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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大博士的同性恋历程(图)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9 月5 日 |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北京东单公园一角。该公园是北京同性恋人群聚集较多的地方 图/姜晓明

2004年,中国卫生部门在世界艾滋病日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中国目前的男同性恋有500到1000万人,占全国男性总人口的1%到2%, 他们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为1.35%。

新华社援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官员的话说:在中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当中,男同性恋占第二位,仅次于吸毒人群。

中国人幸而没有强烈的宗教感。但这个庞大的群体,仍然被形象地称为“柜中人”:作为一个长期游走在传统道德边缘的弱势族群,他们曾永远无法“出柜”,只能躲在黑暗中,与沉默相伴。

了解他们,关心他们,不仅是由于暗流汹涌的艾滋病正变成令所有人惊惧的现实威胁,而且,这实在是一种健康、无害他人的人道主义理念。

哪怕你憎恨、抗拒、或不喜欢,同性爱,不是病,也不是错误,也许只是他们自己都不得不痛苦接受的生活方式。

以下这组专题文章,包括了个案调查、报道和专家访谈,由于可以想见的理由,有些人物无法以真实面貌与读者见面。

爱人同志

-祝捷 发自北京

虽然被提醒要回避对他的外貌描写,但是我敢说,在我们见面的这个酒吧里,有一半以上的男人看上去比他更像一名同志。不过,这位北大博士生想告诉我的正是这样一点——他,或者他们,其实如此普通。

我们要了一壶茶,小Q端起杯子,缓慢地饮尽,也缓慢地讲述他的故事。

小Q:小时候,五六岁吧,家里有两个姐姐,她们的朋友也都是女孩子,我经常和她们玩,就和这些女孩子玩女孩子的游戏。慢慢地就好像受了影响。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心里不自觉地充当女性角色?考虑过变性手术?

小Q:不,角色是不确定的——和什么人在一起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跟有些人在一起,希望照顾他,跟有些人在一起更希望被他照顾。

手术绝对没有考虑过,因为我觉得那些人是心理与生理错位,就算“变性恋”吧,不是真正的同性恋。同性恋是没有错位的。

人物周刊: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小Q:初中的时候流行小虎队,我就喜欢那种眉清目秀的。后来上高中,看到很多人都在谈恋爱,也想找一个女生谈,可是被拒绝了。

人物周刊:能说说你最早的有意识的同性身体接触吗?

小Q:怎么说呢?其实我的经历挺复杂。从初一开始,我就看A片了。当时家里面有录像机,我偷偷翻出来我爸我妈收藏的录像带看。看的时候,我主要看男人。

人物周刊:你说你直到研究生时期,才真正开始了解,然后有了同性性行为?

小Q:怎么说呢……刚才不是说初一就开始看A片了么?看完就学会了自己用手。我有个邻居,跟我一般大,经常一起玩,后来我就教他手淫。

然后初中、高中、大学,我的感觉其实越来越淡。觉得这条路不可能,坚决不可能。所以大学时又开始设法喜欢女生。当时最喜欢的是系里面的一个女生,到现在我还挺喜欢她。她当时有男朋友,我们就做了好朋友。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她说喜欢你呢?

小Q:已经晚了,因为我已经彻底地变过来了。

那时是研二的上学期。我经常一整天呆在宿舍里上网,有天我无意间发现一个服务器在清华的网站,里面全是同志。这是我一个转折点——因为我发现自己原来并不孤单。后来,聊得多了,也开始见一些网友,不过从来不见我们学校的,因为怕尴尬。也怕一旦闹翻了,被他抖出来。你知道,这个圈子的关系往往很脆弱。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发现了同伴,不应该高兴么?

