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中国白领参与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分工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3年4月2日文章:美国大量输出白领工作——专业性工作转移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作者:彼得·古德曼/Peter S. Goodman)

    上海,一位建筑师正在审视着一份建筑物的总体设计草图,考虑着怎样完成自己负责的设计任务。她的工作是为这座建筑设计一套楼梯,并让楼梯既非常贴合楼梯间的构造,又完全符合当地的建筑物安全规范。这是建筑设计师典型的工作方式,唯一不同的是这位叫陈春(音)的女建筑师是坐在中国的小起居室里工作的,而她所设计的楼梯则要建造在美国纽约北部财富500公司的综合办公楼里。陈春所遵循的“当地建筑安全规范”也是发生世界另一端的规范,她自己从未亲身体验过。

    这种远程工作方式在几年前只可能是实验性的,而今天却变得如此平常。

    陈春是为美国纽约的HLW国际LLP公司工作的。在她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她就会通过国际互联网将设计蓝图传回纽约的办公室。她和公司可以通过跨越太平洋的双向电视会议取得联系,面对面的沟通设计细节。HLW公司的业务正在扩展,公司会将高度概念化的工作划分成很多部分,然后把它们交给远在上海的合作人完成。这种远程合作所花费的成本很低,仅仅只是在美国的工作成本的一小部分。不仅如此,这样做可以使公司的工作时间增加到每天24个小时。

    很久以前中国就开始输入工业工作和劳动力密集型工作了。美国的顾客们已很习惯他们的篮球鞋是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或者越南缝制的,他们的电器和汽车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墨西哥的流水线生产的。

    然而HLW公司在上海进行的工作却和以往的工作输出不一样。它表现了技术产业是怎样使自己变得更加细化,并投入全球产业链的。这些高技术工作原先总是与某一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现在却同样可以向劳动力价值相对较低的中国等国家转移。

    这种白领工作的输出已经不只是美国的某几家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几个客户电话服务中心那么简单了。以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为例,现在已经有印度的放射学专家向美国的医院解释CT扫描技术,印度的会计使用财务软件为全球各地的用户计算财务情况和风险。美国的建筑设计工作已经输出到了菲律宾、波兰、印度,最重要的是中国。微软公司也在中国北京建立了高精尖的电脑技术研究中心。根据弗莱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 Inc.)的报告,到2015年,美国将有超过300万个白领工作岗位以及将近1400亿美元的白领薪金将会输出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

    HLW公司在专业工作输出方面取得了卓著的进展。在HLW公司的上海办公室里有一间重要的会议厅,会议厅的白板上记录着当天正在由上海建筑师参与设计的工程项目,包括: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一间电影工作室、曼哈顿东96大街上的一座公寓楼、新泽西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实验室、豪华的上海网球俱乐部扩建的俱乐部会所、电梯和电动扶梯顶级企业奥的斯公司在中国杭州的电梯制造厂。

    在上海办公室里工作的36位建筑师中大约有一半是为美国的工程工作的。

    HLW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室建立于1996年,当是HLW公司的目的只是利用这个办公室为公司在上海已经赢得工程作设计工作,并没有指望它能够参与到美国的工程当中去。当时克里斯托弗?周,也就是现在上海办公室的主管,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上海仙乐斯广场,一座40层高的玻璃建筑,坐落在上海市人民公园边。这座建筑物足以使建筑师在建筑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克里斯托弗·周不得不频繁的往来与太平洋两岸,他需要在上海市有人帮助他。

    这个工程完成了,公司在上海站住了脚。无意间接触上海的建筑设计事务让公司的业务豁然开朗。上海市的地平线上似乎每周都在增加新的建筑物。黄浦江边的浦东新区正在从原先的泥泞土地变成新的金融中心。在上海外滩的北面,上海市正在计划着建立新的综合商业区和公寓区。

    HLW公司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些建设当中来。尤其是克里斯托弗·周,作为一个纽约人,上海市才是他的真正的机会,他希望在新的不夜城创造自己的事业。

