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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谈郑和下西洋:六百年前的文明礼仪之师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6 月21 日 |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主持人:李庆英

特邀嘉宾:

王春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600年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由郑和率领启航……这是古代中华民族探索海洋的最灿烂的一幕。郑和七下西洋,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强盛的国力、先进的科技,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郑和船队是文明礼仪之师,是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典范,在中国航海史和对外开放交往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先驱性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推行明王朝的“礼治”外交,发展“朝贡贸易”,提高明王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

主持人:1405年,郑和率领将士两万七千多人,大海船六十多艘,开启了第一次下西洋的航程。长期以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很多说法和解释。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因呢?

王春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长期以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历来史家聚讼纷纭,至今并无定论。为了不把问题复杂化,我们倒不如相信《明史·郑和本传》的说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中国历代帝王,向来以天之子自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们有了强大的国力基础时,总要扬威四海,与所谓“四夷”各国建立盛大的朝贡贸易关系,朱棣更是这方面的典型。

许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旨在于“宣德化而柔远人”,推行明王朝的“礼治”外交,同时发展“朝贡贸易”。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接纳儒家“中庸”思想,在治国理念上,强调“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对外关系上则突现“和为贵”的礼治外交。例如,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自序》云:“声教洋溢乎四海,仁化溥洽于万方”,其宗旨是“颁中华正朔”,“宣德化而柔远人”。因此,综合来看,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提高明王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

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中西海上航道,将明朝“礼治”外交推向了鼎盛时代,“西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确立起和谐的国际关系,在浩瀚的海洋上铸就了华夏的“蓝色文明”

主持人:郑和下西洋对当时的明王朝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

许凯:从历史上看,明初推行“礼治”外交,力图构建以“天朝”为中心的“封贡”与“柔远”的外交格局,恢复汉唐以来长期中断了的万邦来朝的“华夷秩序”。郑和七次下西洋正是明初“礼治”外交方针的一次伟大实践。庞大的船队出使亚、非诸国,提高了明王朝的国际声望,加强了与所达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确立起和谐的国际关系。郑和的航海创举在南洋与印度洋各国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他们将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等物品和先进的华夏文明远播至所到的亚非国家,并进行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使中国“知异域之事”,“普天下何若不同”,也让“远夷知尊中国”。应当说,东西方人对世界航海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睦邻友好的精神风貌,在浩瀚的海洋上铸就了华夏的“蓝色文明”。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和下西洋使明代京师成为中国同亚、非诸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提高了明廷的国际威望,确立了“一统独尊”的地位。郑和下西洋期间,各国贡使梯航数万里,接踵中国,前来朝贡。明代的中外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在对外交往中,明朝奉行“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方针,施行官方的“朝贡贸易”。在明廷“礼治”外交的感召下,慕义来华的有很多国家的国王。

王春瑜:郑和“宝船”满载海外奇货珍宝而归,各国贡献毕至,物品丰富多样。史料记述西洋各国贡品主要有香料、染料、珍珠、玛瑙、宝石、布匹、珍禽、异兽等。贡品中不乏奇宝。大宗贡品则是胡椒、苏木、布匹、香料等。例如,阿丹国一次就进贡胡椒七万五千斤。

许凯:当时,国家府库贡品盈积,少部分珍品为皇室贵族享用,而多数贡品则“折支”京官俸禄。郑和下西洋交易之物与各国进贡物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作用。

主持人:明朝“下西洋”的外交远航为什么终止了?

王春瑜:郑和七下“西洋”所进行的贸易是朝贡贸易,并非近代意义上纯商业性的贸易,因此七下“西洋”的耗费,也是惊人的。有条史料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后来至成化间,“朝廷好宝玩”。宦官中有人讨好皇帝,说宣德时三保太监下“西洋”,“所获无算”,皇帝心动,遂派了一个宦官到兵部去查当年郑和航海的档案,车驾郎中刘大夏找到这批档案后,却偷偷藏起来,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反对,明宪宗终于打消了重下“西洋”的念头。到了万历时,有人竟将沿海的“寇盗复起”,也归罪到郑和下“西洋”引出来的结果,那是荒谬不值一驳的。

许凯:其实,郑和下西洋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耗费,在“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维持,而到了正统年间,“国势寝弱”,哪里还有可能负担得起下西洋的巨额耗费。尽管明英宗在复辟后曾打算仿效永乐的做法,派遣都指挥马云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极力反对,明英宗只好放弃下西洋的梦想。另外,郑和下西洋从事的是官方贸易,所需的各种物品都是官办提供。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政府所控制的官办船场、手工业作坊很多,生产兴旺发达,但至宣德年间,官办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生产的物品数量少、质量差,无法满足下西洋的需要。这可能也是下西洋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

王天有: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朝贡贸易被官方垄断,具有不受市场调节、违背经济规律的特点,故不可能长久。

通常认为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闭关锁国。其实,明朝乃至清朝中叶之前,中国仍然是以开放为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和历史舞台的

主持人:明朝初期实施怎样的外交政策?

王天有:明朝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对私人海外贸易严加限制,这就是所谓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实行海禁政策从政治上讲,是出于对新生国家安全的考虑;从经济上讲,当时王朝初建,百废待兴,明太祖主要致力于农村经济的复兴,还无暇顾及海外贸易。明成祖即位后,继续推行海禁政策,但是与明太祖朱元璋有所不同,他对于发展与各国政府的关系、重建朝贡体系、开展官方贸易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可见,明前期对外政策主要表现为“朝贡贸易”与“海禁”两个方面。郑和下西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主持人: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就走上闭关锁国之路。是这样的吗?