小Q:那时候,是在挣扎——对自己的身份的挣扎,到底能不能走这条路?心里好难受。

那年冬天,我大学喜欢的那个女生来北京玩。我想跟她说,因为她几乎是我惟一想到的朋友。我原来设想是那样的环境:我抱着她,说我大学的时候喜欢你,她可能很惊讶,然后我说,告诉你一件更让你惊讶的事——我变成另外一类人了……

我们去了圆明园。但我设想的情形完全没有出现。她仍然只是好朋友,而且她已经结婚了。

失败了,我就更难受了。也就不想那么多了,疯狂地见网友。

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北师大的研究生。因为都是学生么,很单纯,就好像大学的男生女生一样的恋爱。那时候,其实我们关系还没确定,不过经常一起玩。我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我别的同性恋朋友。有一个北邮的,他们认识才几天,突然对我说,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那时候,是我心里最郁闷的时候。寒假在家没待几天就回了北京,有过几次“419”(for one night)之后,我认识了一个中央台的。

2002年10月,我们第一次。之后他大概每个月来找我一次,完全是肉体关系。有时候做完就走,有时候还会吃个饭。但是我喜欢他,没有再找别人,只是每个月好好待在学校学习,等他来。

2003年2月,情人节的那天晚上,他来找我。完事之后,他说他喜欢上别人了,这时候,我知道自己没戏了。

人物周刊:这算是第二次恋爱?

小Q:嗯。而且我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肉体关系是跟他。

人物周刊:之后呢?

小Q:之后在校园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似乎对我有意思。我当时心里很烦,就匿名发过一个贴子,说现在有两条路,谁选我,我就走哪一条。

后来那个女孩子对我表白了。可是我发现,我没得选——只剩一条路了。关系最好的时候也就拉拉手,轻轻抱抱, 她想吻我的时候我都想办法躲开。她很失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不起她,但也要谢谢她,帮我遮掩了一下耳目。那时候,我开始觉得,已经完全变过来了。再然后就越来越排斥女生。

今年2月26日,一个人加我的QQ为好友。他一直看我在网上写的日记,说我跟他原来的朋友很像。3月27日,见面,去他家。

两天之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喝多了,让我过去。我放下电话,出门就跑。坐公车,再打车,20多块就到他家了。

那天之后,我好像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的男朋友。他在IBM,上班很累。我经常去给他收拾屋子。每次去,就会要求跟他做爱。有时候他说第二天还要上班,就草草了事。他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人很老实。

人物周刊:你会跟他一直在一起?

小Q:不会。他以后会结婚生子。

人物周刊 :那你就完全压抑自己?

小Q:谁知道呢?反正我现在遇到的30岁以上的,全是结了婚的。趁老婆不在家时出来偷。

不过我不想结婚,也不会找个拉拉(女同性恋)假结婚。我不能想象和女人生活在一起,如果家里问,我就说不想结婚。我就这么一直扛着吧,但是我想,老了怎么办?一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怎么办?这些都想不明白。

我现在就想出国。因为我很小资,外面的生活好些;离家远些,父母更没法管我了。外国环境也宽松些吧。

人物周刊:在美国加州,同性恋可以结婚,然后你再领养个孩子……

小Q:不知道,都不知道,等我能毕业再说吧!

中国公开同性恋身份名人录

张国荣

香港电影明星,歌手。“哥哥”很早便已坦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是大众心目中的男同性恋者的典范。

蔡康永

台湾作家、金牌主持。代表节目有《康熙来了》等。出道以来从不讳言自己的性取向。近来蔡康永与其男友的恋情更是有公开化趋势。

关锦鹏

香港著名电影导演。1996年,关锦鹏借纪录片《男生女相》首度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代表作品有反映大陆同性恋者情感生活的电影《蓝宇》、《阮玲玉》、《胭脂扣》等。

崔子恩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编剧。编剧并出演过同性恋题材电影《男男女女》。1991年,他坦白了自己的同志身份。随后被校方撤消了讲师资格和降薪一级,此后10年不得授教。当时,校方命他进入医院,但他拒绝承认同性恋是一种病态。

秦士德

青岛医科大学教授,皮肤科专家。

(实习记者 彭超整理)

