛蓝”阵营在北部地区得票情况为:宋、张为226.7万张,连、萧为120.5万张,得票率分别为41.3%与22% ;宋、张与连、萧在南部地区的得票数分别为101.7万张与91.5万张,得票率分别只有27.4%与24.5%。若扣除外岛的澎湖、金门与连江地区,宋、张与连、萧在南部的得票率还会下降。从整个区域布局看,不包括票源较少的东部地区,陈吕的得票率从北到南逐渐递增(35.73%,37.58%,47.48%),而宋、张的得票率则从北向南逐渐递减(41.28%,38.3%,27.4%)。

由于民进党在北部的得票率与“泛蓝”阵营的得票率差异较小,而在南部地区占有较大优势,因此民进党在“相对多数”选举制度下获得执政权。可以说,陈水扁取胜的关键在南台湾,在南部地区得票率均在40%以上,在台南县更高达53.8%。因此,民进党人甚至称陈水扁并不是“全民总统”,而是“南部总统”。有人更认为,这是南部人久经压抑后,用民主的选票,发出南方的呼声。

在2001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北蓝南绿”的区域格局也十分明显。即国民党取得的执政县市主要集中在北部,即获得基隆市、桃园县、新竹县、新竹市、台中县与台中市的执政权,再加上国民党马英九当政的台北市,“泛蓝”军在浊水溪以北占有较大优势。民进党只是在北部的台北县与宜兰县占有一定优势。原因是宜兰县在历史上一直是反对运动的“故乡”,长期为在野势力所掌握。台北县则因南部移民较多,民进党执政多年,势力逐渐得到巩固。在南部地区,基本上仍是泛绿阵营的势力范围,民进党取得了除云林县(无党籍)以外的所有南部地区县市执政权。在2002年底的北高两市长选举中,“北蓝南绿”的格局并未打破,民进党在高雄市险胜,“泛蓝”的马英九在台北市取胜,尽管影响选举的因此复杂,但南北结构性问题仍是关键性因素。

民进党进一步强化南北对立

民进党执政后,在所谓“南北平衡”的口号下,采取“遏北扬南”的战略,在政治与选举因素考虑下,千方百计抑制“泛蓝”执政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台北市的发展与机会,而为南部地区特别是高雄市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结果引起更多的南北争议与南北矛盾。

为满足“南方思考”、“原乡重建”的南部民众诉求,民进党有意将台湾经济、文化建设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甚至有意将高雄作为南部的“首都”。民进党上台不到两个月,就决定三个月内把“行政院会”改在南部召开。南部县市要求“行政院”会移师南部召开,也让部分行政部门南移。在2002年8月“大溪会议”上,台湾当局提出了“规划建立南北双核心的综合竞争力”的目标,有意将台湾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

台湾的“双十节”烟火盛会以前均在台北市举行,民进党执政后便将烟火改在高雄市举行;接着在2001年将具国际知名度的台北中正纪念堂元宵灯会也移师高雄举办,甚至连金马奖颁奖仪式也改在高雄。这些名为南北平衡与活跃南部高雄地区活动,实际上是为高雄市长谢长廷连任、巩固南部票源服务。

为了打击台北市长马英九,民进党政府更是不择手段。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争取到举办“亚太文化之都”的国际性活动,民进党当局不是积极协助与支持,而是出于遏制国民党籍马英九的声望,通过以高雄市为首的南部民进党执政县市进行抵制,拒绝参加,制造新的南北矛盾与蓝绿对立。同样,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县也跳出来,与台北市展开棒球世界杯比赛南北赛势之争。台湾举行世界性大型体育比赛活动的机会少而又少,台北市好不容易获得2001年棒球世界杯比赛权,赛程早已安排确定,但高雄县则极力争取决赛与闭幕式改在高雄县,甚至台湾“体育委员会”也在政治考虑下同意移师高雄县,最后在“国际棒球协会总会”的直接出面下,这场本不应有的南北之争才告结束。但民进党“遏北扬南”的行动并没有停止,仍在不断进行。

从经济资源上推动“遏北扬南”政策

民进党还企图通过减少台北市、增加高雄市的“统筹分配款”等经济手段,来影响“泛蓝”重镇台北市的经济建设,重点发展“泛绿”重镇高雄市的经济建设,企图改变选民投票行为。

台湾在财政安排上,“中央”政府有一笔统筹分配款,在地区分配上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实长期存在“重北轻南”的问题。为了摆平其他县市对北高两市统筹分配款的不满,1999年,台湾“行政院”从“中央”掌控的6%特别统筹分配款给其他县市,未减少陈水扁任市长的台北市统筹分配款,北高两市仍维持47%的比例。在这47%之内,按一套计算公式,台北市与高雄市的统筹分配款比例为74%与26%,高雄少三分之二。民进党上台后,积极调整这一分配比例,即减少台北市的统筹分配款比例,增加高雄市的比例。2000年,在调整2001年度统筹分配时,北高两市分配比例降为43%,降了4个百分点,其中台北市减少了48亿元统筹分配款。台湾当局又于2001年8月达成决议,在2002年度统筹分配税款中,台北市减少13.91亿元新台币,由493亿元减为479.09亿元 ;高雄市增加13.91亿元,由172亿元增为185.91亿元。尽管这一政策调整有其正当性,但与民进党一系列的“遏北扬南”的举动看,“打马”的政治目的甚为明显,因而才在台湾政坛与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议。

在这种南北争议的背后是统独之争与政党之争,是马英九能否走出淡水河与跨越浊水溪之争。民进党当政后的种种“遏北扬南”政策与举动,是台湾政治发展的必然。陈水扁必须回馈在选举中支持他的南部选民,巩固南部力量。同时为扩大在北部的势力,就必须打击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与可能的最具潜在性的挑战者马英九,为增强“泛绿”阵营在北部的势力与夺回台北市的执政权创造条件。

在这种社会背景与政治斗争下,台湾的南北矛盾不仅不会得到有效缓解或解决,反而引发更多的矛盾与争议,南北问题仍将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而且对明年的选举有重要影响。

南北结构可能左右下次选举结果

上次台湾领导人选举,陈水扁是“北台湾小输,南台湾大赢”,是导致陈水扁上台的最重要结构性问题。在2002年北高两市市长选举中,表面上是“泛蓝”与“泛绿”一胜一负,也呈现“北蓝南绿”格局,但实际上是民进党“北台湾大输,南台湾小赢”,“泛蓝”是“北台湾大赢,南台湾小输”,这对民进党是一个极大的警讯,于是如何开拓北台湾的票源,就成为民进党明年选举的战略性思考。

在这样的思考下,陈水扁不仅将选举重点放在北台湾,而且在副手选择上,很可能就是台北县长苏贞昌。而且在多次民调中,“扁苏配”与“连宋配”差距最小,不出意外,苏贞昌很可能是陈水扁的副手,也是对选举最具影响力的组合。“扁苏配”这种结合,加上选举策略的配合,民进党在选举中将对“连宋配”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只要“扁苏配”在北台湾与“泛蓝”打平或小输,南台湾大赢,就又可能获得最后胜利。这一形势发展值得关注。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中国网200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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