    克里斯托弗·周解释说:“在上海发生的变化就好像美国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样。上海外滩以北有120公顷土地,是个充满活力新兴市区。世界贸易中心还不到它的十分之一大小。而且那里正在等着我们这些建筑师去设计。美国的建筑设计师必须倾其一生才能等到这样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我们在美国的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市区的边缘做一些建筑设计,像上海市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同时,上海的商机也在迅速增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早期,上海建筑业再次兴起。当时很多开发商认为建筑设计是细枝末节的工作。他们觉得只需要雇一个人坐到设计桌前面,然后按照已经建好的某栋建筑的样子画一画就好了。在美国和欧洲,开发商常常会花费总建筑成本的3%到4%,邀请世界顶级的建筑设计公司做设计工作。而当时在中国,降低成本和预算是最重要的。

    在克里索托弗·周办公室工作的一位上海设计师J.C. 鲁回忆说:“当时你设计一间公共厕所和设计一家新型医院所得到的回报没什么区别——都只有建筑成本的1%上下。”

    但是随着上海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上海投资,以开发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开发商们也开始注重建筑物的美观和先进性。他们开始寻求更加精致的设计。很多公司都希望建造自己标志性建筑物,并把公司的名字放在楼顶。他们愿意支付国际水准的价格,以获得高质量的设计作品。

    于是克里斯托弗·周和鲁逐渐的建立了一支本地化的设计队伍,并且为赢得上海的建筑设计工程努力。即使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和1998年,很多其他建筑设计公司撤出了中国,他们坚持了下来。他们从中国最好的建筑学院里雇佣研究生,按利润付给他们分红。

    但问题在于上海一地的建筑设计项目是不稳定的,无法预期员工的需求量。克里斯托弗?周说:“如果这里有一个大项目的话我们就有很大的工作量,我们需要很多优秀的设计师,但是我们不可能总是雇佣这么多人,等着大项目的出现。我们平时也要给他们找些工作。”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HLW公司却有很多工作要做,几乎超出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因为当时美国的网络经济正在大红大紫,美国需要设计一大批新的科学园、办公大楼和新的附属建筑。

    克里斯托弗·周说:“我们在美国忙得够呛。我们不得不没日没夜的工作,争取在截止时间之前完成建筑设计。那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上海的办公室正好跟纽约的办公室有12小时的时差。我们可以在纽约工作上12个小时,再把活交给上海办公室,这样我们一天就有24个小时可用了。”

    而且这样做可以节约很大一部分成本。在纽约,HLW公司付给一个熟练的建筑设计师的小时工资约为100到120美元,而在上海,付给设计师的只是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虽然克里斯托弗·周拒绝透露具体数字,但他表示“那要少得多”。

    最早的实验性合作完全是一场灾难,错误的信息传输几乎毁了一切。虽然在上海,英语也是HLW公司办公室的工作语言,但是在远程电视会议上,很多中国建筑设计师却不习惯用英语与远在美国的同行交流。他们在说话时显得害羞。而且他们也不熟悉美国同行工作所必需的软件,不知道美国的建筑技术标准。在分配工作时,上海的建筑师常常无法理解纽约办公室所给出的空间形象。因此,员工需要培训,工作做完了以后可能要回炉重做,再重做,这一切抵消了节约的时间和成本。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和一堆技术问题斗争。当时员工们最直接的体会到了高科技的脆弱。不论有关设备的广告做的怎么好,环球通讯总是出现问题。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规劝自己的调制解调器好好的和大洋另一边的调制解调器说话。

    就在那些日子里,员工们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工作程序被理清了,工作终于得以正常进行。HLW公司的顾客们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建在洛杉矶或者纽约的大楼有一部分是在中国设计的。上海的建筑师们也完全掌握了美国的设计标准。

    克里斯托弗·周说:“在很多方面,他们(上海的建筑师)更出色。他们有非常高的积极性,而且在很多事情上,他们更加挑剔。”

    随着高级技术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开始减缓。HLW公司在洛杉矶解雇了20个人,然后又在上海补齐了这一空缺。

    当太阳落在西方高楼林立的天边的时候,陈春完成了她的工作,并准备把楼梯设计方案发回纽约,那里刚好是黎明破晓时分。她最后一次检查她的作品,以保证楼梯的栏杆符合规范。

    “楼梯的细节设计非常困难,因为美国给出的标准很复杂,”她说,“但是我和设计作品之间的距离缺丝毫不构成困难。”

    中国网2003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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