周丹:为同性恋者维权

中国有4000万同性恋者。我敢说,我绝对不是你们碰到的第一个。只不过,我比较有勇气罢了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实习记者 彭 超 发自上海

2001年,对周丹的周围人而言,无疑是惊心动魄的。那一年的一天,他们所熟悉的周丹从主流成了少数派。

在此之前,作为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丹的生活闲适和惬意。工作并不繁忙,周丹大多数的时间在家里读书、写东西,过着多数上海高级白领个人的小日子。

如今,周丹的“个人”早已成了历史。在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后,他全身投入到推广同性恋知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社会活动中。拥挤的酒吧,喧闹的广场,大学校园的讲堂,到处活跃着他瘦小的身影。健康卫生宣传小册子、安全套、同性恋知识……成了他生活的重心。2005年6月27日,这位小个子的中国律师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

这是个典型的上海男人,斯文白皙,乐观爽朗,有着律师惯有的口若悬河的本领。如果不是他亮出自己的“同志”身份,你丝毫看不出人们惯常印象中任何Cc(“同志”人群语,意为“娘娘腔”)的感觉,如同你在繁忙的街道、写字楼擦身而过的一个普通过客。

活跃的少数派

“Condom,发音类似中文‘康等’。大家可以这么记——为了健康,请稍等,用上安全套。”此刻,周丹响亮的声音回响在一间做教室用的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围坐在他周围的,是十来个二十岁上下的男孩。

在一旁的“乐宜”的工作人员小郑的插科打诨下,小小教室里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在鼓励下,学生们磕磕巴巴地说出了简单的日常英语会话。而每当他们的目光与记者相触,他们都会迅速地低下头去,躲避着什么。

这是一群非常特殊的“学生”,他们的职业是为男同性恋者提供有偿的性服务,在“同志”人群中,他们有个专门的名称——Mb(money boy)。八月到九月的每周二、四下午,周丹就会赶到位于上海闸北区的一幢商住两用楼,为他们上两个小时的课。

周丹很少能够准时走上讲台的,因为学生们总是拖拖拉拉陆续而来。手头的教材与学生的实际需要多少有些差距。周丹为此做了相应的调整,加入了许多Mb的“工作”词汇,上课过程中不时穿插着一些性病、艾滋病防护知识的宣传。

成立于2004年底的乐宜,是一家致力于提高性少数人群的生活质量,在性少数人群中进行艾滋病、性病的防控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如今已较为人知的杜聪领导的、以救助艾滋孤儿为主旨的“智行”,乐宜的工作更有争议和敏感,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社会的特殊人群——Mb。在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当中,男同性恋者占第二位,而Mb是高危人群中的高危人群。

和周丹一起在上海最为繁忙的路段上走,在广场一角游荡、兜揽“生意”的男孩子,一看到他就吃吃地笑,躲开。“他们已经和我很熟悉了。”周丹无奈地笑笑:“最怕我抓他们去上课。”

“乐宜”的工作只是周丹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原本,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律师。”周丹自嘲道:“现在,我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到‘同志’事业上去了,当律师倒成了我的副职。” 在此之前,他曾和电台合作开通过一个同性恋者热线,“效果不是太好”。

而周丹最想做的事,是把自己的法律专业与同性恋知识的推广工作结合起来,但是这条路很艰难。“《时代》上说我是中国的 gay right lawyer(同性恋者权益律师),我觉得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在做中国同性恋维权,还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尽管如此,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为与异性结婚的同性恋者和其配偶提供法律咨询和救助。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周丹接到来自浙江的一位女记者绝望的电话:“周律师,我发现我丈夫竟然是个同性恋,我该怎么办?”

