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一些年份相比，2005年中国社会的走势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建构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在努力推进，但宏观的逻辑能否转化为有效的微观机制，尚看不出明确的迹象；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但如果内需不能得到有效扩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容易成为一句口号，甚至扩大内需的具体方式会不会重蹈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覆辙，也成为令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年初确定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但一系列的事件使人们对现实中某些改革进程的质疑更加引人关注。我国的改革向何处去？不可避免会成为未来几年讨论和论争的主题。

扑朔迷离，充满不确定性，也许是社会发展转折点上的必然特征。这也恰恰意味着，这几年的判断和选择，以及所做的实质性努力，将会对未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

1.“两荒”标志着旧的增长模式走到尽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含义之一是说：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几个基本条件已经开始消失，其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要使我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必须将其置于新的基础和动力之上。在论证转变增长模式必要性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这样一个理由：旧的增长模式在取得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其实，需要看到的是，即使我们愿意同时也有可能忍受这些代价，这种增长模式也走到了尽头，即支撑这种模式的几个基本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十一五”规划提出转变增长模式的基本背景。

2004年和2005年发生的“两荒”，即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象征性标志。

“油荒”所表明的是旧的发展模式的资源限制。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仅2003年，我国便消耗了全球当年消耗的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2000年至2004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40%。还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也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15.5倍。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涉及许多其他变数，但从大的方面来判断，上述数字表明，以目前的发展模式来实现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最近高盛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集团的名称叫“金砖四国”（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仅从资源的角度来说，这4个国家在本世纪中期将占有世界经济的一半；这4个国家的人口几乎占全球总人口的40%；而且根据预测，这4个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将在3年内增加一倍，10年内就会有8亿人跨进中产阶级行列。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快速起飞过程，对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

而“民工荒”所表明的则是旧的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局限。民工荒似乎是发生在劳资之间，因此社会中的谴责之声也主要是对准“为富不仁”的资方，甚至有时包括与资方关系密切的地方政府。但客观地说，民工荒的发生实际上也是与目前我国特有的发展模式有着密切关系。过去20多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之一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人们很少去注意，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一种怎样的社会效应，特别是对于劳资关系的影响。这种社会效应具体体现为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增加对外出口就要低价竞销，低价竞销的结果是企业利润的低下，在企业利润低下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结果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低下和国内购买力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则更进一步加重对对外出口的依赖。当然这不是说农民工工资的低下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与失衡的劳资关系没有关系，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造成这个现象的更大背景。

2.内需与发展的持久动力。历史地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性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脉络之中：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大批的产品迅速制造出来，甚至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也并非难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卖出去，将这些产品卖给谁，即需求和市场的问题。

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需求的有限，不得不将产品的出口放在国际市场上，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外需。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发展模式的负面经济社会效应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能够承受这种负面的经济社会效应，片面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抵制，已经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出现类似迹象。。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的一份报告表明，我国出口高速增长难以持续，预计2005年下半年.最迟2006年上半年出口增长将出现转折性变化。2005年7月份，出口增长率首次在当年降到30％以下，总值655.84亿美元，同比增长28.7％，比去年同期回调了5.1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7.7％，较上个月回落了5.4个百分点，也是2005年首次增幅回落到30％以下。

这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因此，能不能解决内需的问题，将直接决定着我国发展的持久动力能不能形成（其实，包括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过去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其转变的过程也异常艰难，差不多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应当看到，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由于种种制约因素所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面说到的内需严重不足。如上所述，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将大量的产品制造出来的能力，但制约的因素是这些产品在国内没有足够的市场。据统计,1995~2002年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由14.6%增加到86.3%，2003年进一步达到90%左右。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按人均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计算，1990~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2%，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分别比人均GDP增长低1.6个和2.6个百分点。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而我国“九五”期间平均最终消费率为59.4%，“十五”期间继续下滑，2002年为58.2%，2003年为55.4%，2004年下滑到53.0%，是改革开放27年来的最低点。即使在这缓慢增长的消费中，政府消费还起了很大的作用。1991~200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6.3%，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4.8%,居民消费增长低于政府消费增长1.5个百分点。

可以说，疲软的内需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加剧的恶性循环。消费率不够高，市场疲软，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2001年的48%.2003年的40%，降至2003年的37%，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高度依赖投资和对外出口。现在，我们需要一种转变，即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重重，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这种转变是必需的。

3.内需的扩大有赖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内需这个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是离不开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可以说，解决内需的问题要比解决外需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内需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个收入和购买力的问题，但这个收入和购买力是与社会中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和种种制度安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没有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没有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

调整利益关系以造就内需，最突出的是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扭转“繁荣而不富裕”的局面，改变国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GDP增长的局面，特别是要解决劳动报酬在GDP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的问题。有专家计算，20世纪80年代，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万亿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

第二，解决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字，在我国，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为4.7%，而占总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限制了有效市场需求的形成。多次调查的结果都表明，我国社会中20%的富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现在的问题是，前者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后者虽然有多方面的现实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第三，解决城市化滞后与城乡断裂的问题。人们经常说中国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实际上，这个巨大的市场是理论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因为大多数农民实际不是这个市场的组成部分，这既与农民的收入水平有关，也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有关。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在我国，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仍然有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且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高达6倍左右，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这样，实际上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斥在了工业化的过程之外，也就是排斥在了当今时代的消费市场之外。因此，如果不能通过快速的城市化解决农村人口进城以及农民的收入问题，充沛的内需是不可能形成的。

第四，增加就业，特别是为那些对GDP和税收贡献不大，但可以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保留生存空间，甚至提供某些优惠政策。就业是普通劳动者获得收入的基本途径，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事实上，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竞争能力比较差，对宏观经济增长贡献不大，但其在就业上的作用却不可小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应当看作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当改变目前歧视中小企业的做法，尤其是要取消以收费的方式加给中小企业的种种负担。

第五，健全社会保障的问题。要改变对社会保障的两种传统看法。一是将社会保障仅仅看作是人道主义的措施。实际上，即使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支撑需求和消费，从而成为支撑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是认为社会保障为净支出，因此只有在经济状况很好，政府有充足的财力的时候才有条件搞社会保障。实际上，美国早在1935年就确立了福利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那时，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为什么在那种背景下搞福利国家？原因很简单，没有这种社会保障，就形不成消费能力，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尽管现在人们可以有各种理由批评福利国家的弊病，但在当时，没有社会保障，美国包括西方就无法走出危机。因此，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新的发展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摘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6中国改革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