王天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在看待郑和下西洋时,应当全面评估其所带来的双重效应。郑和下西洋第一种效应,即代表了中国古代礼制朝贡贸易关系的最高水平。第二种效应,即客观上刺激、启示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这一效应并非明朝皇帝的本意,也非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所在,但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效应。近年来,有学者对郑和七下西洋的总人数做过估算,大约有十万人以上。这些人走出国门,精彩世界,触手可及。他们回国之后,以言传身教感染了数倍的人。特别是闽浙地区多靠海为生,所以当地百姓逐渐把从事海外贸易当成维持生计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官方终止下西洋的同时,民间海外活动悄然发展。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才十年多,民间海外活动便已经十分活跃。“隆庆开关”之后,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此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开始远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成为世界市场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这些都显示,伴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开展,出乎明朝政府意愿,大规模的民间海外贸易在沿海地区开始蔓延,商舶贸易呈崛起之势。随着国内外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一个重要变化,从唐、五代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代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明朝实际成为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可以这么理解,明朝商人与欧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为十七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前瞻性的启示和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郑和下西洋的诸般后续效果刺激开创了“隆庆开关”的时代,而“隆庆开关”则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民间层面。曾经为官方独占的海外贸易,日渐衰微,逐步让位给更加具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这是郑和下西洋所意想不到的更为深广的效应。其实,历史上中国真正走向闭关之路始于清朝乾隆时期。

郑和船队为文明礼仪之师,既未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也没有掠夺当地一分一毫的财产,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给所在国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明水平

主持人:据了解,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人民还把郑和奉若神明,一些地方还保留有“三宝庙”、“三宝垄”、“三宝井”等。那么,郑和为什么会受到这些国家人民的欢迎和尊敬?

王天有:郑和下西洋时,“西洋”一些国家的土著居民生活方式还很原始,郑和到达之后,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建立清真寺,劝人为善,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郑和大规模船队的访问对东南亚沿海诸国及非洲东海岸很多部落或城邦形成了不小的文明冲击。一时间,学习中国成为风气。郑和七次下西洋,多次到达满剌加(马六甲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甚至一芥不取,是名副其实的和平使者。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给所在国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明水平。

许凯:郑和在南洋各国传播华夏文明,所到之处,抵国问禁,入境问俗,尊重其国风俗。当地人民为了怀念这位伟大的和平先驱,为郑和修庙,焚香祭祀,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他们还用郑和的名字命名其遗迹和物品。如印尼、爪哇有三宝洞、三宝井、三宝垄、三宝庙(内立郑和塑像),香火极盛。

主持人:郑和的航海活动与西方16世纪航海相比,有何根本不同?

王天有: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明朝就制定了睦邻友好的“祖训”。朱元璋的这一祖训影响了明一代,郑和下西洋也秉承了这一祖训精神,不存在对外殖民的诉求,有的是共享太平的理念和行动。郑和使团抵达之地,从不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而是施恩布德,共享太平之福。郑和船队为文明礼仪之师,既未强行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也没有掠夺当地一分一毫的财产。十六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前的原始资本积累,争夺海上霸权,在美洲非洲及亚洲等地,用“剑与火”,进行血腥的殖民掠夺。然而,郑和航海的性质与之是截然不同的。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其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都是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无法比拟的

主持人:有人说,郑和率领的船队是当时甚至是20世纪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是这样吗?

王天有:十五世纪是人类认识和挑战蓝色海洋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郑和的航海始于该世纪之初,出现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之前。在航海规模上,郑和第一次出航率巨艇62艘,大舶长44丈4尺,阔18丈;中船长37丈,阔15丈;官兵人等27800余人;平均每次船只50余艘,人员27000余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艇编队。郑和远航的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都是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无法比拟的。郑和船队的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这样的船放到今天来建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更令人惊叹的是,在15世纪初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庞大船队如何能够进行通讯联络与指挥管制?如何实施后勤补给作业?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们祖先非凡的管理成就,值得学习和研究。

主持人:为什么这样的船队和远航的壮举能出现在15世纪的中国?

王天有:中国是世界海洋文明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据现今可考的史料显示,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举措,史书上还有“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的记载。到宋代,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这是航海技术史上划时代的进步。元代中国海洋航运业无论在航行规模、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都超过了唐宋。在大海航行中,确定船舶的方向和位置是至关重要的。郑和航海中运用了“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星的高度来确定船只的地理纬度,这就比早期的看太阳、月亮、星辰的位置来确定航向大大的进步了。我国古代在航海技术方面有着许多发明创造,郑和使团在航海实践中继承了这些成就,形成了一整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而实用的天文和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证实,文明的传承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敞开国门,不断地吸纳各国先进的文化,国家富强了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主持人:今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最近,经国务院批准,选定郑和下西洋纪念日作为中国“航海日”。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纪念郑和下西洋的现实意义?

许凯: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对外交往之举,推起了开放之门,大批使节来朝,进行广泛官方交流。郑和下西洋期间,诸国古未通中国者多来朝贡,繁华一时。尔后,明清两朝对经营海权不够重视,饱受海上列强的侵略欺凌,割地赔款,甚至沦为半殖民地,这即是辉煌与衰落的强烈反差。最近出版的《当中国称霸海上》(广西师大出版社版)就有力地揭示了这一点。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证实,文明的传承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敞开国门,不断地吸纳各国先进的文化,国家富强了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王天有: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壮举,对中国发展航海事业、增进与世界各国睦邻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纪念郑和,有助于增加民族的自豪感。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航运大国,向国民普及航海知识、提升海洋意识很重要,这对科学航海和发展我国航运事业和海洋经济意义深远。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不搞霸权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反对恃强凌弱,致力于同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是郑和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对郑和的纪念,还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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