家庭地震

有着上海男人细腻、温和特征的周丹,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周丹的下面还有一个小他五岁的妹妹。从小,父母对两个孩子的要求很简单——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周丹也很争气,从小就学习成绩优秀,一直在学校里担任着班干部。

从小和男女生都在一堆玩的周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异于常人。进入中学后,一个男孩的身影闯进了周丹的心。然而,这是场苦涩的初恋。

从此,周丹明白了自己的性取向。

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周丹进了律师事务所工作。工作上一帆风顺的周丹和大多数“同志”一样,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身份。

父亲去世后,周丹和妹妹和母亲住在一起。2001年春节前夕,周丹的妹妹十分偶然地看到了他的同伴写给他的一封极其简短的书信,上面还画有图案:一支箭穿过两颗心。顷刻间,小姑娘震惊了——十多年来,在她的心目中,哥哥一直是学习的榜样。

震惊之后是气愤和不解。她立即打周丹的手机,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勾当。当时周丹正好在事务所,不方便向她解释和争辩。那一天妹妹频频打他手机,和他争吵,并恶语相加。

家庭会议一直开了一天,从白天到晚上。全家人都很激动,母亲和阿姨哭得稀里哗啦。母亲一边抹着泪水,一边自责道:“是不是妈妈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你长这么大了,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你介绍女朋友!”

时间是抚平裂痕最好的黏合剂。几年过去了,周丹和家人的生活都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周丹的妈妈一两天就会打个电话给儿子:“吃过饭了吗?”有时还问问“小鹿(他的同性伴侣)最近怎样?好吗?”

另一个周丹

“我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我的职业理想,不仅仅是把法律当作谋生赚钱的职业,而是希望要对立法、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作为“同志”权益社会活动家的周丹,是积极的,高调的,政治的。采访他的时候,几乎没有需要刻意回避的话题。然而,几次去周丹和他同伴同居的家中拜访,记者都会注意到,相册被倒扣在桌面上,印着主人图象的一对杯子被扣在了一起,在客厅精心布置、贴满照片的墙边一角,只有周丹一个人的照片。

自从四年前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了身份,周丹已经有足够的勇气生活在阳光之下。然而,他没有料想到,他这一勇敢行为给他周围人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我的同伴特别担心他的家人会知道,害怕暴露自己的‘同志’身份。为了这个,他常常会和我争吵。”

“圈子里的一些人现在一见我就躲得远远,因为和我在一起,无疑证明自己是个gay。”

周丹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传得更远更响亮,为此他一直保持着和媒体的密切联系。然而,周丹却有一个底线——不接受电视媒体采访。“一旦我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里弄里的邻居、家人的同事会认出来,我也担心家人、同伴受到的压力太大。”

自2004年起,他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选修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到今年秋季,“周老师”将更加忙碌,该课程将对本科生开放。“我的课一早就已经报满了”, 他多少有些得意。

在复旦授课时,曾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质问他:“你不觉得同性恋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吗?是在传播疾病、毁灭人类吗?”

周丹平静地直视对方的眼睛,回答道:“我想说一句话,可能会令你不悦——将来,如果你有了孩子,你的孩子就有可能是同性恋者。那么你会怎么去面对?”

中国同性爱大事记

1 1957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研字第7929 号文的形式,做出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在该文中对黑龙江高级法院指出:“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

2 1994 年张北川的著作《同性爱》问世。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出版物。

3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体大量报道中国内地同性恋者情况。一个叫做“中国彩虹”的北京同性恋组织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

4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过去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5 1997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合作完成了《迎战艾滋病》,称:“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迫于社会的压力,隐瞒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

6 1998年1月,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的性社会学专著《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该书是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1992)的增补本。

7 2000年11月,歌手毛宁被刺。因其涉及同性恋问题,引发了大众媒体关于“是否要对同性恋宽容”的大讨论。

8 2001年4月,中国精神病协会更改了对同性恋的定性,将其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已经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

9 2004年12月2日,CCTV新闻频道“央视论坛”栏目播出《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这是CCTV首次正面讨论同性爱现象/人群,标志了官方主要传媒在对同性爱现象/人群认识方面的重大突破。节目以较开放的视野,介绍了发达国家对同性爱者的态度,明确反对“同性恋=艾滋”的偏见,强调了艾滋病在我国男性性接触者中流行的严峻现状。

(实习记者顾及整理)

三个Mb男孩的上海故事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你是谁?你以前接触过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吗?”

“你来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来做社会调查吗?”“你们调查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怎么看我们的?”“你是个女孩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龌龊?”

他们直视着我的眼睛。还没等我开口,问题就雨点般向我袭来。在他们的眼睛里,你能读到的只有一种东西——戒备和怀疑。

这就是被“同志”圈子里叫做Mb男孩(money boy)的人群。他们散布在上海各个角落,在广场,酒吧,舞厅,或是虚拟的网络上,寻觅购买他们服务的客人。据同性恋研究专家张北川教授估计,在上海,Mb的数量应该不下几千人。

在上海一个Mb聚集的广场。漫步在绿树成荫的一角,在周丹的指点下,记者识别出大概有二十多个Mb,他们往往两三个一群,或是站着,或是坐在供游人休息的石椅上,等待“客人”上门。

他们的年纪都很小,一般都在25岁以下。许多来自于内陆或是西北偏远的农村,学历都很低,随着民工潮涌入沿海的大城市打工。然而,繁华的城市对他们并不友好,他们往往找不到工作,或曾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多数人有过不愉快的遭遇。往往是在“朋友”的引领下,成了城市夜色下的一名Mb。

他们中有的是“同志”,也有不是“同志”的,还有双性恋者。他们是隐藏在城市夜色里的一群人。即使Mb之间,也少有人知道别人的真实姓名。

“老江湖”小周

小周就是漂泊在上海的Mb人群中的一个。这是个单眼皮、小个子、肩膀宽宽的男孩,1984年出生的他已有四年的Mb生涯,习惯称自己是“老江湖”。这次是他第六次来上海,大多时间都在北京游荡。

和小周的几次接触中,你常常会发现,他会撒点谎,话里有些细节前后矛盾,这或是出于自我保护,或是自尊心在作祟。这也许是他在四年中能生存下来的一个法则,一道防线。

很小时,小周就知道自己喜欢男孩子。读到初二,他再也不想念书了。2002年,他和同学一起从家乡跑到广州,“想干一番大事业”。

刚下火车,就被人骗去了仅有的一百元钱。随后,他找不到工作,也没钱找住的地方,只能游荡在广州的荔湾广场,白天寻找机会,晚上就找个椅子睡了。

一天,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子走到他面前,和他搭话,然后把他带到家里。中年男子在一家外贸公司做经理,当天就给了小周一个6000块的存折。后来也时常会给他一些钱。两人在一块生活了半年。

包养的日子,很快在中年男子家人的介入下结束了。小周又开始继续没有着落的生活。一度他觉得与中年男人之间确有感情的存在。一个朋友说,你已经是这条路上的人了,那就和我一起去做Mb吧。

那以后,小周就在各个城市游荡,一边开始Mb的生活。“这份工作很自由,喜欢去做就去做,不想做就不去做,没人管。”他一般在网上招揽生意,网上有他的照片和联系电话。自称“老狐狸”的小周有一套“谈生意”的方法,他自称很少被人骗过,“只有我骗别人的”,“从来没见过面的人,已给我寄了四五千块钱”。

有时,小周会害怕自己感染艾滋病和其它性病,“但真做了这一行,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渐渐地,他也有保护自己的原则,“如果客人不用套,我是绝对不肯做的”。

常常把“做什么事只要开心就行”挂在嘴边的小周,心情好时会很疯,但“不知怎么的就不开心了,一个人闷闷的”时,会“觉得自己很恶心”。这时,他就给一个在网上认识的新疆女孩打电话。小周称她为姐姐,“姐姐”对他很好,“她说会到上海来看我”。

他曾经和一个四川的男孩相处一年多,最后还是分了,小周被伤得很重。“我发誓再也不找男朋友了,这个圈子里没有爱情,一切都是假的。”追求他的人有过一些,都被他拒绝了,“做朋友比恋人好。恋人之间会干涉彼此的事,会吵架”。

小周的家在广西的一个小县城里。他有个孪生哥哥,在北京一所大学念土木工程,今年大三了。“他不是gay,有女朋友,有很多”,小周强调。哥哥读书很费钱,每学期都要花七八千元。学校要开学了,小周刚刚给他寄去四千块钱。

“家里人知道你在做Mb吗?”

“不知道,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绝对接受不了的。” 只要手头有钱,他就向家里寄,“四年里,我给家里寄了五万块”,说到这个,他有点骄傲。

安静的Luke

相比小周,Luke是个老实得多的男孩,安静,黑T恤,脖子上挂着个亮晶晶的饰物。在英语课练习会话的间隙,他鼓足了勇气,羞涩但认真地问坐在一旁的记者:“请问一下,这句英文怎么读?”

来自陕西农村的Luke去年下半年才踏进这个圈子。此前他在南京的一家饭馆已做到了领班的位子。“老板对我特别特别好,很看中我的能力”,但在浴室的一次经历,改变了一切。

对放弃工作做Mb,Luke追悔莫及。“如果当时坚持做下去,而不做Mb,我现在工作会好很多。”Luke说他一直有个梦想,要做“很大很大的生意”,“就和海尔的张瑞敏一样”, 让别人都羡慕。

现在,Luke和Mb朋友们住在一起,三个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这段时间Luke的“生意”不太好,“只能吃饱饭吧”。

Luke很认真地告诉记者,他一定会找份别的工作做的,“有房有车,能够过很优越很安静的生活”。这个梦,多少有点虚幻。

“模范学生” Lover

在一堆Mb中,Lover是个很扎眼的男孩,高高帅帅。在Mb中,他也是惟一一个每堂英语课准时到达的“模范学生”。在来上课的Mb中,他学历最高,读到大专。他还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在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销售工作,“工资很低,每个月只有一千多”。

半年前,Lover从西安来到了上海。他自称是个双性恋者。在学校读书时,曾有过一个女朋友。“当我女朋友知道后,她说能够包容我,只是希望我能改。”来上海后,两人最终分手了。

Lover并不太喜欢和其他的Mb来往。这是个目标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男孩,他喜欢去淮海路一带的酒吧和老外打交道。他特别羡慕上海本地的Mb可以用熟练的英语和外国人交流,现在,他正在努力地学习英语,“我要学到高级水准”。

他曾问记者是否能够帮助他,“我对娱乐行业蛮感兴趣的”。

刚到上海的时候,Lover曾和别人挤在一个每月400多元的房子里。而现在他已经和别人合租了一个干净的、每月1500块的两室一厅。每个月他能积下4000多块钱。

“上海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我感觉自己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

同性恋在西方

在许多未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中,同性恋曾是一种社会风俗。自基督教成为

罗马国教以来,西方社会对同性恋进行严厉的惩罚和打击,这一现象直到19世纪才开始改变。

国外对同性恋也有歧视,而且曾是相当激烈的。希特勒曾想要消灭所有的同性恋者,对他们进行了毁灭性杀害。以前的教会也大力打击同性恋,认为同性恋是可耻的,是不伦、违反教义的。

同性恋解放运动在西方的兴起,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同性恋运动,以1969年6月29日发生在美国格林威治村石墙旅馆中的警察与同性恋者的冲突为起点,当时参加同性恋示威游行的人数高达400万人。时至今日,每年6月29日前后,世界各国的同性恋者都会举行纪念游行活动。

目前,西方各国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其改变表现在,只要不违反以下三项原则,同性性行为即可不受法律追究,这三项原则是:(1)不涉及未成年者;(2)不在公共场所进行;(3)双方自愿。换言之,法律已不再追究发生在两个成年者之间的自愿的、私下进行的同性性行为。

1988年,丹麦率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瑞典、挪威、冰岛、荷兰和比利时相继跟进,允许同性恋在政府登记伴侣关系,享受等同于异性恋配偶的各项权利。

2000年,美国佛蒙特州成为第一个全面承认同性关系合法化的美国地区,允许同性恋者以公民结合代替结婚的形式组成家庭。法国也于2003年设立了“公民契约”,允许同性伴侣享受多项配偶福利。

德国、加拿大和芬兰在2004年实行同性伴侣关系合法化。印度和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成立了同性恋社会组织,呼吁推动同性恋的非刑事化。

最近,日本的东京成为第一个以法律来保障同性恋者权益的亚洲城市。

陈礼勇:媒体偏见比大众的麻木更可怕

陈礼勇,1975年出生于鄂西北。曾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2001年底始,自费赴全国城乡采访同性恋人群,先后在大陆和香港出版《中国同性恋情感实录》、《中国同性恋调查》。现在北大念书。

-特约撰稿 祝 捷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采访那天,北京阴沉多雾。上午十点,约在北大东门见面。我对刚上完课的陈礼勇说,你地方熟,你说去哪?他很自然地抬头指了指未名湖方向,找个亭子坐坐吧。也许是他的习惯,也许是在回避喝茶请客的问题,他选择了室外。

我看着他简单的衣着和老旧的手机,也摸摸自己口袋里面的十几块钱,我说:那好吧。

人物周刊:先说说你怎么会对同性恋有兴趣的?

陈礼勇:其实我听说这个词挺晚的。1999年上网,无意中找到一个台湾网站。主页上有张图片,是两个男人抱在一起亲热。很好奇,就进去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同性恋”这个词。

人物周刊:你看到两个男人亲热不反感吗?

陈礼勇:是呀,我也很奇怪,当时的感觉应该说是惊喜。不过并不是找到自己圈子的那种惊喜,因为我不是同性恋。只是因为发现了这么群人的存在。反正挺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本身不是,可却对同性恋问题有这么大兴趣,为什么?

陈礼勇:出来上学,见了世面,男孩子么,总有点社会责任感什么的。以前年轻时,农民问题、教育问题我也挺关心。后来接触这个圈子以后,觉得相比较农民、上访者、城市贫困人口之类,同性恋者好像更缺少保护和声音渠道——前面几类在现实中是弱者,但是在社会道德上是被保护的。而同性恋他们似乎从传统道德上就是被批判的,所以也更需要帮助吧。

人物周刊:经过这几年的观察,你对这个群体的认识怎样?

陈礼勇:讲一个我2001年接触到的故事:一个中央编译局的老外和他们门口保安的爱情。他们1993年就在一起,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2000年的时候,保安也不小了,家里父母要抱孙子,就拼命催他结婚,结果和一个北京郊区的姑娘结婚了,这样户口也算是进了京。老外想不通,他觉得两个人相互喜欢就应该在一起,而对保安的婚姻就更理解不了。

老外喜欢音乐,平时搞个乐队在酒吧演出。他慢慢培养保安做鼓手,现在保安也不干了,专门打鼓。这就算命运都改变了。这个老外和保安的爱情,异性恋的世界几乎不可能发生。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同性恋群体的最大压力是来自传统。最直接的就是传宗接代,这是我看到的很多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2001年时我在一家报纸,把这个故事写了篇4000字的稿子,叫《住在北京的洋同志》。同事看完都说好呀,因为当时这种不带倾向性的报道还不多,等到快印刷了,稿子撤了。因为领导说不要把报纸搞得太另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媒体时代,媒体的偏见比大众的麻木更可怕。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呢?

陈礼勇:网络媒体相对好些,主流传统媒体还是保守。主流传统媒体中,北京或大城市的还可以,其它地方还是不行。关于同性恋的报道,仍然和

艾滋病、犯罪、变态等事情联系在一起。时间长了,自然就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你的工作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找不到女朋友?

陈礼勇:原来有一个北广的姑娘,研究生,跟我一起采访,她拍纪录片。我们到全国各地去采访,坐火车只能坐硬座,吃方便面。可她毕业以后就回深圳了。毕竟毕业后这不能当正式工作呀,也不挣钱。

我没因为接触多而变成同性恋。我觉得性取向真的是天生的。还是想找个女朋友,能理解我,能跟我一起干这个工作的更好。

人物周刊:你在采访中,接触到了同性恋群体的负面问题吗?

陈礼勇: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性行为的不检点。男同性恋的做爱方式比较容易传染艾滋病,所以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问题的原因并不完全在同性恋者身上:他们平时只能装着过正常生活,偶尔出来。这还是社会传统的压力造成的。

李银河曾经说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苟且偷安”,不敢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也是想建议他们,勇敢地先对家里人说,再对社会说。

人物周刊:听说你办了个网站,还在策划一本同性恋杂志,搞保护同性恋权益的组织,你是想充当振臂一呼的角色?

陈礼勇:说实话,过去都还真有这种感觉。不过这是别人形容我的。但是很多同性恋者并不想要出来见阳光。他们虽然偷偷摸摸,但是已经找到偷摸的方法,没必要自寻烦恼。就像我策划的那个同性恋权益组织,主要发起人几乎都不是同性恋。

人物周刊:你目前最需要的?

陈礼勇:就是钱。如果有钱,我就可以找人全职做这些了:网站、杂志、权益组织。原来跟我一起拍纪录片的姑娘,可能也不会回广东了!

张北川:仅仅指责和批评是不公正的

张北川,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获得“马丁奖”——一项旨在奖励对促进艾滋病预防有贡献人士的国际奖项。呼吁正视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人物周刊:张教授,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里有相当数量的Mb人群存在。那么中国Mb人群的数量有多少?

张北川:目前,对中国Mb人群的总体数量,国内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但是根据研究者在不同城市的调查显示,数量应该不在少数,因为有很大的买方市场存在。在2001年我们对1100个“同志”所做的调查中,其中有50个是Mb,比例非常高。

在大城市、沿海地区,Mb人群数量更为庞大。这和人口的需求是一致的,人口越密集、文化越开放的地方,男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的性需求就越大。据我们估计,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Mb的人数大概有几千人。

人物周刊:这个人群的大致特征是如何的?能否为我们大致描述一下?

张北川:根据多项调查显示,中国的Mb人群呈低龄化,年龄一般在25岁以下。这是个低

文化人群,基本为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一般都是在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中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内,80%的Mb是gay(同性恋者);而在东南亚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非gay的比例很高。这说明男性从事性工作主要是经济行为,是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引起的,这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现象。

人物周刊:这个人群的存在,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健康隐患?

张北川:国内一项调查显示,70%的Mb其实是异性恋者或是双性恋者,他们与异性有过性关系。所以这是个“桥梁”人群,

艾滋病和其他性病会通过Mb人群,向女性散播。

人物周刊:作为同性恋问题研究者,您如何看待同性恋中的性买卖行为?

张北川:Mb的卖身,本质上其实和“小姐”一样。但需要廓清一点:异性恋者的性权利受到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双重保护。而同性恋者则不同,他们的性权利本身不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买”是获得性满足最便捷的通道。从这一点说,对同性恋性买卖行为做过多的指责和批判,是有失公正的。

人物周刊:如此庞大人群的存在,确实会给社会带来诸多隐患。您认为,这一社会问题该如何控制呢?

张北川:Mb人群的存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殊的经济现象。要用法律或者道德来根除这种现象,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同性恋者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境地。在中国,同性恋被视为禁忌,绝大多数同性恋者都隐瞒自己的身份,多数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选择与异性结婚。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长期以来处于性压抑状态。

据调查,有77%的同性恋者经历过严重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遂行动,66%孤独压抑,50%严重影响工作,38%的人遭到诸如侮辱、

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所以要谈控制,就需要社会给予同性恋群体更多的包容和尊重,从法律、道德、社会意识上加强社会建设,让同性恋人群不再压抑性需求,能够通过正当途径寻找性伴侣,以健康安全的方式获取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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